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九三六年開始,由於隊伍有突飛猛進的發展。”
“由於北滿黨長期執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結果,過去三軍的全盤工作差不多是在趙軍長尚誌同誌的一手包辦之下來進行的。”
並不止上述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夠銜接、連綴、組合得起來嗎?
有人說,如果趙尚誌知道這一切,會不會活活氣死?
1937年2月14日,《侯啟剛為遊擊運動和收繳義勇軍武裝問題給趙尚誌同誌的信》中,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無條件擁護你的意見的人”,提醒趙尚誌:
我意當這樣重大關頭,你卻不需要光從事於英勇突擊了,你靜心想想,你在北滿反日工作中,占著多麽重要的地位,因而對於各種政治問題的徹底解決,真是間不容髮。
同年9月(無日),《第四師政治部主任金策給北滿臨時省委全會的意見書》中說:
總司令趙同誌今後不應該隨前防出遠征,這是在責任上,領導上,特別目前日速頻變的時期,在一定的區域內不必移動,並須要擴充總司令幹部,尤其政治工作幹部,一定領導集體化、統一化,使聯總逐漸走到統一領導機能。
從隻有13個人的珠河遊擊隊,到哈東支隊、3軍和聯總,無論趙尚誌有多少什麽樣的職務,他的行動告訴我們,他是個領兵打仗的人。開闢珠河、哈東遊擊區,東進、北上和兩次西征,主力部隊和主要作戰方向在哪裏,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裏。戰場瞬息萬變,他不能坐在司令部裏,讓交通員跑上幾天、十幾天,去傳達他的命令。即便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有了電台、電話這些通訊工具,共產黨的隊伍也是講究“靠前指揮”的。主要作戰方向的得失勝負,是決定戰略全局的,他必須出現在那裏,隨時決定攻守進退,而且充滿自信。
他是東北抗聯中率軍打仗最多的軍長。
問題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軍事行動。
有老人說,他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點,不然就可能一條道跑到黑。他這人固執,自視很高,但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麽時候都對,什麽事情都是強項。你能說服他,他高興,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適的人選,刺頭似的侯啟剛也行。可3軍的活動區域太大,這些人都散在各地,獨當一麵了。如果李啟東、王德權這些老人不過早犧牲,身邊有一兩個,當麵鑼、對麵鼓地常敲打,後來恐怕也不至於那樣子。即便不在身邊,如果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執委擴大會上,結果也可能是另一種樣子。他跟這些人感情很深,這些人也都敢說話。
無論侯啟剛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見起沒起作用,第二次西征歸來,趙尚誌是真的不能不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了。省執委擴大會已經不是珠湯聯席會議時的一腦門子問號了,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些人會贊同他的觀點,可在組織原則上,能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嗎?他發脾氣,耍個性,挺明顯的心煩意亂。但是,會議進程和決議基本是按著他的思路走的,這似乎又使他恢復了自信,而自信有時是會把個最聰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陳紹賓捎來的那個口信,無論怎樣成為千古之謎,客觀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大纛所至,強敵披靡!”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裏,趙尚誌本來應該置身北滿,像之前那樣“輝軍通(北)、綏(棱)、海倫”,如日後3路軍那樣突擊黑嫩平原。省執委擴大會結束不久,“三江大討伐”就開始了,趙尚誌也應該有譜了。
可他現在隻能待在“階級祖國”的“笆籬子”裏。
虎困牢籠,牛落井裏,那是怎樣的16個月呀?
“奸老奤,傻老趙,謝文東瞎胡鬧”,無論這個民謠有沒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趙也好,精老趙也罷,也隻有在那“笆籬子”裏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十、他們的名字叫“漢奸”
第34章 溥儀這個“臭皮囊”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橋抗戰進入關鍵時刻,東北軍、義勇軍苦盼張學良率軍出關而不得,溥儀卻像條狗似的被日本人牽來了。
這天傍晚,這位末代皇帝的“龍體”,蜷縮在一輛跑車的後箱裏,離開住了七年的天津靜園。剛出大門就撞在電線桿子上,“龍頭”狠狠地磕在箱蓋上。到敷島料理店下車,人模狗樣地換上日本軍大衣、戰鬥帽,乘坐日軍汽車到白河碼頭,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換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達營口,再馬車換火車,到了鞍山湯崗子溫泉療養區,一星期後又去了旅順。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辦,包括住在湯崗子對翠閣旅館和旅順大和旅館,連樓也不能下,隻能在樓內房間裏出入、活動——這不就像條狗牽到這裏就被拴住了嗎?
但這並未妨礙溥儀的心情。在他那本相當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駛離碼頭後,“我”“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被拴在對翠閣裏時,“我相信和關東軍的談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這大清皇帝在瀋陽故宮裏復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儀才見到板垣征四郎。
“由於北滿黨長期執行‘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結果,過去三軍的全盤工作差不多是在趙軍長尚誌同誌的一手包辦之下來進行的。”
並不止上述這些的隔洲跨洋般的文字,能夠銜接、連綴、組合得起來嗎?
有人說,如果趙尚誌知道這一切,會不會活活氣死?
1937年2月14日,《侯啟剛為遊擊運動和收繳義勇軍武裝問題給趙尚誌同誌的信》中,這位坦白“我不是在政治上無條件擁護你的意見的人”,提醒趙尚誌:
我意當這樣重大關頭,你卻不需要光從事於英勇突擊了,你靜心想想,你在北滿反日工作中,占著多麽重要的地位,因而對於各種政治問題的徹底解決,真是間不容髮。
同年9月(無日),《第四師政治部主任金策給北滿臨時省委全會的意見書》中說:
總司令趙同誌今後不應該隨前防出遠征,這是在責任上,領導上,特別目前日速頻變的時期,在一定的區域內不必移動,並須要擴充總司令幹部,尤其政治工作幹部,一定領導集體化、統一化,使聯總逐漸走到統一領導機能。
從隻有13個人的珠河遊擊隊,到哈東支隊、3軍和聯總,無論趙尚誌有多少什麽樣的職務,他的行動告訴我們,他是個領兵打仗的人。開闢珠河、哈東遊擊區,東進、北上和兩次西征,主力部隊和主要作戰方向在哪裏,他的身影就出現在哪裏。戰場瞬息萬變,他不能坐在司令部裏,讓交通員跑上幾天、十幾天,去傳達他的命令。即便後來的解放戰爭中,有了電台、電話這些通訊工具,共產黨的隊伍也是講究“靠前指揮”的。主要作戰方向的得失勝負,是決定戰略全局的,他必須出現在那裏,隨時決定攻守進退,而且充滿自信。
他是東北抗聯中率軍打仗最多的軍長。
問題是他太自信,而且不止是軍事行動。
有老人說,他這人得有人常提醒、敲打點,不然就可能一條道跑到黑。他這人固執,自視很高,但不是沒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可能什麽時候都對,什麽事情都是強項。你能說服他,他高興,高看你。金策是最合適的人選,刺頭似的侯啟剛也行。可3軍的活動區域太大,這些人都散在各地,獨當一麵了。如果李啟東、王德權這些老人不過早犧牲,身邊有一兩個,當麵鑼、對麵鼓地常敲打,後來恐怕也不至於那樣子。即便不在身邊,如果這些人和金策能坐到省執委擴大會上,結果也可能是另一種樣子。他跟這些人感情很深,這些人也都敢說話。
無論侯啟剛的提醒和金策的意見起沒起作用,第二次西征歸來,趙尚誌是真的不能不靜下心來好好想想了。省執委擴大會已經不是珠湯聯席會議時的一腦門子問號了,盡管在一些具體問題上,一些人會贊同他的觀點,可在組織原則上,能不與中央保持一致嗎?他發脾氣,耍個性,挺明顯的心煩意亂。但是,會議進程和決議基本是按著他的思路走的,這似乎又使他恢復了自信,而自信有時是會把個最聰明的人也弄成傻瓜的。
陳紹賓捎來的那個口信,無論怎樣成為千古之謎,客觀上也真拿捏得恰到火候。
“大纛所至,強敵披靡!”
在1938年那冰天雪地的日子裏,趙尚誌本來應該置身北滿,像之前那樣“輝軍通(北)、綏(棱)、海倫”,如日後3路軍那樣突擊黑嫩平原。省執委擴大會結束不久,“三江大討伐”就開始了,趙尚誌也應該有譜了。
可他現在隻能待在“階級祖國”的“笆籬子”裏。
虎困牢籠,牛落井裏,那是怎樣的16個月呀?
“奸老奤,傻老趙,謝文東瞎胡鬧”,無論這個民謠有沒有、有多少合理性,傻老趙也好,精老趙也罷,也隻有在那“笆籬子”裏呼天不應,叫地不靈。
十、他們的名字叫“漢奸”
第34章 溥儀這個“臭皮囊”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1931年11月10日,江橋抗戰進入關鍵時刻,東北軍、義勇軍苦盼張學良率軍出關而不得,溥儀卻像條狗似的被日本人牽來了。
這天傍晚,這位末代皇帝的“龍體”,蜷縮在一輛跑車的後箱裏,離開住了七年的天津靜園。剛出大門就撞在電線桿子上,“龍頭”狠狠地磕在箱蓋上。到敷島料理店下車,人模狗樣地換上日本軍大衣、戰鬥帽,乘坐日軍汽車到白河碼頭,上了汽船“比治山丸”。到大沽口,換乘商船“淡路丸”。13日晨到達營口,再馬車換火車,到了鞍山湯崗子溫泉療養區,一星期後又去了旅順。
一切都由日本人一手操辦,包括住在湯崗子對翠閣旅館和旅順大和旅館,連樓也不能下,隻能在樓內房間裏出入、活動——這不就像條狗牽到這裏就被拴住了嗎?
但這並未妨礙溥儀的心情。在他那本相當著名的《我的前半生》中,“比治山丸”駛離碼頭後,“我”“不禁得意忘形,高興得想找些話來說說”。被拴在對翠閣裏時,“我相信和關東軍的談判是容易的,不久就可以宣布我這大清皇帝在瀋陽故宮裏復位的消息”。
直到1932年2月23日,溥儀才見到板垣征四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