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者明白,人心是不能用暴力征服的,可是還要“精神一體”,怎麽辦?就把末代皇帝弄成了“康德皇帝”,因為它知道中國人是認“萬歲”的。而溥儀“執政”伊始,即“通令”全“國”,不得懸掛中國地圖,不得使用中國教科書,不得出現“中華”字樣。一句話,要把“中國”、“中華”、“華夏”及其文化,都從黑土地和黑土地人的心中抹去摳掉。“登基”後則“詔書”連連,用他自己的話說:“這種‘詔書’,不但是進行奴化思想宣傳教育的材料,而且也是用來鎮壓任何反抗的司法根據。”


    中國人結婚從來都拜天地,溥儀第二次訪日請回個新祖宗,就得向“新京”“建國神廟”中的天照大神遙拜了。你們的皇帝都“認親”了,天照大神的神光就不光照耀日本,也同樣庇佑滿洲了,日滿就不再是一般意義的同文同種,而是同根同宗,日本人到滿洲自然就跟到自己家一樣了。


    “新京”陸軍軍官學校飯堂,日本學生餐桌上雪白的大米飯,另一邊“滿洲國”學生的都是通紅的高粱米飯。學生列隊進入就位,值星官一聲“舉箸”,大家即嗚哩哇啦地念念有詞,意思是飯是天照大神給的,感謝天照大神。吃高粱米飯的,背地裏都稱之為“饢食咒”。


    北票煤礦勞工,每天早晨要向東遙拜,因為那“滿洲饅頭”什麽的,都是天照大神恩賜的。


    鐵嶺市長徐漸九,曾留學日本,“日本話講得呱呱的”。日本人對這樣的人,總是倍感親近,不然也當不上這個偽市長,隻是“偽”字包裹不住真心。


    1942年8月,鐵嶺市召開暑期教員講習會,議程中有市長訓話。徐漸九仔細打量會場,還有點兒不放心,又問有沒有日本人,老師們說沒有,他就放膽了:日本人口口聲聲“日滿一德一心”,實際是叫咱們跟他們一德一心,他卻不跟咱們一德一心。如果真是一德一心,為什麽日本人吃大米是生活必需,咱們吃大米就是“國事犯”呢?


    接著,話鋒一轉,直指《國本奠定詔書》:叫咱們供天照大神,老張家的祖宗,拿來硬叫老李家供奉,天下有這樣的道理嗎?


    會議室裏沒有日本人,可是有漢奸呀。徐漸九第二天就被抓走了。


    偽《治安法》規定:“如對建國神社有不敬者,判處一至七年徒刑。”


    1929年,東北有小學校1300餘所,學生74萬餘人,中學173所,學生3萬餘人。“九一八”事變後,中小學校和學生的數字,連續5年低於事變前。“治安第一主義”,這時則是第一中的第一。之後逐漸增加,最高時小學達2000所左右,有學生200多萬人。


    “開啦,開啦,櫻花開啦。”如果告知這是小學一年級的一篇課文,讓不同膚色的人回答是哪國的,很多人會脫口而出“日本”。沒錯,是日本的,不過也是“滿洲國”的。


    比之把自己的文化強加於人,是公然偽造、篡改歷史。


    由偽文教部教育司編審部編纂的中小學教科書,說甲午戰爭是由於中國人不守信義,日本人對中國人的膺懲,日俄戰爭是日本人為了挽救“滿洲人”才打仗的。“九一八”事變,是“滿洲人”痛恨張氏父子的殘暴,群起反抗,懇請日本帝國皇軍幫助驅逐張氏軍隊,皇軍才仗義興師。“由地理形勢來看,長城是一道橫線,內外分開,自古以來,即各有天地。”“從古至今,關內關外均各自為國。”“長白山是我國第一高山。”


    就不能不想到今天日本的一些教科書,原是有源的。


    筆者的爺爺和太爺爺,那《滿語》(《語文》)課本中的字一個不識,也就無所謂什麽《滿洲歷史》、《滿洲地理》等等了。但他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種證明,更不用說世代居住在這片黑土地上的人了。他們知道侵略者為什麽要這樣胡謅八扯,想讓他們忘掉自己是中國人是不可能的——可那些“九一八”事變前後出生的他們的孩子呢?


    天照大神成了“滿洲人”的老祖宗,日本歷代天皇、將相武士和宗教神話故事,就登堂入室成了主角,而把原來課本中的孝悌忠信保留下來。忠於誰呀?當然是“滿洲國”和“親邦”日本了。


    起初日語約占語文課時的一半左右,後來不斷增加,一些學校竟達全部課時的1/3。因為“滿語”(漢語)、日語是“國語”呀,誰個更重要、是重點,那還用說嗎?“本店懂日語,會做日本菜”的招牌,既是一種“檔次”,也是一種保護色。大人日語好,吃香,升職快,這“國語”自然就從孩子抓起了。有些“國高”(中學,全稱“國民高等學校”),日語不及格不錄取,自然也不能升級。除日語課外,其他學科有的也用日語授課,使學生非得努力學好日語不可。平時鼓勵同學間用日語對話,還定期舉辦日語比賽會,成績好的絕對受到青睞,也決不吝嗇物質獎勵。


    國高畢業,成績優異者可免費到日本旅遊,這樣的學生被視為前途無量。而到日本轉上一圈,看到日本的富強,再灌些“日滿親善”、“精神如一體”的迷魂湯,就覺得有這樣的“親邦”,“滿洲國”就是“鐵打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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