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在於耿殿君嚴厲得簡單粗暴，經常是張口就罵，甚至舉手就打。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給六軍全黨同誌並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說：
“他罵（媽）的！這些小子又來蹲溝啦！沒有什麽事扯他媽兒八蛋，你（指劉連長）不會說不會道的，見大官老爺別哆嗦，要不了命。他們願來就來！上這兒來吃給養還叨叨，不來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誌有一貫的輕視組織的精神，對於上級黨的指示和工作決議，表麵上同意，而沒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對，或表麵抵抗，有時謾罵黨和上級領導機關。一般的經常反抗上級。
有老人說，批判趙尚誌，一些人覺得不是那麽回事，也不敢說。耿殿君不管這一套，這也是他受處分的一個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黨察看3個月，期滿後被開除黨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六軍幹部如周雲峰、吳一光、耿殿君等撤職，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特別是老耿如短期內再有新的錯誤，即將處死。”
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線，或者“浪漫行為”，抗聯中高級幹部中沒有受到批評或處分的不多。當然，許多都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而關於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嘴騾子賣個驢價錢——壞在嘴上了”。
在《開除耿殿君黨籍的決議》中，說：“他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曾不斷的表現出英勇鬥爭精神，無有動搖的堅強意誌。”
在被“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期間，從組建訥河地方武裝，到最終犧牲，同樣表現了他的英勇鬥爭精神，毫不動搖的堅強意誌。
1939年6月21日，《馮仲雲關於部隊在下江活動、供給、幹部等情況給金策等同誌的信》中說：
我提議北滿要發起一個追悼運動，來追悼和紀念我們一九三八年來犧牲之先烈魏長魁、關化新、陸希田、張傳福以及最近犧牲的張連科、雷炎、陳芳鈞、孫紹清等，我們要詳細研究他們犧牲之經過，詳細的他們的史跡的記載，最好寫出傳記，提高全黨及全隊對保護幹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張壽籛給負責同誌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在列出《三路軍幹部統計表》（從總政委、總參謀長到支隊長、政委、參謀長）後，寫道：
最積極的、忠實、勇敢、有戰鬥歷史、經過鍛鍊的青年幹部，如白福厚、許寶和、隋德勝、曹德勝、孫繼州、薑文貴、徐澤民、王景華等軍事指揮員，姚士同、遲萬君、樸吉鬆（韓國人）、金永賢、張榮、韓玉書、吳時英（韓國人）等政治工作員，這都是我軍戰鬥幹部。其外如夏振華、李靜波、王勤、李福才等後方管理工作員，張中孚、徐子英、金貞順、張英華（韓國女人）等文化技術幹部。
以上多為團或團以上幹部，後來大都犧牲了，有的這時已經犧牲了。
“我的頭顱我的熱血是貢獻民族革命”
張蘭生，原名鮑巨魁，滿族，1909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1928年師範學校畢業，1932年入黨，歷任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北滿臨時省委書記、3軍政治部主任。
像張蘭生一樣長期從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八歲時隨父闖關東到依蘭土龍山，1934年在依蘭中學讀書時參加抗日活動，曾任依蘭中學黨支部書記、依蘭縣委書記、下江特委書記。1939年冬轉移到西荒，1940年4月後先後任9支隊、3支隊政委。
高禹民中等個頭，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維敏捷。上隊後，曾參與指揮攻打克山、霍龍門戰鬥，年底在阿榮旗王兆富屯戰鬥中犧牲。
有漢奸告密，先來一中隊鬼子，後來大批偽軍。晚上9點多鍾打響。王明貴、王鈞帶教導隊部分人員住在屯子東頭，衝到後麵山上，搶占製高點。高禹民帶主力住在屯子西頭，遠點，沒衝出來。王明貴指揮用火力壓製敵人，掩護、接應主力，高禹民帶個機槍班，占據雪地中兩塊突兀的大青石，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激戰一個多小時，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幾個人被敵人包圍。敵人喊話，讓他們投降。高禹民讓教導隊長安永化用日語喊話，讓敵人投降。
王鈞老人說，第二天傍黑時，我們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遺體讓敵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彈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層彈殼。那雪不是白的了，彈殼都紅了。
無論省委書記、軍政治部主任，還是普通士兵，要使後人比較詳細的知道他們的事跡，須得兩個條件。一是當年有比較詳細的資料，並能留存下來，二是有比較熟悉他們的人活下來。張蘭生長期做地方工作，這種“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難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張壽籛許亨植給金策的信》中說：
三肇張文廉同誌光榮殉國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隊參謀長）全家殉難，敵人破壞了一些公開關係，但秘密組織敵人是無法知道。
張文廉，1913年生於寧安，北平一中畢業，1935年秋回鄉抗戰，參加5軍，任連指導員，戰鬥中失散，半年後找到隊伍，被誤認為是奸細，險些被處死。之後任3軍秘書、青年科長、三肇地區龍江工委書記，1940年被捕，堅貞不屈，被日寇填進鬆花江冰窟窿裏。
1938年8月25日，《中共下江特委給六軍全黨同誌並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說：
“他罵（媽）的！這些小子又來蹲溝啦！沒有什麽事扯他媽兒八蛋，你（指劉連長）不會說不會道的，見大官老爺別哆嗦，要不了命。他們願來就來！上這兒來吃給養還叨叨，不來拉倒，我有工作太忙。”
耿同誌有一貫的輕視組織的精神，對於上級黨的指示和工作決議，表麵上同意，而沒有一次不是暗中反對，或表麵抵抗，有時謾罵黨和上級領導機關。一般的經常反抗上級。
有老人說，批判趙尚誌，一些人覺得不是那麽回事，也不敢說。耿殿君不管這一套，這也是他受處分的一個原因。
1938年4月，耿殿君被留黨察看3個月，期滿後被開除黨籍。
同年11月，有人在給省委的報告中說：“六軍幹部如周雲峰、吳一光、耿殿君等撤職，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特別是老耿如短期內再有新的錯誤，即將處死。”
看過《東北地區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的人都清楚，或者政治路線，或者“浪漫行為”，抗聯中高級幹部中沒有受到批評或處分的不多。當然，許多都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而關於耿殿君，用有的老人的話講，是“撅嘴騾子賣個驢價錢——壞在嘴上了”。
在《開除耿殿君黨籍的決議》中，說：“他在抗日救國運動中，曾不斷的表現出英勇鬥爭精神，無有動搖的堅強意誌。”
在被“派到最下層去改正錯誤”期間，從組建訥河地方武裝，到最終犧牲，同樣表現了他的英勇鬥爭精神，毫不動搖的堅強意誌。
1939年6月21日，《馮仲雲關於部隊在下江活動、供給、幹部等情況給金策等同誌的信》中說：
我提議北滿要發起一個追悼運動，來追悼和紀念我們一九三八年來犧牲之先烈魏長魁、關化新、陸希田、張傳福以及最近犧牲的張連科、雷炎、陳芳鈞、孫紹清等，我們要詳細研究他們犧牲之經過，詳細的他們的史跡的記載，最好寫出傳記，提高全黨及全隊對保護幹部之注意！
1940年12月8日，《張壽籛給負責同誌並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報告》中，在列出《三路軍幹部統計表》（從總政委、總參謀長到支隊長、政委、參謀長）後，寫道：
最積極的、忠實、勇敢、有戰鬥歷史、經過鍛鍊的青年幹部，如白福厚、許寶和、隋德勝、曹德勝、孫繼州、薑文貴、徐澤民、王景華等軍事指揮員，姚士同、遲萬君、樸吉鬆（韓國人）、金永賢、張榮、韓玉書、吳時英（韓國人）等政治工作員，這都是我軍戰鬥幹部。其外如夏振華、李靜波、王勤、李福才等後方管理工作員，張中孚、徐子英、金貞順、張英華（韓國女人）等文化技術幹部。
以上多為團或團以上幹部，後來大都犧牲了，有的這時已經犧牲了。
“我的頭顱我的熱血是貢獻民族革命”
張蘭生，原名鮑巨魁，滿族，1909年生於黑龍江省呼蘭縣，1928年師範學校畢業，1932年入黨，歷任珠河中心縣委書記、北滿臨時省委書記、3軍政治部主任。
像張蘭生一樣長期從事地方工作的高禹民，原名高升山，1916年生於山東省高密縣，八歲時隨父闖關東到依蘭土龍山，1934年在依蘭中學讀書時參加抗日活動，曾任依蘭中學黨支部書記、依蘭縣委書記、下江特委書記。1939年冬轉移到西荒，1940年4月後先後任9支隊、3支隊政委。
高禹民中等個頭，眉清目秀，英俊文雅，思維敏捷。上隊後，曾參與指揮攻打克山、霍龍門戰鬥，年底在阿榮旗王兆富屯戰鬥中犧牲。
有漢奸告密，先來一中隊鬼子，後來大批偽軍。晚上9點多鍾打響。王明貴、王鈞帶教導隊部分人員住在屯子東頭，衝到後麵山上，搶占製高點。高禹民帶主力住在屯子西頭，遠點，沒衝出來。王明貴指揮用火力壓製敵人，掩護、接應主力，高禹民帶個機槍班，占據雪地中兩塊突兀的大青石，向衝上來的敵人射擊。激戰一個多小時，主力大都撤到山上，高禹民和十幾個人被敵人包圍。敵人喊話，讓他們投降。高禹民讓教導隊長安永化用日語喊話，讓敵人投降。
王鈞老人說，第二天傍黑時，我們又回到王兆富屯。烈士遺體讓敵人拉走了，大青石上除了彈痕就是血，雪地上一層彈殼。那雪不是白的了，彈殼都紅了。
無論省委書記、軍政治部主任，還是普通士兵，要使後人比較詳細的知道他們的事跡，須得兩個條件。一是當年有比較詳細的資料，並能留存下來，二是有比較熟悉他們的人活下來。張蘭生長期做地方工作，這種“地下工作”，原本就是難為人知的。
1940年6月1日，《張壽籛許亨植給金策的信》中說：
三肇張文廉同誌光榮殉國矣，真使人痛心，李道文（十二支隊參謀長）全家殉難，敵人破壞了一些公開關係，但秘密組織敵人是無法知道。
張文廉，1913年生於寧安，北平一中畢業，1935年秋回鄉抗戰，參加5軍，任連指導員，戰鬥中失散，半年後找到隊伍，被誤認為是奸細，險些被處死。之後任3軍秘書、青年科長、三肇地區龍江工委書記，1940年被捕，堅貞不屈，被日寇填進鬆花江冰窟窿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