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阿姨紅姐上線了。這一章是老阿姨探索魯迅故居拾遺（北京西城區西三條21號），這裏當年居住的魯迅先生的母親和夫人朱安。
魯迅先生的婚姻也是一部中國百年文化的變遷。
初夏，老阿姨紅姐來到金融街北側的北京魯迅舊居，真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一棵綠意盎然，枝葉濃密的百年棗樹依然矗立在魯迅故居，訴說著百年滄桑。
提到北京，人們總能想到那悠久的曆史、獨特的文化。而在這座古老城市的核心地帶，隱藏著一座極具傳奇色彩的建築——魯迅舊居。這裏不僅是一段鮮活的曆史，更是一座生動的文化地標。
老阿姨紅姐責無旁貸，帶著讀者朋友一起走進那座充滿故事的老宅，感受那獨特的韻味。
北京魯迅舊居，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宮門口二條胡同19號，始建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魯迅先生曾於民國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在此居住，於1956年10月19日辟為北京魯迅博物館並正式對外開放。
北京魯迅舊居占地麵積約400平方米，為一座小型四合院，有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院內的格局布置，室內的陳設展示，都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居住時的模樣，院中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手植的兩棵丁香花，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後一處寓所，也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
1979年8月21日，魯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北京市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5月25日，北京魯迅舊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3月27日，北京魯迅舊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30日，魯迅先生買下位於宮門口三條21號的6間舊屋的小宅院，議價800元。同年10月31日，魯迅先生親自繪製房屋改建圖3張。同年12月2日，訂立買房契約，付原房主500元。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2日，魯迅先生付清原房主購房餘款300元，房屋改建開始施工。同年2月1日，魯迅先生收到京師地方審判廳登記處的房屋《登記通知書》。同年5月24日，房屋改建完工。同年5月25日，魯迅先生和朱安夫人搬到此居住。
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6日，魯迅先生南下離開後，朱安與魯迅先生的母親繼續在此居住。
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1月，魯迅先生兩次從上海回北平探親，都在此居住。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1月，朱安通過地方法院辦理了《贈與契約》，將北京魯迅舊居轉贈給魯迅之子周海嬰。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周海嬰取得北平地方法院認證書。同年6月，朱安女士病故，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通過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北京魯迅舊居，將其保護起來。
1949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舊居正式對外開放。1950年3月，許廣平先生將北京魯迅舊居和魯迅生前的藏書、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
1956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博物館在北京魯迅舊居的基礎上正式建館並對外開放。
主要建築北房，北房麵闊三間，呈凸字形，是用木隔扇隔開的一明兩暗的開間，中間的一間是全家人的起居室。東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母親魯瑞的住室。西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的臥室。
魯迅臥室。魯迅臥室位於北房東側一間的北側，門開在東廂房北牆上，人稱“老虎尾巴”，魯迅先生自嘲的稱為“綠林書屋”，是魯迅先生的工作室和臥室，占地麵積約10平方米。北牆上有兩扇大玻璃窗。
南房。南房麵闊三間，是魯迅先生的書房兼會客室，是用木隔扇隔開的兩明一暗的開間。東、西廂房。東廂房是雜物間，堆放著許多雜物。西廂房是女工住的房間。
魯迅舊居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訴說著中國近現代史的跌宕起伏。走進這裏，仿佛穿越時空。
魯迅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間的婚姻，充滿了時代的烙印和命運的無奈。對於這段感情，魯迅先生曾用一句話來形容：“她是我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
這簡單而又沉重的話語背後，蘊含著無盡的深意。
在那個封建傳統根深蒂固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終身大事。魯迅作為一個接受過新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內心深處對於這種包辦婚姻持有強烈的反感。然而，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和孝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朱安成為自己的妻子。
朱安，這個平凡而善良的女子，或許並沒有太多文化，但她卻以一顆質樸的心默默地守護著這個家庭。盡管魯迅對她沒有愛情可言，但他依然盡到了做丈夫的責任，給予她生活上的照顧和關懷。
然而，這樣的婚姻終究難以長久。隨著時間的推移，魯迅越發深刻地意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和無法逾越的鴻溝。他渴望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和理想，於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家鄉，投身於革命事業之中。
這段婚姻雖然以悲劇收場，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特殊時代人們所麵臨的困境和掙紮。
同時，也折射出魯迅先生對於自由、平等以及人權的堅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得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匠之一。
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裏，魯迅先生獨自漫步於街頭巷尾，思考著國家與民族的未來。然而，命運總是充滿驚喜和巧合，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結識了徐廣平這位誌同道合之人。
他們一見如故，仿佛前世便已相識。從文學到社會現實，從思想深度到人生哲學，兩人無話不談，彼此分享著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和感悟。這種默契和共鳴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魯迅先生前行的道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的感情愈發深厚。終於，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裏，魯迅先生與徐廣平喜結連理，並迎來了他們愛情結晶——兒子周海嬰的誕生。
海嬰的到來給魯迅先生帶來了無盡的喜悅和希望。看著孩子天真無邪的笑容，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跡和美好。從此以後，他不僅肩負起作為父親的責任，更將自己對世界的熱愛傳遞給了下一代。
在這個新的家庭中，魯迅先生繼續堅持寫作、奮鬥不止；而徐廣平則默默地支持著他、照顧著家。他們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用愛構築起一個溫馨幸福的小天地。而海嬰也在父母的關愛下茁壯成長起來……
周海嬰：魯迅獨子謹遵父親遺囑，後代皆不做文學家，於光環之下，走出專屬自己的人生路
1929年的9月即將過完，清晨的上海大陸新村9號，一派平靜。
一個通宵寫作，剛準備睡去的男人，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說他夫人即將臨盆。
男人匆忙趕往醫院，還沒等他開口詢問，醫生便拿出一遝手術簽字同意書，犀利地問道：“保大還是保小？”
男人呆滯了幾秒，堅定地回複道：“保大。”
這個男人，正是中國近代文學巨匠魯迅。
而當時正躺在手術室中的女人，是她的夫人許廣平。
醫生立刻轉身回到手術室中，拿一把鉗子夾緊孩子的頭，硬生生將孩子拽了出來。
所幸，母子平安。
就這樣，魯迅唯一的兒子，在意外中降臨人間。
因生在上海，魯迅給他取名：“周海嬰。”
不幸是，他隻享受了7年父愛，便與父親天人永隔。
然而“父親是魯迅”，卻裹挾了周海嬰一生，他曾無奈地說：
“我始終活在父親的‘人場’中。
人們認為“我應該寫文章，不能說錯話、做錯事”
隻要有一點問題，就會被扣上“枉為名人之子”的帽子。
但這種偏見，沒有讓海嬰變成一個膽小懦弱、偏信教條的人，反而讓他更觀照內心，不斷豐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終活出了真我。
養育過子女的人大抵了解，孩子如果被鉗子用力夾出，有多危險。
周海嬰雖然幸運地活下來，但從小體弱多病，時不時就會爆發嚴重哮喘。
受疾病困擾，他總是缺課，讀書並不伶利，但魯迅卻從未因此焦慮。
比起學習，他更擔心孩子的身體，還為海嬰製定了三種治療哮喘的方法。
輕度哮喘用蒸汽法，口鼻吸入；
中度用“安福消炎膏”加白色薄荷味藥膏，貼背部或前胸；
重度將二兩芥末糊衝入開水，熱敷背部。
每次都藥到病除。
折磨海嬰不隻哮喘，還有痢疾。
當時海嬰隻有一歲多，為保全性命，魯迅一共陪伴他去醫院打過14次針。
再長大一點，每到夏天，海嬰就會起痱子。
這時，魯迅總會為海嬰塗上治療痱子的藥，塗完前胸塗後背。許廣平則靜靜坐在一旁，扇動扇子加快藥水變幹。
海嬰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莫過於此，他躺在父母中間，被愛滋養著。
盡管僅有7年父子緣分，但魯迅竭盡全力，給了海嬰一個可以自由探索且愉悅的童年。
用周海嬰自己的話說：
“父親極力不多給我打擊，甚或不願拂逆我的喜愛”。
海嬰六歲時，叔叔周建人通過工作之便，給他買了一套《兒童文庫》和一套《少年文庫》。
書籍昂貴，海嬰年齡尚小，所以許廣平並不允許他動這兩套書。
可孩子的世界裏，越是神秘的東西越有魔力，海嬰想看極了，於是跟許廣平哭鬧起來。
正在書房寫作的魯迅，聞聲趕來，詢問緣由後，一起幫海嬰說服許廣平。
從那天起，海嬰的書屋開始被很多書籍填滿櫃子，可以隨意閱讀。
海嬰後來回憶道：“父親從不要求我背誦哪段，也從不規定我看什麽文章。”
正如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
“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
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或許從那時開始，魯迅就奠定了海嬰一生的基調：
不必光芒萬丈，不必成為別人，隻需按照喜好，成為自己。
依照天性，海嬰的事業不僅沒有成為魯迅的延續，反而與魯迅頗喜愛的文學南轅北轍。
這一切，與海嬰從小曆經過的種種密不可分。
海嬰100多天時，魯迅帶著全家去照相館裏拍合照。
小小的海嬰，還無法走路說話，但卻對第一次見到的，可以發出劇烈閃光、聲音的“鏡匣子”，異常感興趣。
五感敏銳的魯迅，很早便發現了海嬰對鏡頭的喜愛，於是更加注重培養他看電影、戲劇，不論走到哪兒，都要合張照。
一次，魯迅帶海嬰到日本去，拍下一張照片，後來還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兒子拍過一張照，他滿臉頑皮，真像個日本孩子。”
通過鏡頭定格海嬰的成長，是魯迅始終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嬰在這樣的熏陶下，海嬰對攝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會與攝影結下長達70年的緣分。
海嬰5歲多的一天，跟魯迅一起乘坐黃包車，魯迅看到車夫的手受傷了，不急於趕路，而是語氣溫和地讓車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嬰站在父親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過去，隻見父親用隨身攜帶的繃帶，動作溫柔地給車夫包紮。
這個場景，如一個個慢鏡頭堆疊在一起，詮釋了最底層人民的苦難，也詮釋了父親的共情之心。
海嬰深深被震撼了。
從那刻起，海嬰學會了平視世界，喜歡上了觀察普通人的一舉一動。
在海嬰眼中，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過得那麽艱辛，大家飽受戰爭侵襲，很多人流離失所。
可每個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堅強的底色。
海嬰逐漸開始理解，自己因為父母的奮鬥，過著相對優渥的生活，但並非人人擁有這樣的條件。
他也想跟父親一樣，為普通人民做些什麽。
然而，還沒來得及等他做出些什麽，父親就因病去世了。
臨終前，他囑咐許廣平：
“孩子長大，尚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
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這就是魯迅對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嬰名震四方，隻求他健康成長，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魯迅的臨終囑托，讓海嬰明白，他不用成為父母的延續，父母那些未完成的夢想，不必他去實現。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場全新的夢。
海嬰的夢，生根於幼時父親帶他拍照時傳遞出的慈愛，也在後來的經曆中發芽。
1936年末，魯迅剛去世不久後，許廣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來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嬰年僅7歲，自然不能脫離母親的看管，他們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嬰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還算愜意，海嬰每天隨母親與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隨身帶著的黑色小型相機，引起了海嬰的注意。
小海嬰發現，這個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風景收錄其中，然後風景搖身一變，就能成為一張張可隨身攜帶或掛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極了。
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為了弄清照相機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圍在蔡阿姨身邊，或問這問那，或用心觀察。
經不住海嬰左纏右磨，在蔡氏簡單的講解後，海嬰上手拍了幾張照。
當時相機和膠卷的價格頗為昂貴，海嬰開心地按下快門，另一邊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漁夫撒網”的照片後，蔡氏就將相機收回了。
海嬰並不盡興，拍攝照片的興趣更濃厚了，擁有一台相機，成了他熱切的渴望。
許廣平看得出海嬰對攝影的熱愛，在他12歲那一年，跟朋友借來一台相機。
海嬰由此開始專門學習攝影。
起初拍下的兩張雪景照片，被許廣平起名為“雪痕鴻爪”和“大地蹄痕”。
兩個標題之下，是一位母親對孩子進步的鼓勵。
有了母親的支持，海嬰對攝影愛得更加深沉。
此後餘生，他從最初的底片衝洗，到後來的數碼相機，拍下了2萬餘張照片。
自始至終，他的鏡頭下隻有一個題材：普通人。
於是，身著簡陋衣衫，仍舊滿臉笑意、昂首闊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販步態，被海嬰如實用鏡頭記錄下來。
曆經歲月變遷，這張照片成為那個時代裏，人民在壓迫下展現樂觀精神的明證。
周海嬰曾拍攝攝影作品《熟食小販》。
因為身份特殊，周海嬰母子經常身處重大曆史事件中。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許多滯留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在黨中央的秘密布置下，悄悄回國。
周海嬰隨母親，與郭沫若、侯外廬等人，一同乘坐“華中輪”回到內陸。
為了保護一大批文人和黨內人士周全，這次行動並沒有記者跟隨。
海嬰隨心而動拍下的幾張照片，無意中記錄了曆史瞬間。
幾天後，從香港抵達沈陽的民主人士，召開新政協商討會議，與會無關的海嬰，得以在現場東遊西逛。
恰巧將大家開會的時刻記錄了下來，成為了難能可貴的史料。
海嬰後來回憶道：
“近七十年來，我的攝影興趣不減，這與時局、運動、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關係。
在攝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樂趣，如今卻無意間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間。”
世間最好的人生，莫過於將滿腔熱愛，融入生活點滴，且因為熱愛，為社會貢獻一抹微薄的力量。
以此，成為更好的自己。
周海嬰攝：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
或許是因為魯迅在《死》中，期許海嬰不要成為空頭藝術家；或許是因為“魯迅之子”帶來的禁錮和偏見；雖浮生所見人、事眾多，攝下照片數以萬計，但海嬰卻從未輕易示人。
等這些照片展現在大家麵前時，魯迅已逝去整整80年，海嬰也已年過古稀。
此時，人們才知道，我國無線電專家海嬰，竟還是一位攝影家。
他鏡頭下的普通人，構建了一個時代，很多成為曆史孤本。
可見海嬰一生，絲毫未想要因此沽名釣譽，隻是為了滿足自我。
比起攝影，海嬰的無線電專家身份，更為人所知些。
成就他的，依舊是他的童年。
1934年，瞿秋白和楊之華夫婦來魯迅家避難，受到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悉心照顧和熱情接待。
瞿秋白、楊之華和女兒瞿獨伊。為了表達感謝之情，日子過得頗拮據的二人，給海嬰買了一套進口玩具，叫“積鐵成象”。
這個玩具，可以根據圖紙變幻出幾十種機械物件，海嬰最喜歡拚裝的就是起重機。
安裝好的起重機，竟可以慢慢將搖臂抬高，吊起一件物品。
海嬰的童年，因此多了一抹色彩和趣味。
後來，他曾對瞿秋白夫婦頗為感謝地說道：
“當時先生預料，將來革命成功，必有一番大規模建設。
而這些建設工作，沒有人才是不行的。
對下一代必須及早給以科學技術教育，以備將來深造之用。”
有了“積鐵成象”的基礎，海嬰開始拆卸、安裝家中的所有玩具，如此反複，不知疲倦。
慢慢地，家中的玩具已經滿足不了他，他就將目光轉向魯迅給他買的那架留聲機。
有一天，趁父母不注意，海嬰將留聲機“大卸八塊”，雖然弄得滿手油汙，但卻樂在其中。
這一幕被許廣平看到，吃了一驚。
那台留聲機是魯迅托內山先生買的日本貨，不僅國內少見，也著實花了一大筆錢。
眼下，這樣稀罕的物件，竟被自己淘氣的兒子拆得稀碎，許廣平的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怒火。
她本想罵海嬰一頓，但話到嘴邊了，卻吞了回去。
半晌，她才說：“你把它恢複原樣。”
海嬰望著母親的臉，短短的幾十秒中，仿佛有十幾種複雜情緒洶湧而過。
他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做錯事了。
母親的要求，雖有挑戰，但得做到，不然母親即便不說教他，也會傷心一陣子。
於是，海嬰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他望著一地零件，深呼吸，憑著記憶和對於結構的理解，一塊一塊組裝起來。
從陽光正暖，到日暮傾城，海嬰終於將留聲機完整地拚了起來。
他屏氣凝神地撥動了留聲機的按鈕，悠揚的音樂瞬間充滿房間，海嬰內心雀躍極了，高興地歡呼出來。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克服的“重大”困難。
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漸漸地，他開始拆一些結構複雜的物件，諸如縫紉機之類。
每每拆完，都能再複原。
伴隨著自信心的增長，海嬰對機械物理的喜愛也更為強烈。
但眼下，時局動蕩，生活拮據，海嬰並不能接受正規且係統的教育。
好在，魯迅去世前囑托許廣平要帶著海嬰遷入租界，於是他們搬入了霞飛坊。
在那裏，海嬰受到了顧均正、巴金、吳克堅等人的指導，學業上並未過多荒廢。
但許廣平和海嬰寧靜的生活，卻又一次被打破了。
1941年，白色恐怖四處蔓延，作為魯迅遺孀的許廣平被捕入獄，遭受了電擊等重刑，被關在獄中整整76天。
回到海嬰身邊時，她膝蓋上全是烏青，基本不能走路。
當她再次見到兒子時，卻是滿心憂慮。
她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遭遇不測，自己的兒子又沒有一技之長，該如何在社會上立足？
再加上同一時期，海嬰的哮喘又嚴重起來，學校也是去一下，不去一下。
為了讓兒子未來可以養活自己，許廣平決定給海嬰請一個家庭教師。
然而，這一舉動在別人看來卻別有深意。
諸如“魯迅的家眷過於溺愛孩子”，“恐海嬰不能長成魯迅那樣的人”之類的言論，不絕於耳。
這讓年滿12歲的海嬰，深刻地感受到做名人之子的沉重。
原以為，風波過去，一切都會平息，但沒想到，這些聲音始終充斥在海嬰身邊，持續終生。
因此，從海嬰懂事起，就在努力走出父親的光環。
他想要活成自己，憑借自己的努力為社會做貢獻的願望，愈加強烈。
1945年，勝利的曙光普照著每一個中國人，海嬰也身處其中。
可許廣平卻沒有因此感到絲毫輕鬆，她更焦慮了，因為此時的海嬰已16歲。
為了讓海嬰有一技之長，許廣平便跟海嬰商議，讓他去夜校裏讀個會計之類的專業。
海嬰聽從母親的話去聽了幾節課，覺得自己實在沒興趣，就偷偷跑去旁聽了一節無線電課。
課上老師給他們發了一堆零件，讓大家裝配收音機、發訊機等物品，這個課程，令海嬰心中一亮。
跟隨心之所向，海嬰轉到了無線電專業。
不過幾年的學習，海嬰就在老師們的指導下，考取了當時頗難到手的無線電執照，並興衝衝地在家裏的房頂上架起了天線。
彼時，正處解放前夕，風聲正緊，海嬰身份特殊，國民黨對這一行為異常重視。
有一天，有位民主人士去海嬰家裏做客，提醒道：“你還在玩無線電啊！”
聽著意味深長的話，怕累及家人的海嬰，最終無奈地拆下了那套無線電裝置，海嬰第一次無線電試水，“流產了”。
他不甘心，期望終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玩兒”無線電。
這一等，就是4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海嬰為繼續夢想和熱愛，進入華北大學，對語數英理化等科目，進行了係統學習。
這裏的日子，是海嬰一生中遠離父親光環的短暫日子。
在那裏，大家穿著學校統一發的製服，吃著學校裏無差別供應的餐食，每個人都貧窮且快樂，這讓周海嬰心生感慨：
“人人都感受到自己融入了革命大家庭，都需要脫胎換骨。
大家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誰也沒有優越感，卻又從來不自卑。”
3年後，海嬰又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物理專業。
然而，這裏的日子，卻再次讓海嬰因為“父親是魯迅”而被誤解。
有一天，海嬰看到班裏一些同學正在打橋牌，於是覺得好奇便走過去看。
沒想到，這個行為被其他同學解讀為：“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就知道打橋牌。”
聽到這些話後，海嬰隻是沉默，最終黯然離開。
從此，海嬰為人更加低調，默默扛起父親加給他的重擔。
為了打破“魯迅之子”帶給他的偏見，他不斷在工作中發奮努力，隻為活出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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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無線電領域成就一番事業的海嬰，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遭遇到更大的困難。
那時候，國民黨殘部仍藏匿於各個省市內，大多數跟無線電掛鉤的人，都是有危險的。
當時，人們對無線電行業避之唯恐不及。
唯獨周海嬰不同，他注冊了無線電代號“c1cyc”，還跟一些無線電地下玩家在空中溝通。
為了讓無線電業餘活動可以公開化，培養出更多行業人才，海嬰開始編纂一些跟無線電有關的書籍。
幾乎每次人大會議、電子行業高峰會，海嬰都要站出來，為那些無線電地下愛好者發聲。
在他的不斷呐喊中，1992年，無線電玩家的春天來了，他們終於盼來了從地下轉到地上的日子。
這一年裏，更多新無線電玩家湧入，驚喜地聽到了海嬰的聲音。
他們彼此交談，相互鼓勵，一起在小眾領域裏作出微薄的貢獻。
後來，隨著網絡的興起，無線電行業開始沒落，海嬰也被調入廣電總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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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魯迅誕辰80周年，周海嬰為紀念父親，將自己拍攝的2萬張照片進行了展出。
人們才驚喜地發現，這個頂著“魯迅之子”的名頭長大的孩子，不僅在無線電方麵有所成就，還是一位“攝影達人”。
如今周海嬰先生已經故去，終其一生，他都在與偏見對峙，努力走出父親的光環。
周海嬰晚年曾感慨：
“我們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績，去贏得社會的承認。”
82年，於時間無垠的荒野裏，周海嬰被出身束縛，卻從未向命運妥協。
名利於他，原唾手可得，但他卻淡泊處之，始終在完善自我。
兒子周令飛這樣評價道：
“祖父在給父親壓力的同時，又一直在鞭策著他。
父親的一生是成長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長，在最後一刻還在健全他的人格。”
在不斷完善自身的一生中，周海嬰將自己活成了一束光，迎來了生命的綻放，也終於得到了正確的評價，活成了想要的自己。
關於周海嬰的後代子孫情況，並沒有公開的確切信息可查。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作為魯迅先生之子的周海嬰，他的家庭背景和文化傳承無疑對其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或許，周海嬰的子女們繼承了家族的文學基因，繼續在文學領域嶄露頭角；亦或是他們選擇了其他道路，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為社會作出貢獻。無論從事何種職業，相信他們都會銘記先輩的教誨，秉持著魯迅精神，努力追求自己的夢想。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周家的血脈也許已延續至新一代，但不變的是那份對知識、正義與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我們可以期待這些後代子孫們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展現出非凡才華，書寫屬於自己的精彩篇章。而這一切，都將成為 周海嬰家族曆史長河中的閃光點，熠熠生輝。
有一位tvb明星就是許紹雄。聽說是魯迅第二任妻子許廣平的親侄孫。他在《使徒行傳》中出演的“歡喜哥”，令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深挖許紹雄的家庭背景，要追溯到清朝。許應騤，是慈禧太後的幹兒子，官拜一品，也是tvb藝人許紹雄的太公，魯迅第二任妻子許廣平的親祖父。所以他是魯迅先生的親侄孫。
在那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年代，年輕的魯海嬰懷揣著夢想和追求，踏上了前往東京的求學之路。在這裏，他不僅汲取了知識的養分，更邂逅了一段美麗的愛情。
周海嬰與其妻馬新雲伉儷情深、相濡以沫，他們共同孕育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這些孩子們或許繼承了父母的優秀基因，或是在溫馨和睦的家庭氛圍中耳濡目染，各自展現出獨特的個性與才華。這個充滿愛的家庭，因為孩子們的到來而變得更加熱鬧非凡，也讓周海嬰和馬新雲的生活充滿了歡聲笑語。
周令飛，作為魯海嬰的長子，憑借著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成功地融入了異國他鄉的學習生活。然而，命運的齒輪總是悄然轉動。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周令飛遇到了來自台灣的女孩張純華。他們仿佛命中注定般相遇，彼此被對方獨特的魅力所吸引。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感情日益深厚。盡管知道這段戀情可能會麵臨諸多困難，但他們依然堅定地走在了一起。而當畢業之際來臨，麵對人生的抉擇時，周令飛毫不猶豫地選擇跟隨心愛之人回到台灣定居。這個決定一經傳出，立刻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
然而，對於兒子的選擇，魯海嬰表現出了極大的理解和尊重。他明白，每個人都有權利追尋屬於自己的幸福，而作為父母，最重要的便是給予孩子足夠的支持和自由。於是，盡管外界議論紛紛，魯海嬰始終默默守護著孩子們的幸福，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父愛的深沉與偉大。
魯迅長子長孫、周海嬰長子——周令飛跟魯迅先生長的很像。
雖然魯迅的光芒籠罩了周海嬰一輩子，但周海嬰的一生卻低調而平穩。2011年81歲的周海嬰結束了這一生。
魯迅曾在遺囑中說過不願讓自己的後代做一個空頭文學家，周海嬰做到了，他沒有靠父母的餘蔭生活，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贏得了社會的認可。
魯迅先生的兒子女兒一生都在致力於推動魯迅文化運動，推廣魯迅精神，提倡新時代的文化創新。雖然魯迅的後代，都沒成為大作家。但他們依然在自己的領域，敬崗愛業、勤勤懇懇。雖然沒有魯迅那麽有名，但他們繼承了魯迅的精神——“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先生的婚姻也是一部中國百年文化的變遷。
初夏，老阿姨紅姐來到金融街北側的北京魯迅舊居，真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一棵綠意盎然，枝葉濃密的百年棗樹依然矗立在魯迅故居，訴說著百年滄桑。
提到北京，人們總能想到那悠久的曆史、獨特的文化。而在這座古老城市的核心地帶，隱藏著一座極具傳奇色彩的建築——魯迅舊居。這裏不僅是一段鮮活的曆史，更是一座生動的文化地標。
老阿姨紅姐責無旁貸，帶著讀者朋友一起走進那座充滿故事的老宅，感受那獨特的韻味。
北京魯迅舊居，位於北京市西城區宮門口二條胡同19號，始建於民國十三年（1924年），魯迅先生曾於民國十三至十五年（1924—1926）在此居住，於1956年10月19日辟為北京魯迅博物館並正式對外開放。
北京魯迅舊居占地麵積約400平方米，為一座小型四合院，有北房三間，南房三間，東西廂房各兩間，院內的格局布置，室內的陳設展示，都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居住時的模樣，院中保存著魯迅先生當年手植的兩棵丁香花，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最後一處寓所，也是魯迅先生在北京的故居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
1979年8月21日，魯迅故居被北京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北京市第二批市級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5月25日，北京魯迅舊居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為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21年3月27日，北京魯迅舊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
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30日，魯迅先生買下位於宮門口三條21號的6間舊屋的小宅院，議價800元。同年10月31日，魯迅先生親自繪製房屋改建圖3張。同年12月2日，訂立買房契約，付原房主500元。
民國十三年（1924年）1月2日，魯迅先生付清原房主購房餘款300元，房屋改建開始施工。同年2月1日，魯迅先生收到京師地方審判廳登記處的房屋《登記通知書》。同年5月24日，房屋改建完工。同年5月25日，魯迅先生和朱安夫人搬到此居住。
民國十五年（1926年）8月26日，魯迅先生南下離開後，朱安與魯迅先生的母親繼續在此居住。
民國十八年（1929年）5月、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11月，魯迅先生兩次從上海回北平探親，都在此居住。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1月，朱安通過地方法院辦理了《贈與契約》，將北京魯迅舊居轉贈給魯迅之子周海嬰。
民國三十六年（1947年）3月20日，周海嬰取得北平地方法院認證書。同年6月，朱安女士病故，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通過北平高等法院查封了北京魯迅舊居，將其保護起來。
1949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舊居正式對外開放。1950年3月，許廣平先生將北京魯迅舊居和魯迅生前的藏書、文物全部無償捐獻給國家。
1956年10月19日，北京魯迅博物館在北京魯迅舊居的基礎上正式建館並對外開放。
主要建築北房，北房麵闊三間，呈凸字形，是用木隔扇隔開的一明兩暗的開間，中間的一間是全家人的起居室。東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母親魯瑞的住室。西麵的一間是魯迅先生的原配夫人朱安的臥室。
魯迅臥室。魯迅臥室位於北房東側一間的北側，門開在東廂房北牆上，人稱“老虎尾巴”，魯迅先生自嘲的稱為“綠林書屋”，是魯迅先生的工作室和臥室，占地麵積約10平方米。北牆上有兩扇大玻璃窗。
南房。南房麵闊三間，是魯迅先生的書房兼會客室，是用木隔扇隔開的兩明一暗的開間。東、西廂房。東廂房是雜物間，堆放著許多雜物。西廂房是女工住的房間。
魯迅舊居是一部活著的曆史畫卷，訴說著中國近現代史的跌宕起伏。走進這裏，仿佛穿越時空。
魯迅先生和朱安女士之間的婚姻，充滿了時代的烙印和命運的無奈。對於這段感情，魯迅先生曾用一句話來形容：“她是我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
這簡單而又沉重的話語背後，蘊含著無盡的深意。
在那個封建傳統根深蒂固的年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決定了一個人的終身大事。魯迅作為一個接受過新思想洗禮的知識分子，內心深處對於這種包辦婚姻持有強烈的反感。然而，出於對母親的尊重和孝順，他最終還是選擇了接受朱安成為自己的妻子。
朱安，這個平凡而善良的女子，或許並沒有太多文化，但她卻以一顆質樸的心默默地守護著這個家庭。盡管魯迅對她沒有愛情可言，但他依然盡到了做丈夫的責任，給予她生活上的照顧和關懷。
然而，這樣的婚姻終究難以長久。隨著時間的推移，魯迅越發深刻地意識到兩人之間的差距和無法逾越的鴻溝。他渴望追求真正屬於自己的愛情和理想，於是毅然決然地離開了家鄉，投身於革命事業之中。
這段婚姻雖然以悲劇收場，但它也讓我們看到了那個特殊時代人們所麵臨的困境和掙紮。
同時，也折射出魯迅先生對於自由、平等以及人權的堅定信念和不懈追求。正是這種精神力量，使得他成為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巨匠之一。
在那個風雲變幻的時代裏，魯迅先生獨自漫步於街頭巷尾，思考著國家與民族的未來。然而，命運總是充滿驚喜和巧合，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結識了徐廣平這位誌同道合之人。
他們一見如故，仿佛前世便已相識。從文學到社會現實，從思想深度到人生哲學，兩人無話不談，彼此分享著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和感悟。這種默契和共鳴如同一把火炬，照亮了魯迅先生前行的道路。
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之間的感情愈發深厚。終於，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裏，魯迅先生與徐廣平喜結連理，並迎來了他們愛情結晶——兒子周海嬰的誕生。
海嬰的到來給魯迅先生帶來了無盡的喜悅和希望。看著孩子天真無邪的笑容，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跡和美好。從此以後，他不僅肩負起作為父親的責任，更將自己對世界的熱愛傳遞給了下一代。
在這個新的家庭中，魯迅先生繼續堅持寫作、奮鬥不止；而徐廣平則默默地支持著他、照顧著家。他們相互扶持、共同成長，用愛構築起一個溫馨幸福的小天地。而海嬰也在父母的關愛下茁壯成長起來……
周海嬰：魯迅獨子謹遵父親遺囑，後代皆不做文學家，於光環之下，走出專屬自己的人生路
1929年的9月即將過完，清晨的上海大陸新村9號，一派平靜。
一個通宵寫作，剛準備睡去的男人，突然接到醫院通知，說他夫人即將臨盆。
男人匆忙趕往醫院，還沒等他開口詢問，醫生便拿出一遝手術簽字同意書，犀利地問道：“保大還是保小？”
男人呆滯了幾秒，堅定地回複道：“保大。”
這個男人，正是中國近代文學巨匠魯迅。
而當時正躺在手術室中的女人，是她的夫人許廣平。
醫生立刻轉身回到手術室中，拿一把鉗子夾緊孩子的頭，硬生生將孩子拽了出來。
所幸，母子平安。
就這樣，魯迅唯一的兒子，在意外中降臨人間。
因生在上海，魯迅給他取名：“周海嬰。”
不幸是，他隻享受了7年父愛，便與父親天人永隔。
然而“父親是魯迅”，卻裹挾了周海嬰一生，他曾無奈地說：
“我始終活在父親的‘人場’中。
人們認為“我應該寫文章，不能說錯話、做錯事”
隻要有一點問題，就會被扣上“枉為名人之子”的帽子。
但這種偏見，沒有讓海嬰變成一個膽小懦弱、偏信教條的人，反而讓他更觀照內心，不斷豐盈自己的精神世界，最終活出了真我。
養育過子女的人大抵了解，孩子如果被鉗子用力夾出，有多危險。
周海嬰雖然幸運地活下來，但從小體弱多病，時不時就會爆發嚴重哮喘。
受疾病困擾，他總是缺課，讀書並不伶利，但魯迅卻從未因此焦慮。
比起學習，他更擔心孩子的身體，還為海嬰製定了三種治療哮喘的方法。
輕度哮喘用蒸汽法，口鼻吸入；
中度用“安福消炎膏”加白色薄荷味藥膏，貼背部或前胸；
重度將二兩芥末糊衝入開水，熱敷背部。
每次都藥到病除。
折磨海嬰不隻哮喘，還有痢疾。
當時海嬰隻有一歲多，為保全性命，魯迅一共陪伴他去醫院打過14次針。
再長大一點，每到夏天，海嬰就會起痱子。
這時，魯迅總會為海嬰塗上治療痱子的藥，塗完前胸塗後背。許廣平則靜靜坐在一旁，扇動扇子加快藥水變幹。
海嬰人生中最幸福的時刻莫過於此，他躺在父母中間，被愛滋養著。
盡管僅有7年父子緣分，但魯迅竭盡全力，給了海嬰一個可以自由探索且愉悅的童年。
用周海嬰自己的話說：
“父親極力不多給我打擊，甚或不願拂逆我的喜愛”。
海嬰六歲時，叔叔周建人通過工作之便，給他買了一套《兒童文庫》和一套《少年文庫》。
書籍昂貴，海嬰年齡尚小，所以許廣平並不允許他動這兩套書。
可孩子的世界裏，越是神秘的東西越有魔力，海嬰想看極了，於是跟許廣平哭鬧起來。
正在書房寫作的魯迅，聞聲趕來，詢問緣由後，一起幫海嬰說服許廣平。
從那天起，海嬰的書屋開始被很多書籍填滿櫃子，可以隨意閱讀。
海嬰後來回憶道：“父親從不要求我背誦哪段，也從不規定我看什麽文章。”
正如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寫道：
“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類中的人。”
“因為即我，所以更應該盡教育的義務，交給他們自立的能力；
因為非我，所以也應同時解放，全部為他們自己所有，成一個獨立的人。”
或許從那時開始，魯迅就奠定了海嬰一生的基調：
不必光芒萬丈，不必成為別人，隻需按照喜好，成為自己。
依照天性，海嬰的事業不僅沒有成為魯迅的延續，反而與魯迅頗喜愛的文學南轅北轍。
這一切，與海嬰從小曆經過的種種密不可分。
海嬰100多天時，魯迅帶著全家去照相館裏拍合照。
小小的海嬰，還無法走路說話，但卻對第一次見到的，可以發出劇烈閃光、聲音的“鏡匣子”，異常感興趣。
五感敏銳的魯迅，很早便發現了海嬰對鏡頭的喜愛，於是更加注重培養他看電影、戲劇，不論走到哪兒，都要合張照。
一次，魯迅帶海嬰到日本去，拍下一張照片，後來還在文章中感慨道：
“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兒子拍過一張照，他滿臉頑皮，真像個日本孩子。”
通過鏡頭定格海嬰的成長，是魯迅始終在做的事。
少年周海嬰在這樣的熏陶下，海嬰對攝影有了模糊的概念。
但那時候，他還不知道，自己未來將會與攝影結下長達70年的緣分。
海嬰5歲多的一天，跟魯迅一起乘坐黃包車，魯迅看到車夫的手受傷了，不急於趕路，而是語氣溫和地讓車夫等一下。
小小的海嬰站在父親身旁，不知所以然。
他好奇地望過去，隻見父親用隨身攜帶的繃帶，動作溫柔地給車夫包紮。
這個場景，如一個個慢鏡頭堆疊在一起，詮釋了最底層人民的苦難，也詮釋了父親的共情之心。
海嬰深深被震撼了。
從那刻起，海嬰學會了平視世界，喜歡上了觀察普通人的一舉一動。
在海嬰眼中，時代背景下的普通人，都過得那麽艱辛，大家飽受戰爭侵襲，很多人流離失所。
可每個人都向死而生，掩藏不住堅強的底色。
海嬰逐漸開始理解，自己因為父母的奮鬥，過著相對優渥的生活，但並非人人擁有這樣的條件。
他也想跟父親一樣，為普通人民做些什麽。
然而，還沒來得及等他做出些什麽，父親就因病去世了。
臨終前，他囑咐許廣平：
“孩子長大，尚無才能，可尋點小事過活，
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這就是魯迅對孩子的希冀，他不求海嬰名震四方，隻求他健康成長，在自己的崗位上做好工作，好好生活。
魯迅的臨終囑托，讓海嬰明白，他不用成為父母的延續，父母那些未完成的夢想，不必他去實現。
他是他自己，可以去做一場全新的夢。
海嬰的夢，生根於幼時父親帶他拍照時傳遞出的慈愛，也在後來的經曆中發芽。
1936年末，魯迅剛去世不久後，許廣平收到一位姓蔡好友來信，邀她去杭州散心。
那年海嬰年僅7歲，自然不能脫離母親的看管，他們母子二人一起到了蔡家，海嬰管她叫：“蔡阿姨。”
在杭州的日子還算愜意，海嬰每天隨母親與蔡阿姨外出。
很快，蔡阿姨隨身帶著的黑色小型相機，引起了海嬰的注意。
小海嬰發現，這個神秘的“黑匣子”可以把風景收錄其中，然後風景搖身一變，就能成為一張張可隨身攜帶或掛在家中的照片，神奇極了。
為了摸摸那台“黑匣子”，更為了弄清照相機的成像原理和使用方法，他每天圍在蔡阿姨身邊，或問這問那，或用心觀察。
經不住海嬰左纏右磨，在蔡氏簡單的講解後，海嬰上手拍了幾張照。
當時相機和膠卷的價格頗為昂貴，海嬰開心地按下快門，另一邊的蔡氏早已“心如刀割”。
在拍下“漁夫撒網”的照片後，蔡氏就將相機收回了。
海嬰並不盡興，拍攝照片的興趣更濃厚了，擁有一台相機，成了他熱切的渴望。
許廣平看得出海嬰對攝影的熱愛，在他12歲那一年，跟朋友借來一台相機。
海嬰由此開始專門學習攝影。
起初拍下的兩張雪景照片，被許廣平起名為“雪痕鴻爪”和“大地蹄痕”。
兩個標題之下，是一位母親對孩子進步的鼓勵。
有了母親的支持，海嬰對攝影愛得更加深沉。
此後餘生，他從最初的底片衝洗，到後來的數碼相機，拍下了2萬餘張照片。
自始至終，他的鏡頭下隻有一個題材：普通人。
於是，身著簡陋衣衫，仍舊滿臉笑意、昂首闊步走在大街上的小販步態，被海嬰如實用鏡頭記錄下來。
曆經歲月變遷，這張照片成為那個時代裏，人民在壓迫下展現樂觀精神的明證。
周海嬰曾拍攝攝影作品《熟食小販》。
因為身份特殊，周海嬰母子經常身處重大曆史事件中。
在新中國成立前夕，許多滯留在香港的文化界名人，在黨中央的秘密布置下，悄悄回國。
周海嬰隨母親，與郭沫若、侯外廬等人，一同乘坐“華中輪”回到內陸。
為了保護一大批文人和黨內人士周全，這次行動並沒有記者跟隨。
海嬰隨心而動拍下的幾張照片，無意中記錄了曆史瞬間。
幾天後，從香港抵達沈陽的民主人士，召開新政協商討會議，與會無關的海嬰，得以在現場東遊西逛。
恰巧將大家開會的時刻記錄了下來，成為了難能可貴的史料。
海嬰後來回憶道：
“近七十年來，我的攝影興趣不減，這與時局、運動、心情和工作、生活有直接關係。
在攝影中我找到的是自己的樂趣，如今卻無意間為大家或小家留下了凝固的瞬間。”
世間最好的人生，莫過於將滿腔熱愛，融入生活點滴，且因為熱愛，為社會貢獻一抹微薄的力量。
以此，成為更好的自己。
周海嬰攝：華中輪抵達東北解放區丹東
或許是因為魯迅在《死》中，期許海嬰不要成為空頭藝術家；或許是因為“魯迅之子”帶來的禁錮和偏見；雖浮生所見人、事眾多，攝下照片數以萬計，但海嬰卻從未輕易示人。
等這些照片展現在大家麵前時，魯迅已逝去整整80年，海嬰也已年過古稀。
此時，人們才知道，我國無線電專家海嬰，竟還是一位攝影家。
他鏡頭下的普通人，構建了一個時代，很多成為曆史孤本。
可見海嬰一生，絲毫未想要因此沽名釣譽，隻是為了滿足自我。
比起攝影，海嬰的無線電專家身份，更為人所知些。
成就他的，依舊是他的童年。
1934年，瞿秋白和楊之華夫婦來魯迅家避難，受到了魯迅和許廣平的悉心照顧和熱情接待。
瞿秋白、楊之華和女兒瞿獨伊。為了表達感謝之情，日子過得頗拮據的二人，給海嬰買了一套進口玩具，叫“積鐵成象”。
這個玩具，可以根據圖紙變幻出幾十種機械物件，海嬰最喜歡拚裝的就是起重機。
安裝好的起重機，竟可以慢慢將搖臂抬高，吊起一件物品。
海嬰的童年，因此多了一抹色彩和趣味。
後來，他曾對瞿秋白夫婦頗為感謝地說道：
“當時先生預料，將來革命成功，必有一番大規模建設。
而這些建設工作，沒有人才是不行的。
對下一代必須及早給以科學技術教育，以備將來深造之用。”
有了“積鐵成象”的基礎，海嬰開始拆卸、安裝家中的所有玩具，如此反複，不知疲倦。
慢慢地，家中的玩具已經滿足不了他，他就將目光轉向魯迅給他買的那架留聲機。
有一天，趁父母不注意，海嬰將留聲機“大卸八塊”，雖然弄得滿手油汙，但卻樂在其中。
這一幕被許廣平看到，吃了一驚。
那台留聲機是魯迅托內山先生買的日本貨，不僅國內少見，也著實花了一大筆錢。
眼下，這樣稀罕的物件，竟被自己淘氣的兒子拆得稀碎，許廣平的心中不免升起一股怒火。
她本想罵海嬰一頓，但話到嘴邊了，卻吞了回去。
半晌，她才說：“你把它恢複原樣。”
海嬰望著母親的臉，短短的幾十秒中，仿佛有十幾種複雜情緒洶湧而過。
他敏銳地察覺到，自己做錯事了。
母親的要求，雖有挑戰，但得做到，不然母親即便不說教他，也會傷心一陣子。
於是，海嬰硬著頭皮答應下來。
他望著一地零件，深呼吸，憑著記憶和對於結構的理解，一塊一塊組裝起來。
從陽光正暖，到日暮傾城，海嬰終於將留聲機完整地拚了起來。
他屏氣凝神地撥動了留聲機的按鈕，悠揚的音樂瞬間充滿房間，海嬰內心雀躍極了，高興地歡呼出來。
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克服的“重大”困難。
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漸漸地，他開始拆一些結構複雜的物件，諸如縫紉機之類。
每每拆完，都能再複原。
伴隨著自信心的增長，海嬰對機械物理的喜愛也更為強烈。
但眼下，時局動蕩，生活拮據，海嬰並不能接受正規且係統的教育。
好在，魯迅去世前囑托許廣平要帶著海嬰遷入租界，於是他們搬入了霞飛坊。
在那裏，海嬰受到了顧均正、巴金、吳克堅等人的指導，學業上並未過多荒廢。
但許廣平和海嬰寧靜的生活，卻又一次被打破了。
1941年，白色恐怖四處蔓延，作為魯迅遺孀的許廣平被捕入獄，遭受了電擊等重刑，被關在獄中整整76天。
回到海嬰身邊時，她膝蓋上全是烏青，基本不能走路。
當她再次見到兒子時，卻是滿心憂慮。
她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真的遭遇不測，自己的兒子又沒有一技之長，該如何在社會上立足？
再加上同一時期，海嬰的哮喘又嚴重起來，學校也是去一下，不去一下。
為了讓兒子未來可以養活自己，許廣平決定給海嬰請一個家庭教師。
然而，這一舉動在別人看來卻別有深意。
諸如“魯迅的家眷過於溺愛孩子”，“恐海嬰不能長成魯迅那樣的人”之類的言論，不絕於耳。
這讓年滿12歲的海嬰，深刻地感受到做名人之子的沉重。
原以為，風波過去，一切都會平息，但沒想到，這些聲音始終充斥在海嬰身邊，持續終生。
因此，從海嬰懂事起，就在努力走出父親的光環。
他想要活成自己，憑借自己的努力為社會做貢獻的願望，愈加強烈。
1945年，勝利的曙光普照著每一個中國人，海嬰也身處其中。
可許廣平卻沒有因此感到絲毫輕鬆，她更焦慮了，因為此時的海嬰已16歲。
為了讓海嬰有一技之長，許廣平便跟海嬰商議，讓他去夜校裏讀個會計之類的專業。
海嬰聽從母親的話去聽了幾節課，覺得自己實在沒興趣，就偷偷跑去旁聽了一節無線電課。
課上老師給他們發了一堆零件，讓大家裝配收音機、發訊機等物品，這個課程，令海嬰心中一亮。
跟隨心之所向，海嬰轉到了無線電專業。
不過幾年的學習，海嬰就在老師們的指導下，考取了當時頗難到手的無線電執照，並興衝衝地在家裏的房頂上架起了天線。
彼時，正處解放前夕，風聲正緊，海嬰身份特殊，國民黨對這一行為異常重視。
有一天，有位民主人士去海嬰家裏做客，提醒道：“你還在玩無線電啊！”
聽著意味深長的話，怕累及家人的海嬰，最終無奈地拆下了那套無線電裝置，海嬰第一次無線電試水，“流產了”。
他不甘心，期望終有一天能光明正大地“玩兒”無線電。
這一等，就是4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海嬰為繼續夢想和熱愛，進入華北大學，對語數英理化等科目，進行了係統學習。
這裏的日子，是海嬰一生中遠離父親光環的短暫日子。
在那裏，大家穿著學校統一發的製服，吃著學校裏無差別供應的餐食，每個人都貧窮且快樂，這讓周海嬰心生感慨：
“人人都感受到自己融入了革命大家庭，都需要脫胎換骨。
大家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珠，誰也沒有優越感，卻又從來不自卑。”
3年後，海嬰又進入北京大學學習物理專業。
然而，這裏的日子，卻再次讓海嬰因為“父親是魯迅”而被誤解。
有一天，海嬰看到班裏一些同學正在打橋牌，於是覺得好奇便走過去看。
沒想到，這個行為被其他同學解讀為：“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就知道打橋牌。”
聽到這些話後，海嬰隻是沉默，最終黯然離開。
從此，海嬰為人更加低調，默默扛起父親加給他的重擔。
為了打破“魯迅之子”帶給他的偏見，他不斷在工作中發奮努力，隻為活出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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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無線電領域成就一番事業的海嬰，卻在新中國成立初期，遭遇到更大的困難。
那時候，國民黨殘部仍藏匿於各個省市內，大多數跟無線電掛鉤的人，都是有危險的。
當時，人們對無線電行業避之唯恐不及。
唯獨周海嬰不同，他注冊了無線電代號“c1cyc”，還跟一些無線電地下玩家在空中溝通。
為了讓無線電業餘活動可以公開化，培養出更多行業人才，海嬰開始編纂一些跟無線電有關的書籍。
幾乎每次人大會議、電子行業高峰會，海嬰都要站出來，為那些無線電地下愛好者發聲。
在他的不斷呐喊中，1992年，無線電玩家的春天來了，他們終於盼來了從地下轉到地上的日子。
這一年裏，更多新無線電玩家湧入，驚喜地聽到了海嬰的聲音。
他們彼此交談，相互鼓勵，一起在小眾領域裏作出微薄的貢獻。
後來，隨著網絡的興起，無線電行業開始沒落，海嬰也被調入廣電總局，一直工作到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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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魯迅誕辰80周年，周海嬰為紀念父親，將自己拍攝的2萬張照片進行了展出。
人們才驚喜地發現，這個頂著“魯迅之子”的名頭長大的孩子，不僅在無線電方麵有所成就，還是一位“攝影達人”。
如今周海嬰先生已經故去，終其一生，他都在與偏見對峙，努力走出父親的光環。
周海嬰晚年曾感慨：
“我們要靠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成績，去贏得社會的承認。”
82年，於時間無垠的荒野裏，周海嬰被出身束縛，卻從未向命運妥協。
名利於他，原唾手可得，但他卻淡泊處之，始終在完善自我。
兒子周令飛這樣評價道：
“祖父在給父親壓力的同時，又一直在鞭策著他。
父親的一生是成長的一生，不停地在成長，在最後一刻還在健全他的人格。”
在不斷完善自身的一生中，周海嬰將自己活成了一束光，迎來了生命的綻放，也終於得到了正確的評價，活成了想要的自己。
關於周海嬰的後代子孫情況，並沒有公開的確切信息可查。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作為魯迅先生之子的周海嬰，他的家庭背景和文化傳承無疑對其後代產生了深遠影響。
或許，周海嬰的子女們繼承了家族的文學基因，繼續在文學領域嶄露頭角；亦或是他們選擇了其他道路，以各自獨特的方式為社會作出貢獻。無論從事何種職業，相信他們都會銘記先輩的教誨，秉持著魯迅精神，努力追求自己的夢想。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周家的血脈也許已延續至新一代，但不變的是那份對知識、正義與美好生活的執著追求。我們可以期待這些後代子孫們在各自的人生舞台上展現出非凡才華，書寫屬於自己的精彩篇章。而這一切，都將成為 周海嬰家族曆史長河中的閃光點，熠熠生輝。
有一位tvb明星就是許紹雄。聽說是魯迅第二任妻子許廣平的親侄孫。他在《使徒行傳》中出演的“歡喜哥”，令人印象深刻、耳目一新。深挖許紹雄的家庭背景，要追溯到清朝。許應騤，是慈禧太後的幹兒子，官拜一品，也是tvb藝人許紹雄的太公，魯迅第二任妻子許廣平的親祖父。所以他是魯迅先生的親侄孫。
在那個充滿機遇與挑戰的年代，年輕的魯海嬰懷揣著夢想和追求，踏上了前往東京的求學之路。在這裏，他不僅汲取了知識的養分，更邂逅了一段美麗的愛情。
周海嬰與其妻馬新雲伉儷情深、相濡以沫，他們共同孕育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這些孩子們或許繼承了父母的優秀基因，或是在溫馨和睦的家庭氛圍中耳濡目染，各自展現出獨特的個性與才華。這個充滿愛的家庭，因為孩子們的到來而變得更加熱鬧非凡，也讓周海嬰和馬新雲的生活充滿了歡聲笑語。
周令飛，作為魯海嬰的長子，憑借著自己的才華和努力，成功地融入了異國他鄉的學習生活。然而，命運的齒輪總是悄然轉動。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周令飛遇到了來自台灣的女孩張純華。他們仿佛命中注定般相遇，彼此被對方獨特的魅力所吸引。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感情日益深厚。盡管知道這段戀情可能會麵臨諸多困難，但他們依然堅定地走在了一起。而當畢業之際來臨，麵對人生的抉擇時，周令飛毫不猶豫地選擇跟隨心愛之人回到台灣定居。這個決定一經傳出，立刻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甚至登上了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
然而，對於兒子的選擇，魯海嬰表現出了極大的理解和尊重。他明白，每個人都有權利追尋屬於自己的幸福，而作為父母，最重要的便是給予孩子足夠的支持和自由。於是，盡管外界議論紛紛，魯海嬰始終默默守護著孩子們的幸福，用實際行動詮釋了父愛的深沉與偉大。
魯迅長子長孫、周海嬰長子——周令飛跟魯迅先生長的很像。
雖然魯迅的光芒籠罩了周海嬰一輩子，但周海嬰的一生卻低調而平穩。2011年81歲的周海嬰結束了這一生。
魯迅曾在遺囑中說過不願讓自己的後代做一個空頭文學家，周海嬰做到了，他沒有靠父母的餘蔭生活，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贏得了社會的認可。
魯迅先生的兒子女兒一生都在致力於推動魯迅文化運動，推廣魯迅精神，提倡新時代的文化創新。雖然魯迅的後代，都沒成為大作家。但他們依然在自己的領域，敬崗愛業、勤勤懇懇。雖然沒有魯迅那麽有名，但他們繼承了魯迅的精神——“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