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6日，在延安出版的第263期《紅色中華》，在一篇介紹東北抗聯的文章中，竟將赫赫有名的趙尚誌，寫成“鄭尚誌”。同年5月12日的《下江抗日救國青年團的新任務》中，則說“滿洲遊擊隊中有名的女將李紅光（現在十八歲）”。不排除抗聯和早期遊擊隊中，有叫李紅光的女性，可這“有名的女將李紅光”卻是誰呀？有名的、連在延安的毛澤東都知道的李紅光，隻有前麵已經寫過的、一年前犧牲的1軍1師師長兼政委李紅光。
把“趙尚誌”寫成“鄭尚誌”，問題不大。東北四大遊擊區難以通聯，信息隔絕，可以自己想辦法。可與中央失去聯繫，對於這支原本就難以支撐、一直在奮力支撐著的隊伍，意味著的卻是什麽？
周保中屢次派人進關找黨中央，連人也沒了蹤影。派人去蘇聯，欲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央聯繫，也是一樣。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從7軍饒河駐地出發，越過烏蘇裏江，在蘇聯比肯滯留一個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已經回國外，仍是一無所獲。
1月31日，周保中在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說：
代表團負責同誌們！東北鬥爭環境是異常嚴重，黨組織內有極大危機，我此來是非常不容易，並且絕無可能久於滯留。在你們重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重視東北黨七年來血的鬥爭和今後的前途，你們負有領導重責。過去一年以至二年，你們對東北實際上是放棄了領導，造成今日許多嚴重危機，那麽，現在是再不能“漠視無睹”，貽誤革命發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措辭嚴厲地寫道：
最後堅決的向你們堅決提出嚴重抗議的意見，你們若再放棄對東北黨嚴重時期的領導，而不迅速答覆我們的要求，我們吉東黨首先將要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控告主席團和中代，我們將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團。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宋一夫、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已明確批評指出：
中央代表團同誌若再“放任”，實際上就是棄置。
控告王明、康生瀆職、不作為，將抗聯“棄置”！
撤銷滿洲省委，致使群龍無首，內部紛爭。更加惡劣、不可思議的，回國前竟然未置一辭，對浴血奮戰的東北抗聯漠視無睹，棄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我們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向中央提出批評。中央三四年來與東北黨，尤其是北滿黨沒有聯繫，使黨內各種問題不能及時的在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使工作受到無限損失，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中央某些同誌應該負著錯誤責任。
關於東北黨和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當年和今天都能共識的原因之一，就是與中央失去聯繫，斷線的風箏似的，孤軍奮戰。
而日本人認為“南滿省委崩潰之原因”，“中共是否無此餘力，或是否由於對在滿黨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視不救，即或並不明顯，但對南滿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對策，從××（全光——筆者）之供述亦可明了，從而可認為此乃崩潰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提出10個要求解決的“緊迫”問題。魏拯民的《報告》，也提出了“對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項，分別為“幹部問題”、“文件問題”、“物質方麵”和“將來交通聯絡問題”。
幹部問題（軍事、地方、技術等各方麵）：
南滿省委第一路軍，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與中央以及哈爾濱省委斷絕了聯絡關係以後，上級機關並未補充一個幹部，一年一年的高級幹部（有工作能力的幹部）以及其他優秀的幹部不斷的損失，雖然由較有能力的隊員與黨員中提拔補充，但由於長期多次的戰鬥犧牲，目前暫存的已為數極少了。如今後仍然不能由上級機關得到補充的話，就很難執行一路軍的各種重要工作與完成黨軍的任務了。關於對幹部所要求的具體條件，都要托去者代為轉達。因此，希充分研究後，為南滿與第一路軍將來整個發展和開闢工作上考慮一下，乃是我們非常盼望的。
我們要求的幹部是：高級軍政幹部五人（但必須是能擔當一路軍總司令與南滿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幹部二十人（有縣區委能力者），中級軍政幹部十人（能擔當師長以上的職責者），技術人才（製造炸藥，使用無線電，製造防毒麵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來。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
關於幹部問題的解決，一方麵還須要中央的幫助〔這裏附帶批評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嚴重指出如何幫助滿洲的幹部，但實際上數月未（應為“來”——筆者）一個人也沒有派去，中央實際沒有執行自己的決定——自然幹部的十分困難，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關於滿洲具體須要中央派的人，俟討論滿洲工作時提出〕；另一方麵，當然要省委自己加緊幹部的訓練（學生已陸續派了人去，訓練班已部分的開始）。
把“趙尚誌”寫成“鄭尚誌”，問題不大。東北四大遊擊區難以通聯，信息隔絕，可以自己想辦法。可與中央失去聯繫，對於這支原本就難以支撐、一直在奮力支撐著的隊伍，意味著的卻是什麽？
周保中屢次派人進關找黨中央，連人也沒了蹤影。派人去蘇聯，欲通過共產國際與中央聯繫，也是一樣。1938年1月16日，周保中從7軍饒河駐地出發，越過烏蘇裏江，在蘇聯比肯滯留一個多月，除了得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已經回國外，仍是一無所獲。
1月31日，周保中在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說：
代表團負責同誌們！東北鬥爭環境是異常嚴重，黨組織內有極大危機，我此來是非常不容易，並且絕無可能久於滯留。在你們重視抗日民族革命戰爭，重視東北黨七年來血的鬥爭和今後的前途，你們負有領導重責。過去一年以至二年，你們對東北實際上是放棄了領導，造成今日許多嚴重危機，那麽，現在是再不能“漠視無睹”，貽誤革命發展的前途。
2月20日，《周保中給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措辭嚴厲地寫道：
最後堅決的向你們堅決提出嚴重抗議的意見，你們若再放棄對東北黨嚴重時期的領導，而不迅速答覆我們的要求，我們吉東黨首先將要向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控告主席團和中代，我們將要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控告中共代表團。
而早在一年前的3月31日，《中共吉東省委書記宋一夫、五軍黨委書記周保中給中共中央代表團的信》中，已明確批評指出：
中央代表團同誌若再“放任”，實際上就是棄置。
控告王明、康生瀆職、不作為，將抗聯“棄置”！
撤銷滿洲省委，致使群龍無首，內部紛爭。更加惡劣、不可思議的，回國前竟然未置一辭，對浴血奮戰的東北抗聯漠視無睹，棄之冰天雪地。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說：
我們站在布爾希維克的自我批評立場，向中央提出批評。中央三四年來與東北黨，尤其是北滿黨沒有聯繫，使黨內各種問題不能及時的在政治上、組織上解決，使工作受到無限損失，是錯誤的。我們認為中央某些同誌應該負著錯誤責任。
關於東北黨和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當年和今天都能共識的原因之一，就是與中央失去聯繫，斷線的風箏似的，孤軍奮戰。
而日本人認為“南滿省委崩潰之原因”，“中共是否無此餘力，或是否由於對在滿黨之前途缺乏信心而坐視不救，即或並不明顯，但對南滿省委之窘境未予任何救援對策，從××（全光——筆者）之供述亦可明了，從而可認為此乃崩潰之第一原因”。
周保中給海參崴“丁山”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的信中，提出10個要求解決的“緊迫”問題。魏拯民的《報告》，也提出了“對中央的最低限度要求”，共4項，分別為“幹部問題”、“文件問題”、“物質方麵”和“將來交通聯絡問題”。
幹部問題（軍事、地方、技術等各方麵）：
南滿省委第一路軍，自一九三五年以來與中央以及哈爾濱省委斷絕了聯絡關係以後，上級機關並未補充一個幹部，一年一年的高級幹部（有工作能力的幹部）以及其他優秀的幹部不斷的損失，雖然由較有能力的隊員與黨員中提拔補充，但由於長期多次的戰鬥犧牲，目前暫存的已為數極少了。如今後仍然不能由上級機關得到補充的話，就很難執行一路軍的各種重要工作與完成黨軍的任務了。關於對幹部所要求的具體條件，都要托去者代為轉達。因此，希充分研究後，為南滿與第一路軍將來整個發展和開闢工作上考慮一下，乃是我們非常盼望的。
我們要求的幹部是：高級軍政幹部五人（但必須是能擔當一路軍總司令與南滿省委工作者），地方工作幹部二十人（有縣區委能力者），中級軍政幹部十人（能擔當師長以上的職責者），技術人才（製造炸藥，使用無線電，製造防毒麵具者）各二、三名，希即派來。
1933年11月24日，《中共滿洲省委何成湘關於最近滿洲工作報告》中說：
幹部的恐慌是滿洲黨組織上一個嚴重的現象，因為幹部的極端缺乏，障礙了整個工作的發展。
關於幹部問題的解決，一方麵還須要中央的幫助〔這裏附帶批評到中央，中央一月指示信嚴重指出如何幫助滿洲的幹部，但實際上數月未（應為“來”——筆者）一個人也沒有派去，中央實際沒有執行自己的決定——自然幹部的十分困難，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關於滿洲具體須要中央派的人，俟討論滿洲工作時提出〕；另一方麵，當然要省委自己加緊幹部的訓練（學生已陸續派了人去，訓練班已部分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