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頁
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小布希的核心小圈子不會那樣武斷地對盟友說話，私下裏也不會。但是“9·11”事件發生後，像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這樣堅定的民主主義者，對單邊主義再也沒有什麽保留意見了。美國依靠誌願者聯盟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拒絕了北約主動提出的幫助。2002年夏，白宮通過小布希6月1日在西點軍校對畢業生的講話和9月麵世的新《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報告，正式宣布了自己的單邊主義立場。小布希的講話和新《國家安全戰略》報告都清楚地表明，美國已經徹底放棄了均勢之類的舊式概念。在小布希主義中，美國的安全有賴於做一個不受挑戰的霸主——美國明顯比任何其他大國都強大。200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保證，美國軍隊“將強大到勸阻任何潛在對手，使其不再追求軍力超過或者趕上美國”。正如小布希在西點軍校對畢業生所說的那樣，這種不平衡不僅會嚇退進攻者，而且還能夠由美國來塑造和平，從而“使以往時代不穩定的軍備競賽毫無意義，並且將競爭對手局限在貿易和其他和平事業上”。
這不僅僅拋開了國際約束。布希主義清楚地表明，美國的政策將經常先發製人，而不是遏製或威懾。小布希對西點軍校的學員說，冷戰戰略依然適用於“某些情況”，但“新的威脅要求我們有新的思維”。他解釋道：“如果我們等著威脅完全變成現實，那就太遲了。”[27]他繼續說道：“我們一定要主動找敵人戰鬥，打亂敵人的計劃，並在最壞的威脅出現之前化解它。”
與許多外交事例一樣，可能有人會說這其實也有先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保留採取先發製人行動的選擇權。”人們把這一思想追溯到1841年，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項聲明認為，如果有“立即、壓倒一切的自衛的必要，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方式也沒有考慮的時間”，那麽，先發製人的進攻就被認為是正當的。[28]同樣，2002年美國並沒有突然停止通過多邊組織來做工作。然而，無論從什麽合理的標準來衡量，布希主義都同過去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變化——不僅與柯林頓的全球主義不同，與共和黨舊有的外交政策思想也不同。例如，艾森豪曾公開指責“預防性戰爭”為“不可能之事”，而杜魯門則曾經寫道，“戰爭除了‘防止’和平以外，其他什麽也‘防止’不了”[29]。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13天之後，小布希在德克薩斯州的一次資金募集餐會上愉快地談論“我們新的先發製人戰略”[30]。
歐洲人又一次很快得出結論說，美國的外交政策被新保守派綁架了。然而，簡單明了的事實是，這種更具活力的單邊主義方法在保守主義的美國聽起來卻很悅耳。這明顯恰恰是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長期支持的政策：如果說果敢的民族主義有何意義，那就是用美國的力量來消滅潛在的威脅，最好是在威脅出現之前。更廣泛地說，布希主義對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右派——尤其在陽光地帶——歡迎的兩個話題發出了迴響。第一個話題是不饒恕的重要性。保守派比任何人都對美國在越南的屈辱感到震驚，但他們的結論卻與自由派對手完全相反——美國並不是盲目地陷入了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而是沒有盡力求勝才失敗了。這使人記起巴裏·戈德華特對在東南亞使用“低當量”核武器的熱情。第二個話題是多邊組織的有限價值。極右派長期以來一直攻擊聯合國是一個世界政府機構，但主流共和黨人（也有一些民主黨人，如派屈克·莫伊尼漢）已開始對聯合國的分裂感到狐疑。因此，當傑西·赫爾姆斯提出以聯合國改革作為美國向聯合國提供資金的條件時，他贏得了右派的普遍喝彩。
在“9·11”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敵意浮上了水麵。右派美國隻關心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美國處於危險之中。美國本土受到攻擊了，而現在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擁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第二，美國現在又捲入了一場善與惡的戰鬥之中。在這一點上，新保守派發現，他們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基層戰士的回應。相反，大多數美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則對道德的絕對性感到緊張，他們更喜歡把世界看成是灰色的。“9·11”事件發生後，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尋找理由來解釋基地組織：它是種族主義的產物，是經濟不公正的產物，還是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產物？而作為納粹主義受難者後代的新保守派，則堅持認為這個世界上存在邪惡，他們蔑視任何隻是試圖解釋它而不與之戰鬥的人。“9·11”事件隨即被他們描述成宗教狂熱與極權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他們大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和“邪惡”。
範圍更廣的保守主義運動方麵對此感到高興。基督教保守派一點也不懷疑是魔鬼之力使雙子塔倒塌了。《華爾街日報》、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聞的金髮美女主持爭相譴責把恐怖主義看作是貧窮或者壓迫產物的“複雜”解釋，認為這樣的解釋完全是胡說八道。本·拉登難道不是一個百萬富翁嗎？沙烏地阿拉伯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石油產地嗎？至於以色列無論如何要對阿拉伯人的不滿負責的說法，新保守派感到無比憤怒（尤其是當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向美國人民展示他們慣常的伎倆——像本·拉登一樣繼續使用人體炸彈——的時候）。
這不僅僅拋開了國際約束。布希主義清楚地表明，美國的政策將經常先發製人，而不是遏製或威懾。小布希對西點軍校的學員說，冷戰戰略依然適用於“某些情況”，但“新的威脅要求我們有新的思維”。他解釋道：“如果我們等著威脅完全變成現實，那就太遲了。”[27]他繼續說道：“我們一定要主動找敵人戰鬥，打亂敵人的計劃，並在最壞的威脅出現之前化解它。”
與許多外交事例一樣，可能有人會說這其實也有先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指出：“長期以來美國一直保留採取先發製人行動的選擇權。”人們把這一思想追溯到1841年，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一項聲明認為，如果有“立即、壓倒一切的自衛的必要，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方式也沒有考慮的時間”，那麽，先發製人的進攻就被認為是正當的。[28]同樣，2002年美國並沒有突然停止通過多邊組織來做工作。然而，無論從什麽合理的標準來衡量，布希主義都同過去的外交政策有很大的變化——不僅與柯林頓的全球主義不同，與共和黨舊有的外交政策思想也不同。例如，艾森豪曾公開指責“預防性戰爭”為“不可能之事”，而杜魯門則曾經寫道，“戰爭除了‘防止’和平以外，其他什麽也‘防止’不了”[29]。在西點軍校發表講話13天之後，小布希在德克薩斯州的一次資金募集餐會上愉快地談論“我們新的先發製人戰略”[30]。
歐洲人又一次很快得出結論說，美國的外交政策被新保守派綁架了。然而，簡單明了的事實是，這種更具活力的單邊主義方法在保守主義的美國聽起來卻很悅耳。這明顯恰恰是切尼和拉姆斯菲爾德長期支持的政策：如果說果敢的民族主義有何意義，那就是用美國的力量來消滅潛在的威脅，最好是在威脅出現之前。更廣泛地說，布希主義對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右派——尤其在陽光地帶——歡迎的兩個話題發出了迴響。第一個話題是不饒恕的重要性。保守派比任何人都對美國在越南的屈辱感到震驚，但他們的結論卻與自由派對手完全相反——美國並不是盲目地陷入了一場無法獲勝的戰爭，而是沒有盡力求勝才失敗了。這使人記起巴裏·戈德華特對在東南亞使用“低當量”核武器的熱情。第二個話題是多邊組織的有限價值。極右派長期以來一直攻擊聯合國是一個世界政府機構，但主流共和黨人（也有一些民主黨人，如派屈克·莫伊尼漢）已開始對聯合國的分裂感到狐疑。因此，當傑西·赫爾姆斯提出以聯合國改革作為美國向聯合國提供資金的條件時，他贏得了右派的普遍喝彩。
在“9·11”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間裏，這種敵意浮上了水麵。右派美國隻關心兩件重要的事情。第一，美國處於危險之中。美國本土受到攻擊了，而現在很可能這些攻擊者擁有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第二，美國現在又捲入了一場善與惡的戰鬥之中。在這一點上，新保守派發現，他們的信念再次得到了基層戰士的回應。相反，大多數美國和歐洲的知識分子則對道德的絕對性感到緊張，他們更喜歡把世界看成是灰色的。“9·11”事件發生後，自由派知識分子在尋找理由來解釋基地組織：它是種族主義的產物，是經濟不公正的產物，還是美國在中東政策的產物？而作為納粹主義受難者後代的新保守派，則堅持認為這個世界上存在邪惡，他們蔑視任何隻是試圖解釋它而不與之戰鬥的人。“9·11”事件隨即被他們描述成宗教狂熱與極權主義相結合的產物，他們大談“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和“邪惡”。
範圍更廣的保守主義運動方麵對此感到高興。基督教保守派一點也不懷疑是魔鬼之力使雙子塔倒塌了。《華爾街日報》、拉什·林博和福克斯新聞的金髮美女主持爭相譴責把恐怖主義看作是貧窮或者壓迫產物的“複雜”解釋，認為這樣的解釋完全是胡說八道。本·拉登難道不是一個百萬富翁嗎？沙烏地阿拉伯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石油產地嗎？至於以色列無論如何要對阿拉伯人的不滿負責的說法，新保守派感到無比憤怒（尤其是當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向美國人民展示他們慣常的伎倆——像本·拉登一樣繼續使用人體炸彈——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