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12月15日，《金策關於督戰及建立騎兵給張蘭生、周庶範的指示信》中說：
國內抗戰大約開展，最近戰情河南河中戰區較比激烈，奪回四十多城市，消滅日軍十七八萬，獲得武器無數。現在中國兵工廠能造十五分鍾一架飛機和二十分鍾一輛車的能力，該兵工廠都在第八路軍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處。柴世榮、關書範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關內回來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屬下舊軍官”之口。高禹民所談的，則是“××地交通”帶回來的，並急不可耐地寫信告知陳芳均等人，陳芳均等人再給別人寫信，再口口相傳。
魏拯民給中央代表團的報告中說：“四麵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革命凱歌之聲。”
而這裏，冰天雪地、饑寒交迫中，卻是“凱歌之聲”不斷。
有2路軍老人說，“張鼓峰事件”，“諾門罕事件”，對我們鼓舞很大。當時傳得厲害，說關東軍在張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說幾萬的，有說十幾萬的，越傳越多，都說蘇聯紅軍就要打過來了。中日大戰打起來了，蘇日大戰再打，這小日本子還有個好嗎？上級領導講，咱們要加緊活動，配合、迎接蘇聯紅軍。這還有什麽說的，就盼著這個時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勁頭配合了。結果，蘇聯紅軍沒過來，倒是我們過去了。過去了，才知道2路軍西征早就失敗了。那時不能講這類不好的消息，聽到的都是遠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聽著高興、來勁呀。
老人都說，和中央斷了聯繫，見個老百姓都難，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這裏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還知道什麽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記中說，“得掌大之殘破新聞《盛京時報》”，如獲至寶。1939年9月11日，在給張鎮華的信中，要他“盡一切辦法，得到敵方最近新聞報紙以及相當消息材料”。
難說一些“凱歌之聲”從何而來。在與世隔絕般的東亞一隅孤軍奮戰的抗連官兵，那種對“凱歌之聲”的渴求，並為之流血犧牲，是一點兒也不虛妄的。
就算有的從一開始就是有意製造的，比之同時期大批趙尚誌的“反傾向鬥爭”，是可同日而語的嗎？
而“××告訴我們，我們能執（支）持過四個（月）後便不怕了”，當然是算計過了，有根據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臘月，再過4個月即春暖花開，抗聯的好日子就到來了，起碼凍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說，我1938年當指導員，王慶雲是連長，我們倆一直幹到1941年退入蘇聯。他個不高，跟我差不多，沒我壯。他參軍前好像是個獵戶，反正是個山林通，當戰士、班長，行軍打仗從來當尖兵，一直在基層幹。在我知道的抗聯中，他身上的傷疤是最多的。最讓我們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癲癇病，那時叫“羊角風”，每個月都得犯兩三回。有時行軍，有時我們倆正談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腳都抽得硬了，幾個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時舌頭咬壞了，冒血沫子。我抱著他淌眼淚，戰士們也都眼淚吧嗒的。那時戰友犧牲了，也沒多少眼淚了。除了行軍時把他抬著外，什麽辦法也沒有，隻能眼睜睜瞅著。上級早就要調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幹地方工作不過癮。我勸他到師部團部去，那時沒有“坐機關”一說，好賴也比當連長帶兵輕鬆點。他跟我瞪眼睛，說我什麽時候耽誤打仗了，也真是，戰場上他從未犯過病。可這病纏人傷身哪，抽一次，那骨頭好像都抽軟了。打仗繳獲了“好嚼裹兒”，我想給他留點兒補補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這人沒文化，不會講大道理，就是幹，打鬼子堅決性的。
郝鳳武老人說，1940年冬，我的排長林貞玉掉冰窟窿裏了。老百姓抓魚鑿的冰窟窿，剛結層薄冰，還有江麵上沒凍結實的清溝，掉下去沒淹死，弄上來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腳就剩幾個手指頭了。腳指頭爛沒了，骨頭白花花的，他拿個破鉗子夾得哢嚓哢嚓的，夾下一塊罵聲“娘了個×的”。山東人，倔，別看就剩幾根手指頭了，那槍擺弄得利索，打得也準。就是行軍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頭把勢的，他那腳沒了腳指頭，就剩兩片扁乎肉了，小腳女人都趕不上呀，那也沒耽誤行軍打仗。這人活下來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爾濱膠合板廠當副廠長，省勞模。我們那時候叫他“林禿爪子”，後來廠子裏的人叫他“林小腳”、“林老太太”。
老人說：抗聯女兵沒小腳，男的“小腳”的太多了。
老人問我：你說，什麽叫“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王雲慶老人說，單立誌的弟弟叫單有誌，我給團長當警衛員，他給政委當警衛員。一槍打在肩膀上，是個炸子，肩膀頭打爛了，當時就沒氣了。有人說埋了吧，政委“劉哈鼻子”說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氣了。那也就是多遭幾天罪吧，好人都快凍餓死了。他說給我補一槍吧，“劉哈鼻子”餵他黃豆粒大塊大煙土。誰能想到，這人真就活過來了，你說什麽叫奇蹟？還有這哥倆都活下來了，這不也是奇蹟嗎？
國內抗戰大約開展，最近戰情河南河中戰區較比激烈，奪回四十多城市，消滅日軍十七八萬，獲得武器無數。現在中國兵工廠能造十五分鍾一架飛機和二十分鍾一輛車的能力，該兵工廠都在第八路軍管理之下。
金策、周保中的消息，不知源自何處。柴世榮、關書範信中所言，出自“最近由關內回來一人名叫王德平，前李杜屬下舊軍官”之口。高禹民所談的，則是“××地交通”帶回來的，並急不可耐地寫信告知陳芳均等人，陳芳均等人再給別人寫信，再口口相傳。
魏拯民給中央代表團的報告中說：“四麵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革命凱歌之聲。”
而這裏，冰天雪地、饑寒交迫中，卻是“凱歌之聲”不斷。
有2路軍老人說，“張鼓峰事件”，“諾門罕事件”，對我們鼓舞很大。當時傳得厲害，說關東軍在張鼓峰死了多少人，有說幾萬的，有說十幾萬的，越傳越多，都說蘇聯紅軍就要打過來了。中日大戰打起來了，蘇日大戰再打，這小日本子還有個好嗎？上級領導講，咱們要加緊活動，配合、迎接蘇聯紅軍。這還有什麽說的，就盼著這個時候了，肯定使出吃奶的勁頭配合了。結果，蘇聯紅軍沒過來，倒是我們過去了。過去了，才知道2路軍西征早就失敗了。那時不能講這類不好的消息，聽到的都是遠方的好消息，真的假的，真真假假的，有鼻子有眼的，聽著高興、來勁呀。
老人都說，和中央斷了聯繫，見個老百姓都難，那人都傻了、“苶了”（本意是疲倦，這裏即呆了，傻了）、成野人了，除了打鬼子還知道什麽呀？
周保中1936年8月19日日記中說，“得掌大之殘破新聞《盛京時報》”，如獲至寶。1939年9月11日，在給張鎮華的信中，要他“盡一切辦法，得到敵方最近新聞報紙以及相當消息材料”。
難說一些“凱歌之聲”從何而來。在與世隔絕般的東亞一隅孤軍奮戰的抗連官兵，那種對“凱歌之聲”的渴求，並為之流血犧牲，是一點兒也不虛妄的。
就算有的從一開始就是有意製造的，比之同時期大批趙尚誌的“反傾向鬥爭”，是可同日而語的嗎？
而“××告訴我們，我們能執（支）持過四個（月）後便不怕了”，當然是算計過了，有根據的：1月中旬正是寒冬臘月，再過4個月即春暖花開，抗聯的好日子就到來了，起碼凍不死了，也有野菜吃了。
曹曙焰老人說，我1938年當指導員，王慶雲是連長，我們倆一直幹到1941年退入蘇聯。他個不高，跟我差不多，沒我壯。他參軍前好像是個獵戶，反正是個山林通，當戰士、班長，行軍打仗從來當尖兵，一直在基層幹。在我知道的抗聯中，他身上的傷疤是最多的。最讓我們這些人受不了的，是他有癲癇病，那時叫“羊角風”，每個月都得犯兩三回。有時行軍，有時我們倆正談工作，一下子就倒了，手腳都抽得硬了，幾個人都按不住，嘴丫子冒沫子。有時舌頭咬壞了，冒血沫子。我抱著他淌眼淚，戰士們也都眼淚吧嗒的。那時戰友犧牲了，也沒多少眼淚了。除了行軍時把他抬著外，什麽辦法也沒有，隻能眼睜睜瞅著。上級早就要調他做地方工作，他不去，嫌幹地方工作不過癮。我勸他到師部團部去，那時沒有“坐機關”一說，好賴也比當連長帶兵輕鬆點。他跟我瞪眼睛，說我什麽時候耽誤打仗了，也真是，戰場上他從未犯過病。可這病纏人傷身哪，抽一次，那骨頭好像都抽軟了。打仗繳獲了“好嚼裹兒”，我想給他留點兒補補身子，那眼睛瞪得比牛眼還大，像我抱他孩子下枯井了似的。這人沒文化，不會講大道理，就是幹，打鬼子堅決性的。
郝鳳武老人說，1940年冬，我的排長林貞玉掉冰窟窿裏了。老百姓抓魚鑿的冰窟窿，剛結層薄冰，還有江麵上沒凍結實的清溝，掉下去沒淹死，弄上來就是一身冰甲。命保住了，手腳就剩幾個手指頭了。腳指頭爛沒了，骨頭白花花的，他拿個破鉗子夾得哢嚓哢嚓的，夾下一塊罵聲“娘了個×的”。山東人，倔，別看就剩幾根手指頭了，那槍擺弄得利索，打得也準。就是行軍遭罪了。冰天雪地的，正常人都跟頭把勢的，他那腳沒了腳指頭，就剩兩片扁乎肉了，小腳女人都趕不上呀，那也沒耽誤行軍打仗。這人活下來了，“文化大革命”前在哈爾濱膠合板廠當副廠長，省勞模。我們那時候叫他“林禿爪子”，後來廠子裏的人叫他“林小腳”、“林老太太”。
老人說：抗聯女兵沒小腳，男的“小腳”的太多了。
老人問我：你說，什麽叫“特殊材料製成的人”？
王雲慶老人說，單立誌的弟弟叫單有誌，我給團長當警衛員，他給政委當警衛員。一槍打在肩膀上，是個炸子，肩膀頭打爛了，當時就沒氣了。有人說埋了吧，政委“劉哈鼻子”說死了也抬回去，半道上又喘氣了。那也就是多遭幾天罪吧，好人都快凍餓死了。他說給我補一槍吧，“劉哈鼻子”餵他黃豆粒大塊大煙土。誰能想到，這人真就活過來了，你說什麽叫奇蹟？還有這哥倆都活下來了，這不也是奇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