張亢堪稱北宋中葉的一代良將，其見識和膽魄為一般文臣出身的將帥所不及，其戰場表現又超過許多武官同輩，其事跡可謂足以傳世。但張亢卻屢遭彈劾、壓製，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還頗受非議，仕途坎坷，至死未能顯達。
張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擊是與公使錢有關。公使錢是朝廷發給地方官的一筆經費，用以應酬宴請、饋贈及交通等等支出，實際上使用範圍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員們支配。慶曆二年十一月，張亢就任涇原經略安撫招討使兼渭州知州時，正是本路宋軍慘敗不久，人心惶惶。張亢為了彌補公使錢的不足，隻得派手下牙吏從事販運盈利活動，增加經費收入，以犒賞部下，激勵鬥誌。如《宋史》本傳所說：張亢輕財好施，凡宴請犒賞，常過於他人，“以此人樂為之用”。這原本屬於邊將傳統做法，以往宋太祖還特別給予邊將這方麵的特權。不過，由於張亢與上司鄭戩意見不合，因此遭到鄭戩的報復，告發他濫用公使錢。監察禦史梁堅乘機彈劾張亢營私謀利，進一步誇大成貪汙罪。因此，次年張亢與另一位情況類似的官員滕宗諒一度被收於邠州（今陝西彬縣）監獄。
參知政事範仲淹因深知前線情形和張亢為人，便主動為其擔保，指出隻要沒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為罪過，並稱自己與另一位統帥韓琦在前線同樣用公使錢接濟過部屬，要求將自己、韓琦與張亢一併治罪。在範仲淹的一再辯護下，張亢雖免牢獄之禍，卻仍不免貶官的處分，職務先降為並代州副都部署。數月後，再貶為更低級的鈐轄，官銜則由引進使降為四方館使，時間大約在慶曆四年（1044）初。公使錢事件對張亢造成很大的打擊和影響，從此仕途坎坷，也成為朝中有爭議的人物。
張亢遭到的第二次打擊與犒賞軍人有關。慶曆七年九月，重回重鎮渭州任職的張亢在犒賞部下時，對苛刻的計算辦法加以調整，有意優待軍人，陝西轉運使（主管民政財經的長官）便控告他擅自改變規定。正是冤家路窄，張亢以前曾指責過無能的夏竦，此時任最高軍政官——樞密使，當然不願放過他，便公報私仇，興師問罪。不幸的是，昔日與張亢結怨的明鎬，此時正任中央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鎬的手裏。於是，張亢被連貶數級，更從渭州重鎮調到內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縣）。時隔一月，禦史宋禧大概受到當權者指使，又老話重提，繼續彈劾張亢公使錢舊案，使他又遭到貶責，官銜降為空頭的右領軍衛大將軍，出知壽州（今安徽鳳台縣）。經過這樣的貶黜，張亢實際上被趕出軍門，失去了帶兵之權，遠離為之奮鬥的前線，成為內地普通地方官。
好在還有講公道的人。來年七月，新任的陝西轉運使上報朝廷說，經過調查發現以往張亢公使錢舊案純屬冤案，並無謀私取利之實，他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詔將其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的身份轉為文職性的將作監，將作監是當日朝廷一個閑散部門，掛名長官並不就任，所以張亢被差遣到鄰近地方仍任知州。這次恢復文官頭銜，在時人眼裏顯然帶有安慰性質。
此後的十三年，張亢又幾度變換文武身份，但依舊徘徊於地方衙門。他又因薦舉官員失當受罰，被調任別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張亢的一位老同學大約有功名出身，卻多年無法出頭，他出於同情遂舉薦其為知縣。結果這位舊相識做官出事，張亢便受到牽連。然而，生性仗義的張亢並未介意，那位舊相識以後又來求他接濟，張亢不計前嫌，饋贈許多金帛。
經過多年困頓，張亢才逐漸恢復引進使、果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的原有武職官銜，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區的副指揮官。任命剛下達，似乎又有人同情，接著再從引進使遷為客省使，這當然還是屬於加銜。不幸的是，張亢卻患上足疾，無法重返軍旅，隻得改調到衛州（今河南汲縣）、懷州（今河南沁陽）繼續做地方官。
懷州近鄰黃河，河患頻繁，因早年有成功治河的經歷，張亢很關注此事。一天，他與鄰州官員約定來到交界之處，會商治河事務，直到次日才返回。這本屬官員勤政的表現，不料卻被上司告發，不知以什麽罪名竟將他處分，這位昔日指揮過成千上萬軍馬的將帥，被降為州下管理地方武裝的鈐轄小官。顯然，張亢已成為有“汙點”的人，隨便什麽藉口都可以成為被貶的理由。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三月，已到暮年的張亢被升遷到河陽（位於今河南孟縣以南）部署的軍職位置，這比鈐轄要高一些，但不及他以往擔任過的官職重要。早已心灰意冷的張亢以身體多病請辭。朝廷監察機關的首腦、禦史中丞韓絳認為他在懷州等地有過不法行為，也反對加以任用。張亢遂請求恢復文臣身份，上麵批覆改為秘書監，倒是滿足了他的請求，卻是個無差遣的虛職。一個多月後，也許又有同情者替他說話，朝廷重新恢復張亢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原官，委派其出任徐州（今江蘇徐州）部署。第二年大約九月間，六十三歲的張亢死於徐州部署衙門。
從張亢坎坷的經歷來看，屢次被貶的理由大多牽強附會，關鍵的兩次貶黜又屬報復所致，這便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張亢死後，新任禦史中丞王疇向皇帝反映張亢昔日功績，請求加以褒獎，宋廷乃追贈其觀察使的武職加銜。按照宋製規定，觀察使在防禦使之上，這便算是撫慰了。張亢有五子，但皆不顯於當世。
張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擊是與公使錢有關。公使錢是朝廷發給地方官的一筆經費，用以應酬宴請、饋贈及交通等等支出，實際上使用範圍有一定的模糊性，由官員們支配。慶曆二年十一月，張亢就任涇原經略安撫招討使兼渭州知州時，正是本路宋軍慘敗不久，人心惶惶。張亢為了彌補公使錢的不足，隻得派手下牙吏從事販運盈利活動，增加經費收入，以犒賞部下，激勵鬥誌。如《宋史》本傳所說：張亢輕財好施，凡宴請犒賞，常過於他人，“以此人樂為之用”。這原本屬於邊將傳統做法，以往宋太祖還特別給予邊將這方麵的特權。不過，由於張亢與上司鄭戩意見不合，因此遭到鄭戩的報復，告發他濫用公使錢。監察禦史梁堅乘機彈劾張亢營私謀利，進一步誇大成貪汙罪。因此，次年張亢與另一位情況類似的官員滕宗諒一度被收於邠州（今陝西彬縣）監獄。
參知政事範仲淹因深知前線情形和張亢為人，便主動為其擔保，指出隻要沒有私吞盈利所得，就不為罪過，並稱自己與另一位統帥韓琦在前線同樣用公使錢接濟過部屬，要求將自己、韓琦與張亢一併治罪。在範仲淹的一再辯護下，張亢雖免牢獄之禍，卻仍不免貶官的處分，職務先降為並代州副都部署。數月後，再貶為更低級的鈐轄，官銜則由引進使降為四方館使，時間大約在慶曆四年（1044）初。公使錢事件對張亢造成很大的打擊和影響，從此仕途坎坷，也成為朝中有爭議的人物。
張亢遭到的第二次打擊與犒賞軍人有關。慶曆七年九月，重回重鎮渭州任職的張亢在犒賞部下時，對苛刻的計算辦法加以調整，有意優待軍人，陝西轉運使（主管民政財經的長官）便控告他擅自改變規定。正是冤家路窄，張亢以前曾指責過無能的夏竦，此時任最高軍政官——樞密使，當然不願放過他，便公報私仇，興師問罪。不幸的是，昔日與張亢結怨的明鎬，此時正任中央最高財政長官——三司使，控告材料肯定也到了明鎬的手裏。於是，張亢被連貶數級，更從渭州重鎮調到內地小郡的磁州（今河北磁縣）。時隔一月，禦史宋禧大概受到當權者指使，又老話重提，繼續彈劾張亢公使錢舊案，使他又遭到貶責，官銜降為空頭的右領軍衛大將軍，出知壽州（今安徽鳳台縣）。經過這樣的貶黜，張亢實際上被趕出軍門，失去了帶兵之權，遠離為之奮鬥的前線，成為內地普通地方官。
好在還有講公道的人。來年七月，新任的陝西轉運使上報朝廷說，經過調查發現以往張亢公使錢舊案純屬冤案，並無謀私取利之實，他這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朝廷下詔將其右領軍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的身份轉為文職性的將作監，將作監是當日朝廷一個閑散部門，掛名長官並不就任，所以張亢被差遣到鄰近地方仍任知州。這次恢復文官頭銜，在時人眼裏顯然帶有安慰性質。
此後的十三年，張亢又幾度變換文武身份，但依舊徘徊於地方衙門。他又因薦舉官員失當受罰，被調任別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張亢的一位老同學大約有功名出身，卻多年無法出頭，他出於同情遂舉薦其為知縣。結果這位舊相識做官出事，張亢便受到牽連。然而，生性仗義的張亢並未介意，那位舊相識以後又來求他接濟，張亢不計前嫌，饋贈許多金帛。
經過多年困頓，張亢才逐漸恢復引進使、果州團練使、眉州防禦使的原有武職官銜，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也就是河北一路防區的副指揮官。任命剛下達，似乎又有人同情，接著再從引進使遷為客省使，這當然還是屬於加銜。不幸的是，張亢卻患上足疾，無法重返軍旅，隻得改調到衛州（今河南汲縣）、懷州（今河南沁陽）繼續做地方官。
懷州近鄰黃河，河患頻繁，因早年有成功治河的經歷，張亢很關注此事。一天，他與鄰州官員約定來到交界之處，會商治河事務，直到次日才返回。這本屬官員勤政的表現，不料卻被上司告發，不知以什麽罪名竟將他處分，這位昔日指揮過成千上萬軍馬的將帥，被降為州下管理地方武裝的鈐轄小官。顯然，張亢已成為有“汙點”的人，隨便什麽藉口都可以成為被貶的理由。
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三月，已到暮年的張亢被升遷到河陽（位於今河南孟縣以南）部署的軍職位置，這比鈐轄要高一些，但不及他以往擔任過的官職重要。早已心灰意冷的張亢以身體多病請辭。朝廷監察機關的首腦、禦史中丞韓絳認為他在懷州等地有過不法行為，也反對加以任用。張亢遂請求恢復文臣身份，上麵批覆改為秘書監，倒是滿足了他的請求，卻是個無差遣的虛職。一個多月後，也許又有同情者替他說話，朝廷重新恢復張亢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原官，委派其出任徐州（今江蘇徐州）部署。第二年大約九月間，六十三歲的張亢死於徐州部署衙門。
從張亢坎坷的經歷來看，屢次被貶的理由大多牽強附會，關鍵的兩次貶黜又屬報復所致，這便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劇，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張亢死後，新任禦史中丞王疇向皇帝反映張亢昔日功績，請求加以褒獎，宋廷乃追贈其觀察使的武職加銜。按照宋製規定，觀察使在防禦使之上，這便算是撫慰了。張亢有五子，但皆不顯於當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