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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的第三個特點是右派本身的特殊作用。民主黨人在利用“羅伊訴韋德案”來動員其支持大軍的時候並未懈怠過。但是由於價值觀在美國政治中勝過階級問題，保守派首先在南方將墮胎問題變成一個重大問題。墮胎並不是第一個重新界定現代政治文化的問題——那一榮譽要歸於民權運動。但是它肯定是最有影響力的問題之一。1972年，共和黨給喬治·麥戈文起了個“三a”［特赦、迷幻藥和墮胎（amnesty，acid and abortion）]候選人的綽號。自那時以來，他們就一直利用這個問題匯聚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共和黨裏依然有贊成選擇權的人，如科林·鮑威爾和阿諾德·施瓦辛格，但他們都是逆潮流而動的人。大約88%的州一級共和黨政綱反對墮胎，沒有一個州的共和黨政綱支持墮胎。2000年的大選中，認為墮胎為非法的人當中，74%投票支持小布希；而認為墮胎可以隨時進行的人當中，則有70%投票支持戈爾。在墮胎問題上，美國總是比其他國家顯得緊張不安，但是右派肯定要賣力使這一問題升溫。在對待墮胎問題的態度上，美國沒有機會變成“歐洲式”。
價值觀和右派
墮胎問題是美國例外論癥結的範例，因為它顯示了兩個主要元素之間的相互補充：一套與眾不同的價值和一場不同尋常的保守主義強大運動，這一運動滋養、增強並利用了這些價值。對這些價值觀和這場運動都要稍微再做進一步的解釋。
考察美國的價值觀時，馬上就會碰到一個明顯的矛盾現象。美國人既比歐洲大陸的人更加個人主義，又比他們更加傳統。美國的個人主義遠比僅僅是蔑視社會安全網要深厚得多。美國人也更願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中，有65%的美國人不贊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們自身不能控製的外力”的看法。在歐洲，除英國、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國家，多數人接受了這一令人沮喪的觀點，而即使在上述三國中，也有一半的人持這種觀點。今天，相信成功取決於人們自身不能控製的外力的人數百分比，從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國持此種看法的人數卻從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說美國人是自利的個人主義者，那麽他們同樣也是上教堂的愛國者。密西根大學一項覆蓋78個國家的定期調查最好地表明了這一點。這項調查由兩場廣泛的計劃組成。一場測試中所問的問題與優先考慮的事情有關。人們被問及，食品和安全之類的基本東西比起自我表現和寬容之類更縹緲的東西，哪個更重要。就像大多數富裕國家的居民一樣，美國人趨向於自我表現的一端。另一場測試試圖衡量傳統主義（對國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獻）與“世俗－理性價值觀”（如支持安樂死、離婚和墮胎）之間的關係。在此，美國與世界其他富裕地區分道揚鑣了。結果是，美國比除愛爾蘭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都遠為傳統。調查還發現，美國人最愛國——72%的美國人說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非常自豪（雖然這一調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進行的），80%的美國人認為他們對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觀點。就宗教狂熱而言，美國人更接近於奈及利亞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國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從1981年首度進行這項調查以來，美國人在這些方麵變得更加傳統了。
美國是怎樣變得如此例外的呢？當然，原因之一是美國極端的保守主義運動。但是，美國為什麽有這樣肥沃的保守主義土壤呢？我們需要回溯一下美國經常具有的保守特點，這些特點既先於現代美國的保守主義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遠。本書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見的青年活動分子達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為“不自知的保守主義者”。作為一個整體，美國也可以作如是觀。
[1]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w，the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捷克電視台的採訪，採訪記錄於2002年11月19日發表，參見.whitehouse.gov</a>。
[3]“views of a 插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june 3，2003.
[4]ibid.，p.29.
[5]trans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pagnia di san paulo，pp.4~5.
[6]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插denfreude，”the spectator，september 13，2003.
[7]採訪泰德·克普爾（ted koppel），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夜線節目，1998年2月18日。
[8]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小布希2002年4月18日的演講。
[10]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77.
[11]巴黎國際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皮埃爾·哈斯納爾（pierre hassner），引自j.f.o.mcallister，“made at america，”time，january 20，2003，p.23。
[12]dean rally in falls church，virginia，august 23，2003.
[13]“will a quartet of euro-enthusiasts undermine nato？”economist，may 3，2003.
價值觀和右派
墮胎問題是美國例外論癥結的範例，因為它顯示了兩個主要元素之間的相互補充：一套與眾不同的價值和一場不同尋常的保守主義強大運動，這一運動滋養、增強並利用了這些價值。對這些價值觀和這場運動都要稍微再做進一步的解釋。
考察美國的價值觀時，馬上就會碰到一個明顯的矛盾現象。美國人既比歐洲大陸的人更加個人主義，又比他們更加傳統。美國的個人主義遠比僅僅是蔑視社會安全網要深厚得多。美國人也更願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中，有65%的美國人不贊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決於人們自身不能控製的外力”的看法。在歐洲，除英國、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國家，多數人接受了這一令人沮喪的觀點，而即使在上述三國中，也有一半的人持這種觀點。今天，相信成功取決於人們自身不能控製的外力的人數百分比，從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國持此種看法的人數卻從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說美國人是自利的個人主義者，那麽他們同樣也是上教堂的愛國者。密西根大學一項覆蓋78個國家的定期調查最好地表明了這一點。這項調查由兩場廣泛的計劃組成。一場測試中所問的問題與優先考慮的事情有關。人們被問及，食品和安全之類的基本東西比起自我表現和寬容之類更縹緲的東西，哪個更重要。就像大多數富裕國家的居民一樣，美國人趨向於自我表現的一端。另一場測試試圖衡量傳統主義（對國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獻）與“世俗－理性價值觀”（如支持安樂死、離婚和墮胎）之間的關係。在此，美國與世界其他富裕地區分道揚鑣了。結果是，美國比除愛爾蘭以外的所有歐洲國家都遠為傳統。調查還發現，美國人最愛國——72%的美國人說他們對自己的國家非常自豪（雖然這一調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進行的），80%的美國人認為他們對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觀點。就宗教狂熱而言，美國人更接近於奈及利亞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國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從1981年首度進行這項調查以來，美國人在這些方麵變得更加傳統了。
美國是怎樣變得如此例外的呢？當然，原因之一是美國極端的保守主義運動。但是，美國為什麽有這樣肥沃的保守主義土壤呢？我們需要回溯一下美國經常具有的保守特點，這些特點既先於現代美國的保守主義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遠。本書一開始的時候，我們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見的青年活動分子達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為“不自知的保守主義者”。作為一個整體，美國也可以作如是觀。
[1]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w，the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捷克電視台的採訪，採訪記錄於2002年11月19日發表，參見.whitehouse.gov</a>。
[3]“views of a 插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june 3，2003.
[4]ibid.，p.29.
[5]trans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pagnia di san paulo，pp.4~5.
[6]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插denfreude，”the spectator，september 13，2003.
[7]採訪泰德·克普爾（ted koppel），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夜線節目，1998年2月18日。
[8]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小布希2002年4月18日的演講。
[10]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 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 2003，p.77.
[11]巴黎國際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research）的皮埃爾·哈斯納爾（pierre hassner），引自j.f.o.mcallister，“made at america，”time，january 20，2003，p.23。
[12]dean rally in falls church，virginia，august 23，2003.
[13]“will a quartet of euro-enthusiasts undermine nato？”economist，may 3，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