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從200多年前的不毛之地發展到今日食品出口大國,他們在羊毛、牛肉、糧食及種類繁多的食品供應上居世界領先地位。根據當地粗獷少雨的環境,逐漸發出一套高效而低成本的養殖業,為全世界獻上相對物美價廉的羊肉和牛肉。


    幾個月後,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特產,以不同貿易公司交易供貨的方式,分別進入與中國接壤的幾個城市,最後再通過各種官方、非官方的形式進入國內。


    雖然這些食物合計數量龐大,但在當時因為交易分散且商品種類繁多,所以並未在國際糧食市場引起較大關注,更未引起某些國家情報人員的重視。


    尤其是在歐美國家,像豬牛內髒、雞鴨的翅膀與腳部,多數都是打成顆粒磨成粉供大型養殖場作為飼料使用。他們完全想不到,在地球的另一端居然有個民族能夠利用精湛的廚藝將這些零碎邊角料加工成各種美食。


    至於什麽部分地區的小麥大豆等價格上漲,歐美各種飼料價格微調,導致其國內物價上漲壓力增大。這些肯定會存在,但根本不在文嵐他們的考慮範圍之內。


    進入夏天,新安市食品供應忽然一下子種類變多了,各種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食物出現在了市場。


    比大淮山還粗的木薯、紅皮馬鈴薯、隻有最上麵那節的雞翅和鴨翅、水牛奶奶粉、羊奶奶粉、膨化的玉米片、足球大的蛋、一個人高的火雞、2米多高的鴕鳥、口感有點酸的澳洲袋鼠肉,還有各種聽過沒見過的海藻、魚幹、貝類和堅果幹,一一擺著副食品架上,任君選擇。


    除了必要的食物控製外外,這些特殊食品不受票證控製,隻要你有需要又有能力,便可以合理采購。


    雖然數量有限,而且大部分食物的品種出現的完全沒有規律,但是琳琅滿目的食物架,還是讓饑腸轆轆的人們莫名感到心安。


    人們都開始相信,最壞的時間已經過去,美好的生活就在不遠的將來。


    ☆、新的開端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會”在北京召開,2月7日閉幕。


    這次擴大會議,旨在總結□□以來經濟建設中的經驗教訓,切實貫徹調整國民經濟的方針。


    此後,不少人清晰地感知到政策似乎真的開始調整。


    《新時代,需要靈活可行的經濟政策》,幾個黑色加粗大字占據了人民日報的頭版頭條。


    後麵的社論及討論版區,以很大的篇幅,描繪了最新國際經濟和政治形勢,講述了國內經濟細項調整的必要性。


    稍後,各路專家、學者、相關政府工作人員,以署名或半署名的方式,在各大報刊雜誌上討論如何大力發展經濟,提升勞動生產效率,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


    此後,一係列出人意料的新政策,就此拉開帷幕。


    《國企利潤不再全額上繳》


    《利改稅,即將全麵改革》


    《大力推動社辦企業的發展》


    《允許部分符合條件的小手工業者申請工商執照》


    《有條件的集體,可設立與民生相關行業的獨立運營公司》


    每一條新聞,都牽動了無數人的敏感神經。


    許多人心思浮動,卻礙於前些年政策時常變動,一時之間不敢輕舉妄動。


    蘇州日報,頭版頭條,報道了名為《巧手農婦,姊妹攜手,共建繡莊撫養未成年弟妹》,講述了幾位年輕女子為了減輕家庭負擔,用傳統技藝養家糊口的故事。


    隔日,福州日報則以“百年傳承”為名報道了建國前赫赫有名的剪刀名家重開百年老店的故事。


    一個星期後,南方日報卻以《首個經濟試驗區,順利花落香江北》頭條新聞直接席卷了全國的注意力。


    “真的要建一個經濟特區嗎?太棒了!”


    一個青年,指著報道,與朋友爭論不休。


    “什麽?要利用外匯資金,解決國內起始資金緊缺的問題?那合自力更生方針呢,那既無內債又無外債的精神在哪裏,這真的不跟現有規矩相矛盾嗎?”


    一位鼻梁上架著厚底眼鏡的中年男子,握著報紙,喃喃自語道。


    關於新的經濟政策,報刊雜誌上各專家學者各抒己見,普通群眾議論紛紛。


    上層決策者們,也是意見分歧嚴重。


    早在1961年,陳雲就提出並主持製定了從中東、東非“全球購棉”,加工成紡織品出口換匯,再進口糧食的戰略,為克服國內糧食嚴重困難起到了重要作用。


    隨著二戰後各國經濟複蘇,尤其是戰後嬰兒潮出生的青年們對於新式服飾的追求,使得國際市場上棉布價格一直處於相對高的位置。與此相對的是,屬於初級農產品的棉花價格卻一直相對偏低。同一時段,國內棉花歉收,棉布供應緊張,城鎮人口人均布料供給一減再減。


    以陳雲為主的經濟方向的領導,提出進口棉花,利用國內低廉的人力成本加工成棉布,再將出售棉布換回的外匯用以購買糧食和其他生產設備。


    不想,這一主張剛以提出,便被那些有心人士以極“左”思潮壓製,以各種似是而非的理論加以批判。他們不僅對操作細則吹毛求疵,更是雞蛋裏挑骨頭,對申請報告的字眼曲解,進而展開言論攻擊。


    與此同時,也有人心平氣和地提出異議,認為進口外國原料再加工出口是依靠外國,不是自力更生。


    麵對質疑,陳雲堅決地指出:“我們做工作,的確要把一些界限劃清楚,但是不能教條主義。我們不要把實行自力更生的方針,同利用資本主義信貸對立起來。大道理要講清楚,我們做工作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縛住。國外利用信貸建立工廠,提高人們的收入,這都是存在很久的經濟行為。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有理由,工具沒有好壞之分,隻有好不用的區別。當然,這可能會犯錯誤,但是誰不犯錯誤?隻要我們發現了錯誤,及時改正,這也是發展中必然存在的一個過程。”


    陳雲再次主張:“要利用這段時間,進口棉花以加工成棉布出口,不這樣做就是傻瓜。要長期這樣搞,我們有勞動力,可以為國家創造外匯收入。”


    同時,他還主張,在整個外貿工作中,都應該這樣做。中國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稀少。我們應該利用外國的科學產品,進口化肥設備和化肥,增產糧食,再出口大米、肉類和其他高價格的產品。利用低廉的勞動力,通過賺取兩者之間的價差,來提高國內勞動者們的生活水平。


    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其實,這就是大的加工出口,同加工棉布出口道理是一樣的。將華國置身於國際貿易中,充分有效利用國內勞動力資源,一方麵可以賺取大額外匯,一方麵減輕勞動力閑置帶來的社會問題。簡直是一舉數得,利國利民。


    這項思想,與總規劃師在1975年整頓中將其發展為以補償貿易方式引進外國技術設備的“大政策”,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更擴大成為“三來一補”(來料加工、來圖來樣加工、來件裝配和補償貿易)的利用外資重要手段,其實都是一脈相承。


    這一想法,得到了老人家和二號首長的大力支持,力排眾議,在全國展開工作。


    於是,從1961年開始,外貿部門進口了超過千萬萬擔棉花進行棉布加工,一部分出口換匯,一部分解決了國內需要。


    外貿部門和計委等通力合作,全力推進企業管理和生產改革,爭取創造更大的社會財富。


    為了更好的擴大生產,滿足國內日益增加的需求,決策層批準了國家計委提出的引進的成套設備方案。這套方案涉及項目眾多,數額巨大,其中包括大化肥、大化纖、石油化工、大電站和一係列軋鋼機、壓縮機、燃汽輪機、工業汽輪機等大型工業項目。


    陳雲為主的外貿主管竭盡全力予以支持,同時特別提出:“我們不懂外國的商業操作,之前吃了不少虧。這次引進大型機械時,一定要慎重從事,先要派人去看清楚哪些設備能用,哪些不能用,事先準備好新配件。與此同時,應該組織相關人員,著重學習舊中國永利化工廠、太原鋼鐵廠等買設備的經驗,向當年的經辦人員打聽操作細節。從而做到吸取教訓,盡量做到盡善盡美。”


    進入62年,陳雲在聽取外貿部工作匯報時,鄭重指出,進口軋鋼設備,有關的附件和原材料要一起進口,同時安排專業人才全程跟進。因為,如果缺了零配件,就要推遲生產,不管怎麽計算,都很不合算。另外,如果有機會,應該要爭取學習外國先進管理經驗和科技技術,提升國內生產效率。


    江秘書等人,不敢直接反對老人家已經批準的外貿計劃,就反對進口有關附件。


    他們公開撰文,說這是“洋奴”,是出賣國家利益的行為。


    陳雲憤然而起,拍案直言,如果有人批評說這是“洋奴”,那我就做一次“洋奴”!


    一招不行,很快,江秘書等人又指使上海港碼頭貼出“要做碼頭的主人,不做噸位的奴隸”大字報,攻擊擴大外貿是“幫助外國資本家剝削”。


    陳雲經過冷靜思考,針鋒相對地說“:對去年利用國外交易所買糖買糧的行為,是否是剝削了工人階級剩餘價值的問題,我想了整整一年。恩格斯講過,交易所是剩餘價值分配的場所。我們利用交易所,隻是不讓資本家得到全部的超額利潤,並沒有剝削工人階級創造的剩餘價值。”


    兩方展開輿論戰,觀點針鋒相對。


    隨著戰火綿延,有心人開始挑事,故意把戰線擴大,甚至往思想線路方向引戰。


    一時之間,各種“思想”、“路線”、“思潮”席卷了各大報紙,攪亂了國人對新經濟政策的思考。


    這一混亂的局麵,惹得老人家和二號首長極其不悅。


    對於各種帶高帽的行為,老人家心懷警惕。


    其實,建國初期,在製定《憲法》的時候,曾有人提議將這新中國第一部憲法以主席命名。


    老人家對此堅決反對,並要求刪掉憲法草案裏麵歌頌自己的條文。


    當時,老人家在會議上嚴肅指出,刪除那些條文,不是因為謙虛,而是因為那樣寫不合適、不合理、不科學。


    他強調說:“科學沒有什麽謙虛不謙虛的問題。我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麽也不相信,就是說,不要迷信。中國人也好,外國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對的就是對的,錯的就是錯的,就是說,不要搞迷信。不論古代的也好,現代的也好,正確的就信,錯誤的就不信,不僅不信,還要批評。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這種態度,在老人家和二號首長看了文嵐的密信之後,更進了一步。


    在由中央組織的“林氏專案組”提交的係列證據,證明了關於林帥的指控。


    證據確鑿的情況下,決策層將林帥一擼到底,同時針對相關涉案人士展開專項調查,為之前受迫害的人予以回複名譽,重新提拔了大量新鮮血液。


    讓老人家和二號首長感到震驚的是,專案組從毛家灣林帥家中查獲的大量材料中發現,林帥夫妻在建國後的筆記、卡片和藏書中寫下了許多真實反映林帥大搞個人崇拜動機的筆記證據。


    例如:“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訣,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


    “三不”、“三要”原則:“(1)不幹擾人之決心(免己負責);(2)不批評(免爭領導之嫌);(3)不報壞消息(去影射之嫌)。”“要響應,要表揚,要報好消息。”


    “出主意,勿倒行逆施。”


    “三不主義:不負責,不建言,不得罪。”


    “誰不說假話,誰就得垮台。”


    “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


    “才不可露盡,氣不可使盡。”


    從這些反映內心真實動機的言論可以看出,林帥根本不是在倡導“活學活用主席著作”,分明是在精心揣摩“登龍術”。


    這讓人不禁想起林帥之前的某些言論,細細一琢磨,實在是居心叵測。


    “我們不要背那麽多,背上那麽幾十句,就差不多了”。


    在1960年2月□□擴大會議上,林帥提出學習著作,根本不需花費大量時間係統地學,節省時間的主要方式是通過大量背誦若幹警句。


    本來,我黨曆來提倡和堅持理論聯係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號召學習思想的科學體係,用以解決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並在新的實踐中繼承和發展這些思想。


    而林帥宣揚的那一套“走捷徑”、“找竅門”、“背警句”的做法,完全不顧革命導師論述問題的曆史條件和客觀環境,提倡照抄照搬,割裂、曲解,對黨建和社會改革造成了極大的損害。


    但是,由於林帥打著“高舉”、“緊跟”的旗幟,因而即便是對林帥的做法持不同意見的領導同誌,也不便明確地提出反對的意見。


    在看到那些書麵證據後,老人家勃然大怒,即便在二號首長的安撫下,沒有擴大批判對象,但也對這些歌功頌德和無事生非的行為提高了警惕。


    當陳雲為首的外貿領導與江秘書集團的交鋒資料,擺上老人家的書桌後,老人家直接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


    在會議上,老人家再次闡明改革的必要性,旗幟鮮明地支持陳雲他們的經濟改革工作,同時正式下達江秘書的調令,將與她相關的那些禦用文人們全部調到清水衙門做文書收集整理工作。


    當身為第一夫人的江秘書被正式被調任後,關於新經濟政策的必要性的討論,離開脫離了人們的視野。那些搖旗呐喊的人,立刻偃旗息鼓,不敢再做怪,層出不窮的口號再也無人提及。


    報紙上,新聞裏,開始大篇幅地討論如何科學地提高生產力,如何才能有效地提高糧食和民生用品的供給。


    身處四五線小城中那個不起眼的新安兵工廠,響應國家號召,正式掛上了新安紅旗機械廠的牌子,調撥一些富餘生產力開始生產一些小型民用產品。


    在兵工廠宿舍區外的小土屋裏,豎著幾個新刻的招牌,上麵寫著:“新安食品廠”、“木蘭加工廠”和“安蘭食用菌公司”。


    在原來泥地新開出來的料場上,堆滿了壓製成塊的稻草和麥秸稈,瀝幹的牛糞和雞糞。


    安蘭食用菌公司的新任經理,李文輝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聯合附近幾個村莊,開展食用菌擴大生產工作。


    新安食品廠的鳳組長,現在的鳳經理,帶著苗臘梅等人,一邊擴大雞舍,一邊培訓新人。


    宿舍區內,文雅等人,纏著關博萱,問個不休。


    “媽媽,我們真的要搬去穗市嗎?”


    “媽媽,那邊我們人生地不熟的,爸爸一個星期才能回來一次,我們又必要搬過去嗎?”


    “姑姑,我們非過去不可嗎?我已經長大了,我可以留在這邊照顧爸爸,帶著妹妹上學的。”


    “媽媽,家裏的事交給我就可以了。可是,你的身體才剛好,你就牽頭籌備駐穗經銷公司,這合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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