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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 派國家:美國為什麽獨一無二 作者:[英]米克爾思韋特/[英]伍爾德裏奇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四樣東西是道德主義。右派的美國一直以來同樣是正義的美國。g.k.切斯特頓(g.k.chesterton)曾說過這樣的名言,美國是一個“宗教精神浸透了靈魂”的民族。[14]布朗大學的政治學家詹姆斯·莫倫(james morone)在最近出版的《地獄之火的民族》(hellfire nation)一書中指出,美國歷史就是一係列道德運動的歷史——它反對女巫、醉漢、墮落的女人、異鄉人、共產主義等。這些威力巨大的運動甚至戰勝了美國人對大政府的偏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禁酒法這個例子。道德主義並不是右派壟斷的專有物,19世紀反對奴隸製的戰爭和20世紀對民權的熱愛,都是以準宗教的名義進行的。美國傳統上傾向於從個人的德行而非宏大的社會力量來看待世界,而歐洲人卻迷戀後者。19世紀的公理會牧師亨利·沃德·比徹(henry ward beecher)說道:“如果不是自己的過錯,如果不是自己的罪惡,沒有人會在這片土地上挨餓受窮。”[15]這種傳統使美國人外出到處尋找屠龍的機會。直到柏林圍牆倒塌,右派美國一直認為,上帝賦予美國的任務是要把世界從共產主義中解救出來,美國在完成這一任務的過程中不能有絲毫的懈怠。現在,它正在組織反對恐怖主義的鬥爭。
對於右派來說,反對網際網路上保守派博客所稱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戰鬥,是一場善反對惡的戰鬥。別的國家越是反對美國的戰爭計劃,這個救世主式的國家就越是確信自己的正當性。布希主義要求美國在隨後的數年,或許數十年裏都要打擊恐怖主義,其潛在的要點與確定性有關。對右派來說,恐怖主義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恐怖主義的辯論很複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the republican nationalmittee)的一名重要戰略家這樣說道:“我們的人民和總統一樣,無條件地應對恐怖主義;他們,即我們的歐洲盟友和民主黨人,則是相對主義者。”
這種辦法有其選舉上的簡單考慮:用“邪惡軸心”來填補“邪惡帝國”留下的空隙,喬治·w.布希將保守主義運動重新團結起來。然而,幾乎也是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戰爭強化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分歧。在美國吹響民族主義的號角並大把大把地將錢投入軍事用途的時候,歐洲國家正在將民族認同升華至對歐盟認同,並削減自己的軍隊。對於美國人缺乏對複雜性的考慮,無力看清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原因,以及在採取行動前不事先向他們問詢一聲,歐洲人都是大搖其頭。在兩年的時間裏,喬治·w.布希耗盡了“9·11”事件以後人們給予美國的良好意願,這主要是因為他大力發展那些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東京不買帳的立場。
這種分歧在2003年初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是否入侵伊拉克的爭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喬治·w.布希做出的以“政權更迭”解決問題的決定,震驚了大部分歐洲人,他們把這視作牛仔式的正義。而這樣的決定卻被保守派的美國廣為接受。這種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問題上,以色列的事業受到保守的美國福音派的狂熱支持。[巴勒斯坦的溫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碰巧是個基督徒,她在倫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當她來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發表演講時,麵對的卻是“宗教右派”組織(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議人群。]而這些關於具體政策的個人行為,立即同更深層次的文化和價值鬥爭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歐洲擔心美國更具懲罰性的法律體係會在沒有合理判決的情況下處決恐怖嫌犯或將他們送入大牢,那麽它們還應該把這些嫌犯交給美國嗎?
越來越右傾的美國
右派的情況將會怎樣呢?承認下麵這一點是有意義的,即保守派兩個主要的運動——反對大政府和道德墮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體現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層麵上。幾乎所有美國政客現在都在攻擊華盛頓,但這並沒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脹,喬治·w.布希領導下的政府尤其如此。與此同時,文化戰的消息也混雜不清。年輕人可能比他們那些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老師更加愛國,更加不支持墮胎,但《放蕩少女》所描繪的古怪姿態至少說明領地仍有待收復。直到21世紀,被民主黨斥為策劃了2000年布希政變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戀者權利、“贊助性行動”和醫用大麻方麵的判決,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所以有那樣多的史特勞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們發現自己很難在自由派的大學裏謀得職位。
因此,盡管右派並不一定在所有戰線上獲勝,但它卻像20世紀60年代的左派那樣,正在營造政治氣候。我們在本書中認為,美國政治的重新結盟,可能正在為使共和黨成為天然的執政黨搭建舞台,民主黨一度也是如此。這種說法可能顯得沒有根據。2004年,布希再次贏得了總統選舉,但比起其他重新當選的總統,他的重新當選優勢最不明顯。他的第二任期既麵臨令人生畏的國外問題,又有國內經濟的不平衡問題。2008年的共和黨候選人可能將麵對同樣激烈的競爭。而老大黨(共和黨)本身也要應對那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本書中,我們一再擔心共和黨為了選票而變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義色彩的政黨。
對於右派來說,反對網際網路上保守派博客所稱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的戰鬥,是一場善反對惡的戰鬥。別的國家越是反對美國的戰爭計劃,這個救世主式的國家就越是確信自己的正當性。布希主義要求美國在隨後的數年,或許數十年裏都要打擊恐怖主義,其潛在的要點與確定性有關。對右派來說,恐怖主義是非黑即白的事情;而對世界其他地方來說,恐怖主義的辯論很複雜。共和黨全國委員會(the republican nationalmittee)的一名重要戰略家這樣說道:“我們的人民和總統一樣,無條件地應對恐怖主義;他們,即我們的歐洲盟友和民主黨人,則是相對主義者。”
這種辦法有其選舉上的簡單考慮:用“邪惡軸心”來填補“邪惡帝國”留下的空隙,喬治·w.布希將保守主義運動重新團結起來。然而,幾乎也是出於完全相同的原因,反恐戰爭強化了美國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分歧。在美國吹響民族主義的號角並大把大把地將錢投入軍事用途的時候,歐洲國家正在將民族認同升華至對歐盟認同,並削減自己的軍隊。對於美國人缺乏對複雜性的考慮,無力看清恐怖主義產生的社會原因,以及在採取行動前不事先向他們問詢一聲,歐洲人都是大搖其頭。在兩年的時間裏,喬治·w.布希耗盡了“9·11”事件以後人們給予美國的良好意願,這主要是因為他大力發展那些在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受用,而巴黎或東京不買帳的立場。
這種分歧在2003年初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是否入侵伊拉克的爭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喬治·w.布希做出的以“政權更迭”解決問題的決定,震驚了大部分歐洲人,他們把這視作牛仔式的正義。而這樣的決定卻被保守派的美國廣為接受。這種分歧也反映在以色列問題上,以色列的事業受到保守的美國福音派的狂熱支持。[巴勒斯坦的溫和派人士哈南·阿什拉維(hanan ashrawi)碰巧是個基督徒,她在倫敦和巴黎都受到盛情款待,但當她來到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發表演講時,麵對的卻是“宗教右派”組織(the religious right)的抗議人群。]而這些關於具體政策的個人行為,立即同更深層次的文化和價值鬥爭融合到了一起。例如,歐洲擔心美國更具懲罰性的法律體係會在沒有合理判決的情況下處決恐怖嫌犯或將他們送入大牢,那麽它們還應該把這些嫌犯交給美國嗎?
越來越右傾的美國
右派的情況將會怎樣呢?承認下麵這一點是有意義的,即保守派兩個主要的運動——反對大政府和道德墮落——所取得的成功,至今更多地是體現在重整旗鼓的呼喊上,而非在政策層麵上。幾乎所有美國政客現在都在攻擊華盛頓,但這並沒能阻止政府的日益膨脹,喬治·w.布希領導下的政府尤其如此。與此同時,文化戰的消息也混雜不清。年輕人可能比他們那些在嬰兒潮時期出生的老師更加愛國,更加不支持墮胎,但《放蕩少女》所描繪的古怪姿態至少說明領地仍有待收復。直到21世紀,被民主黨斥為策劃了2000年布希政變的最高法院,因其在同性戀者權利、“贊助性行動”和醫用大麻方麵的判決,而令保守派感到失望。在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之所以有那樣多的史特勞斯式的保守分子,原因之一是他們發現自己很難在自由派的大學裏謀得職位。
因此,盡管右派並不一定在所有戰線上獲勝,但它卻像20世紀60年代的左派那樣,正在營造政治氣候。我們在本書中認為,美國政治的重新結盟,可能正在為使共和黨成為天然的執政黨搭建舞台,民主黨一度也是如此。這種說法可能顯得沒有根據。2004年,布希再次贏得了總統選舉,但比起其他重新當選的總統,他的重新當選優勢最不明顯。他的第二任期既麵臨令人生畏的國外問題,又有國內經濟的不平衡問題。2008年的共和黨候選人可能將麵對同樣激烈的競爭。而老大黨(共和黨)本身也要應對那些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本書中,我們一再擔心共和黨為了選票而變成太具南方色彩、太具道德主義色彩的政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