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魏拯民犧牲，官兵失聲慟哭。
1940年春安圖縣兩江口戰鬥中，一個士兵腿部負傷掉隊，被魏拯民發現。這個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陣子都要站那兒大口喘上一陣子的病人，連背帶拖，硬是把傷員弄回了15公裏多遠的密營。
對於1路軍來說，這是個從未有過的兇險、危殆的時刻。
程斌叛變後，東邊道西部幾縣黨組織和殘餘部隊，不約而同地東進。這一刻，楊靖宇一路不斷分兵誘敵的部隊、被打散的部隊，以及各地密營的後方機關的小部隊，正在撤離濛江，陸續北上。途中不斷與敵遭遇，犧牲、被俘、失散。一是到處都是敵人，很難躲避；二是必須弄吃的，就得見人，就可能碰上“趙廷喜”，敵人就來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隊，也不知道“甩”的地點，再犧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當地，或者回家，或者投親靠友，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潛居下來。
1940年4月8日，曹亞範在濛江縣龍泉鎮西翁圈被叛徒殺害後，1方麵軍的境況亦如上述。
與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無日）《魏拯民同誌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說的：“一般幹部中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動搖、悲觀、失望等現象。”
魏拯民是3月在樺甸縣頭道溜河得知楊靖宇犧牲的消息的。追悼會後，即主持召開南滿省委和1路軍幹部會議，史稱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決定警衛旅和2、3兩個方麵軍主力出擊長圖線以北，在穆稜、五常、寧安、汪清等地分散遊擊，同時加強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條件。並決定從部隊抽調一批幹部，恢復、開闢地方工作，重點是延吉、樺甸、磐石地區。還決定派總部秘書陳秀明去蘇聯，希望通過蘇聯的幫助，恢復與黨中央的聯繫。
魏拯民在《報告》中說：
自一九三七年以後，這些地方黨組織，都先後遭到破壞，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叛徒等的告密，與該地的工作人員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從被破壞後，大部分地區工作沒有恢復，這主要是有輕視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壞之後，即未派人進行恢復工作；同時也不培養有關這方麵的幹部，持著放之任之的態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著秘密同誌個人關係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當初建立、發展黨組織的那種環境了。遍地的“集團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難萬險，絕非一時半會兒就能見到成效。但是，抗聯要生存，要戰鬥，就離不開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須千方百計去開拓，否則隻能坐以待斃。
這時，敵人的“討伐”重點已經開始從東邊道轉向延吉、吉林地區。9月底，野副昌德的“討伐”司令部也推進至延吉，準備進行秋冬季“大討伐”。在此期間，韓仁和率領的警衛旅，金日成率領的2方麵軍，陳翰章率領的3方麵軍，在老天爺和土地爺的協助下，四處出擊，均取得相當成績——留待後敘。
魏拯民把應該想到和能夠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將都請來，也無力回天了。
應該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體衰者、其他對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向蘇聯疏散。”
從10月下旬開始，在飄飛的初雪中，2方麵軍和3方麵軍餘部，踏著滿山落葉陸續過境撤入蘇聯。
“棄置”
魏拯民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開篇是這樣子的：
敬愛的同誌：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會（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筆者）以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誌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係，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發行的文件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麵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麵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
這封有年有月無日的信，應該是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前後寫的，應該是由陳秀明送去蘇聯，交給中共代表團的——這是頭道溜河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封信的節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據說，陳秀明下落不明，共產國際方麵也未見到這封信——這位被仙人洞老人親切地稱為“八個爪”的原桓興縣委書記，凶多吉少應是無疑的了。
就算這封信送到了蘇聯，又有什麽用？王明、康生早夾著皮包走人了，誰還管東北抗聯？
許多老人說，今天幾號了，星期幾呀，那時沒這個，也用不著這個。清明栽土豆，穀雨種大田，那時莊稼人掛念的是節氣，種莊稼不能誤了節氣呀。參加抗聯了，一年裏印象最深的日子，一個是看到樹枝鼓苞了，高興啊，抗聯的好日子要來了。再一個是樹葉落了，天氣涼了，老天爺變臉了，愁啊，這一冬怎麽熬呀？什麽生日、年節呀，沒了，連大年三十都不知什麽時候就過去了。有人問現在是民國多少年了，有人就說多少年了咋的，你還能包頓餃子，給大傢夥兒過個年哪。新兵會問現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罵：去他媽的“康德”！
1940年春安圖縣兩江口戰鬥中，一個士兵腿部負傷掉隊，被魏拯民發現。這個自己拄根棍子走上一陣子都要站那兒大口喘上一陣子的病人，連背帶拖，硬是把傷員弄回了15公裏多遠的密營。
對於1路軍來說，這是個從未有過的兇險、危殆的時刻。
程斌叛變後，東邊道西部幾縣黨組織和殘餘部隊，不約而同地東進。這一刻，楊靖宇一路不斷分兵誘敵的部隊、被打散的部隊，以及各地密營的後方機關的小部隊，正在撤離濛江，陸續北上。途中不斷與敵遭遇，犧牲、被俘、失散。一是到處都是敵人，很難躲避；二是必須弄吃的，就得見人，就可能碰上“趙廷喜”，敵人就來追打。而在途中和在濛江失散的，找不到部隊，也不知道“甩”的地點，再犧牲、被俘、失散。一些人就在當地，或者回家，或者投親靠友，遠走他鄉，隱姓埋名，潛居下來。
1940年4月8日，曹亞範在濛江縣龍泉鎮西翁圈被叛徒殺害後，1方麵軍的境況亦如上述。
與此同步的，就是1940年4月（無日）《魏拯民同誌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中說的：“一般幹部中在思想上、行動上，已發生了或大或小的變化，動搖、悲觀、失望等現象。”
魏拯民是3月在樺甸縣頭道溜河得知楊靖宇犧牲的消息的。追悼會後，即主持召開南滿省委和1路軍幹部會議，史稱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決定警衛旅和2、3兩個方麵軍主力出擊長圖線以北，在穆稜、五常、寧安、汪清等地分散遊擊，同時加強政治工作，努力改善官兵生活條件。並決定從部隊抽調一批幹部，恢復、開闢地方工作，重點是延吉、樺甸、磐石地區。還決定派總部秘書陳秀明去蘇聯，希望通過蘇聯的幫助，恢復與黨中央的聯繫。
魏拯民在《報告》中說：
自一九三七年以後，這些地方黨組織，都先後遭到破壞，其主要原因是：由於叛徒等的告密，與該地的工作人員被捕或被害等所造成的。從被破壞後，大部分地區工作沒有恢復，這主要是有輕視地方工作的思想，所以在被破壞之後，即未派人進行恢復工作；同時也不培養有關這方麵的幹部，持著放之任之的態度，然而，在各地方尚保持著秘密同誌個人關係的存在。
魏拯民明白，眼下已不是當初建立、發展黨組織的那種環境了。遍地的“集團部落”使地方工作千難萬險，絕非一時半會兒就能見到成效。但是，抗聯要生存，要戰鬥，就離不開人民，地方工作就必須千方百計去開拓，否則隻能坐以待斃。
這時，敵人的“討伐”重點已經開始從東邊道轉向延吉、吉林地區。9月底，野副昌德的“討伐”司令部也推進至延吉，準備進行秋冬季“大討伐”。在此期間，韓仁和率領的警衛旅，金日成率領的2方麵軍，陳翰章率領的3方麵軍，在老天爺和土地爺的協助下，四處出擊，均取得相當成績——留待後敘。
魏拯民把應該想到和能夠做到的，都想到了、做到了。
就算能把古今中外的名將都請來，也無力回天了。
應該是1940年8月吧，魏拯民指示：“年老體衰者、其他對革命工作有妨礙者向蘇聯疏散。”
從10月下旬開始，在飄飛的初雪中，2方麵軍和3方麵軍餘部，踏著滿山落葉陸續過境撤入蘇聯。
“棄置”
魏拯民給中共代表團的《報告》，開篇是這樣子的：
敬愛的同誌：
在正式報告我南滿黨與第一路軍的各種問題之前，先陳述一下我們幾年來的感想。
自一九三五年七次代表大會（指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筆者）以後，在一九三五年秋季，在哈爾濱接到王明同誌的著作《為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而奮鬥》小冊子以後，就完全斷絕了中央與北滿的關係，因而也就得不到中央的具體指示與中央發行的文件與通訊，即對一般群眾所發行的書籍報紙等亦見不著跡影。同時，狡猾的日賊還從四麵進攻我們。一切的工作，都是幼稚的。我們有如在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小舟，有如雙目失明的孩提，東碰西撞，不知所從。當目前偉大的革命浪潮洶湧澎湃之際，我們卻似入於銅牆鐵壁中，四麵不通消息，長期悶在鼓中，總聽不到各處革命凱歌之聲。
這封有年有月無日的信，應該是在第二次頭道溜河會議前後寫的，應該是由陳秀明送去蘇聯，交給中共代表團的——這是頭道溜河會議的重要決定之一。
我們今天看到的這封信的節錄，是從日文翻譯過來的。據說，陳秀明下落不明，共產國際方麵也未見到這封信——這位被仙人洞老人親切地稱為“八個爪”的原桓興縣委書記，凶多吉少應是無疑的了。
就算這封信送到了蘇聯，又有什麽用？王明、康生早夾著皮包走人了，誰還管東北抗聯？
許多老人說，今天幾號了，星期幾呀，那時沒這個，也用不著這個。清明栽土豆，穀雨種大田，那時莊稼人掛念的是節氣，種莊稼不能誤了節氣呀。參加抗聯了，一年裏印象最深的日子，一個是看到樹枝鼓苞了，高興啊，抗聯的好日子要來了。再一個是樹葉落了，天氣涼了，老天爺變臉了，愁啊，這一冬怎麽熬呀？什麽生日、年節呀，沒了，連大年三十都不知什麽時候就過去了。有人問現在是民國多少年了，有人就說多少年了咋的，你還能包頓餃子，給大傢夥兒過個年哪。新兵會問現在是“康德”多少年了，有人就罵：去他媽的“康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