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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如此明顯地支持《187號提案》是沒有必要的。到1994年，加利福尼亞州正處於較好的恢復期，而布朗則被證明是一個令人失望的候選人——她甚至在死刑問題上都下不了決心。本書作者之一還曾經不明智地出錢打賭，說布朗會成為美國首位女總統。在德克薩斯州這個兼具南方和西部色彩的州，共和黨在一個名叫布希的年輕州長的領導下，此時正在取悅拉丁裔，而不是中傷他們。
由於不滿意糟糕的種族牌，共和黨人打出了更臭的道德牌。20世紀9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在該州的共和黨內變得更加顯要。1994年，內幕雜誌《競選與選舉》（campaigns & elections）把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列為受基督教右派組織控製的18個州的共和黨之一。很難想像在一個州裏會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威爾遜同時當選為聯邦參議員和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原因之一，在於他支持墮胎選擇權；共和黨人理察·賴爾登（ri插rd riordan）1993年當選洛杉磯市市長，原因同樣如此。拉爾夫·裏德通過一次秘密偷襲，幫助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來負責維斯塔地區的學校學董會，隨後，關於小學生正在被灌輸創世論的爭論迅速爆發。1994年，選民用選票趕走了鬼鬼祟祟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加利福尼亞這樣一個懶散的州裏，共和黨的“迪克西化”（dixification）產生了可怕的選舉後果。隻要看看兩顆更耀眼的年輕共和黨之星丹·倫格倫（dan lungren）和詹姆斯·羅根（james rogan）的命運即可。倫格倫在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中有深厚的根基（他父親是尼克森的私人醫生）。他有過曇花一現的國會議員經歷，幫助起草了《與美國簽約》，並在當時被選為加利福尼亞州州司法部部長。他在任時最拿手的就是監禁別人，並為持槍權辯護，加之他反對墮胎，使他在1998年的州長初選中勝出。但在決選中，民主黨候選人格雷·戴維斯（gray davis）在三個“南方性的”議題（墮胎、環境和手槍）上，將這個醫生的兒子妖魔化。倫格倫以落後20個百分點敗北。
詹姆斯·羅根比倫格倫更具魅力。他是酒吧女郎和男招待的私生子，回到母親身邊之前，他在舊金山艱苦的地區由許多親戚帶大（他母親和她的酒鬼丈夫現有三個孩子）。他輟學後幹各種零活，還做過3天的色情影院看門人。他以美國式的風格奮力進取，扭轉了自己的生活，成為一名成功的共和黨國會議員，代表南加利福尼亞州聖加布裏埃爾山脈附近第27選區。人們本以為他有寬容他人不當行為的心智。但是在國會裏，他與共和黨南方一翼攪到了一起。他是試圖彈劾柯林頓的眾議院委員之一，這使他成為全國共和黨人心目中的英雄。2000年他再次競選國會議員，全國各地潮水般的資金和誌願者湧入他的競選活動中。但這件事卻使他在自己的後院成了一個魔鬼。夢工廠、迪士尼和華納兄弟等公司的總部都在他所在的選區，這些公司的員工認為，支持彈劾證明他是一個心智錯亂的人。好萊塢名人戴維·格芬（david geffen）花巨資反對他當選。據稱，在2000年11月7日夜裏，柯林頓得知羅根失去了國會議員席位後特別高興。
意料之外的總統
然而，那天夜裏並沒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柯林頓高興。戈爾在2000年選舉中的敗北是美國自由派的可怕遭遇之一。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僅僅因為這次美國歷史上最接近的選舉結果是由佛羅裏達州的重新計票決定的——許多自由派依然強烈認為計票受到了操縱；也不是因為戈爾盡管得到了更多的選民票，卻因選舉人團票不夠而遭淘汰；而是因為即使考慮了上述種種情況，戈爾本應輕而易舉獲勝。
柯林頓的反覆無常當然使得戈爾地位脆弱。但是，正如柯林頓在2000年民主黨大會的告別演說中誇耀的那樣，在他的總統任期內，美國增加了2200萬個工作崗位，經歷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增長期。[65]戈爾是保衛柯林頓政治遺產的不二人選。作為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早期支持者，他曾出力使柯林頓改變了在預算赤字和福利問題上的想法，並在一場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辯論中贏了羅思·佩羅。他的環境事業使他在汽車生產州失分，但卻贏得了左派的信任。然而，戈爾卻在柯林頓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裏把手上最好的牌給扔了。在環境問題上，他滑向右派，從而給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以環保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總統留下了空間。在其他幾乎所有事情上，他卻滑向了左派，以反抗強者的人民鬥士身份參加競選。這種民粹主義從來就不適合“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作為參議員的兒子，戈爾成長時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華盛頓一個漂亮的賓館中度過的，周圍是年長的政客和低聲下氣的侍者。他曾在參議院的池子裏玩玩具潛艇，坐在掌控國會的副總統尼克森的膝頭。戈爾似乎總是在向公眾展示另外一個阿爾·戈爾——在代表工人家庭與大企業鬥爭的“民粹派戈爾”身邊，還有腰間別著黑莓手機的“網際網路戈爾”，垂涎吃掉對手的“阿爾法戈爾”，或者許諾“好戲還在後頭”的“繁榮的戈爾”。
然而，就算在他的民粹主義軀殼裏，戈爾也不希望退回到林登·b.詹森的大政府自由主義。在選舉前的兩周，他宣布：“我從未希望見到另一個大政府時代。說到兩個候選人，我是堅信有限政府的人，並且遠在民主黨內大談這一話題之前，我就已經堅信不疑了。我不相信哪個政府能夠包治百病。我不相信哪個政府救濟項目能夠取代父母的責任、家庭的勤勉或產業創新。”
由於不滿意糟糕的種族牌，共和黨人打出了更臭的道德牌。20世紀90年代，福音派基督徒在該州的共和黨內變得更加顯要。1994年，內幕雜誌《競選與選舉》（campaigns & elections）把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列為受基督教右派組織控製的18個州的共和黨之一。很難想像在一個州裏會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威爾遜同時當選為聯邦參議員和加利福尼亞州州長的原因之一，在於他支持墮胎選擇權；共和黨人理察·賴爾登（ri插rd riordan）1993年當選洛杉磯市市長，原因同樣如此。拉爾夫·裏德通過一次秘密偷襲，幫助保守派的福音派基督徒來負責維斯塔地區的學校學董會，隨後，關於小學生正在被灌輸創世論的爭論迅速爆發。1994年，選民用選票趕走了鬼鬼祟祟的福音派基督徒。
在加利福尼亞這樣一個懶散的州裏，共和黨的“迪克西化”（dixification）產生了可怕的選舉後果。隻要看看兩顆更耀眼的年輕共和黨之星丹·倫格倫（dan lungren）和詹姆斯·羅根（james rogan）的命運即可。倫格倫在加利福尼亞州共和黨中有深厚的根基（他父親是尼克森的私人醫生）。他有過曇花一現的國會議員經歷，幫助起草了《與美國簽約》，並在當時被選為加利福尼亞州州司法部部長。他在任時最拿手的就是監禁別人，並為持槍權辯護，加之他反對墮胎，使他在1998年的州長初選中勝出。但在決選中，民主黨候選人格雷·戴維斯（gray davis）在三個“南方性的”議題（墮胎、環境和手槍）上，將這個醫生的兒子妖魔化。倫格倫以落後20個百分點敗北。
詹姆斯·羅根比倫格倫更具魅力。他是酒吧女郎和男招待的私生子，回到母親身邊之前，他在舊金山艱苦的地區由許多親戚帶大（他母親和她的酒鬼丈夫現有三個孩子）。他輟學後幹各種零活，還做過3天的色情影院看門人。他以美國式的風格奮力進取，扭轉了自己的生活，成為一名成功的共和黨國會議員，代表南加利福尼亞州聖加布裏埃爾山脈附近第27選區。人們本以為他有寬容他人不當行為的心智。但是在國會裏，他與共和黨南方一翼攪到了一起。他是試圖彈劾柯林頓的眾議院委員之一，這使他成為全國共和黨人心目中的英雄。2000年他再次競選國會議員，全國各地潮水般的資金和誌願者湧入他的競選活動中。但這件事卻使他在自己的後院成了一個魔鬼。夢工廠、迪士尼和華納兄弟等公司的總部都在他所在的選區，這些公司的員工認為，支持彈劾證明他是一個心智錯亂的人。好萊塢名人戴維·格芬（david geffen）花巨資反對他當選。據稱，在2000年11月7日夜裏，柯林頓得知羅根失去了國會議員席位後特別高興。
意料之外的總統
然而，那天夜裏並沒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柯林頓高興。戈爾在2000年選舉中的敗北是美國自由派的可怕遭遇之一。之所以這樣說，並不僅僅因為這次美國歷史上最接近的選舉結果是由佛羅裏達州的重新計票決定的——許多自由派依然強烈認為計票受到了操縱；也不是因為戈爾盡管得到了更多的選民票，卻因選舉人團票不夠而遭淘汰；而是因為即使考慮了上述種種情況，戈爾本應輕而易舉獲勝。
柯林頓的反覆無常當然使得戈爾地位脆弱。但是，正如柯林頓在2000年民主黨大會的告別演說中誇耀的那樣，在他的總統任期內，美國增加了2200萬個工作崗位，經歷了美國歷史上最長的經濟增長期。[65]戈爾是保衛柯林頓政治遺產的不二人選。作為民主黨領導委員會的早期支持者，他曾出力使柯林頓改變了在預算赤字和福利問題上的想法，並在一場有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辯論中贏了羅思·佩羅。他的環境事業使他在汽車生產州失分，但卻贏得了左派的信任。然而，戈爾卻在柯林頓總統任期的最後兩年裏把手上最好的牌給扔了。在環境問題上，他滑向右派，從而給拉爾夫·納德（ralph nader）以環保候選人的身份參選總統留下了空間。在其他幾乎所有事情上，他卻滑向了左派，以反抗強者的人民鬥士身份參加競選。這種民粹主義從來就不適合“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作為參議員的兒子，戈爾成長時期的大部分時間是在華盛頓一個漂亮的賓館中度過的，周圍是年長的政客和低聲下氣的侍者。他曾在參議院的池子裏玩玩具潛艇，坐在掌控國會的副總統尼克森的膝頭。戈爾似乎總是在向公眾展示另外一個阿爾·戈爾——在代表工人家庭與大企業鬥爭的“民粹派戈爾”身邊，還有腰間別著黑莓手機的“網際網路戈爾”，垂涎吃掉對手的“阿爾法戈爾”，或者許諾“好戲還在後頭”的“繁榮的戈爾”。
然而，就算在他的民粹主義軀殼裏，戈爾也不希望退回到林登·b.詹森的大政府自由主義。在選舉前的兩周，他宣布：“我從未希望見到另一個大政府時代。說到兩個候選人，我是堅信有限政府的人，並且遠在民主黨內大談這一話題之前，我就已經堅信不疑了。我不相信哪個政府能夠包治百病。我不相信哪個政府救濟項目能夠取代父母的責任、家庭的勤勉或產業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