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筆戰
×××的“意見書”
《×××（筆者將姓名隱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註明者外，均與此同）同誌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又稱“《×××同誌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信》”），應該是1938年2月9日，即趙尚誌“應邀”赴蘇過界一個多月後寫的，全文7000餘字。
開篇第一個自然段，即說明“黨的意識統一與行動的一致，是戰勝一切複雜困難的先決條件”。然後說明“我北滿黨在珠河中心縣委時代，就表現地方黨與隊伍發生不可能解決的糾紛懸案”，“這紛擾的波浪擴大到整個吉黑兩省黨與隊伍中，這簡直是民族革命戰爭的罪惡行為，是反黨的傾向。為了徹底了解這一罪惡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將這東西的歷史發展過程寫給你們”。
接下來回顧歷史，通過事例，主要說明以下的內容：一、珠河黨與趙尚誌的分歧、糾紛，“主要還是尚誌輕視與反對珠黨領導的結果”。二、中心縣委和趙尚誌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這一右傾曲解，不但在工作發生很大損失，同時給‘左’傾關門主義以抬頭的機會”。三、珠湯聯席會議，“‘左’傾分子，乘黨的上級關係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細事件的通知書等作辭，開始進行反黨行動，否認中代來信”。四、省執委擴大會，“決議又被‘左’傾分子禦用了。會議以後繼續與吉東黨尋隱糾紛”。五、“趙尚誌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貫半脫拉（托洛）斯基主義係統化的思想”。六、“他仇視山林隊”。七、“尚誌同誌的思想有一貫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性，他自己以為自己什麽事都懂得，經常採用直接了得（當）的簡單方法去解決革命複雜問題”，“就連黨內的民主集中製，被趙尚誌同誌看作是一條壞麻（抹）布一樣”。八、“現在我認為趙尚誌不簡單是傾向上的錯誤，根據許多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是反共產黨的陰謀家了，他已經作出許多小組織的反黨行為，他已經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來對黨的光明旗幟”。
我提出這個意見書，堅決要求諸同誌研究批準，馬上毫不（猶豫）開展這一鬥爭，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先決條件，成千上萬的英勇布爾塞維克會在這一鬥爭中一致團結的。
“意見書”立即在北滿黨內引起軒然大波。
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是“意見書”的支持者。
2月20日，《蘭生、×××給各軍負責同誌及軍師黨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複了“意見書”中的內容。
5月1日，在湯旺河穀南岔密營召開的省委第七次常委會上，張蘭生作了近3萬字的《關於徹底擁護和執行中央策略路線，堅決反對“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之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報告》，認為：
××同誌的意見書是使黨的策略轉變，使黨回到中央路線立場開展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重要的啟蒙文件，我們在總的方麵是同意這一意見書的內容。
尚誌同誌的一切傾向確是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來源及主要負責者。尚誌同誌觀念中是一貫有其反黨傾向及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因素，目前爭取黨內一致，北滿黨轉變到中央路線來，放棄其反黨反組織小組織的行動和傾向時，黨必須克服和肅清尚誌同誌這惡劣傾向和因素。
金策是4個多月後見到“意見書”的。6月28日，這位省執委委員、3軍4師政治部主任，在寶清縣密營裏寫了《關於×××同誌意見書致北滿臨時省委、三軍黨委及六軍黨委和下江、哈東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誌與北滿省委主要負責同誌們的鬥爭態度的不確定。北滿臨時省委負責同誌和××同誌在尚誌麵前拋棄自己固有主張而轉向調和，但如果尚誌同誌不在現場時，××同誌就反身過來又說擁護中央路線而反“左”傾等等，臨時省委負責同誌又接受×××同誌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
為什麽尚誌同誌在此的時候不提出來呢？是因為尚誌同誌的恐怖手段，因為“怕奸細的名詞”而屈服與調和，這種調和與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不但不能克服與糾正不正確的傾向，而且幫助了這種傾向，使黨及聯軍內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雖然×××同誌反傾向鬥爭觀念採取機會式的方式，但我們對××二月意見書裏有鐵的事實是不抹殺的，這種種的鐵的事實，我認為是，在我東北反日民族遊擊運動發展鞏固上，在力爭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上有極大的（妨）害，（有）把北滿反日遊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們每一個同誌應該而且立刻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無情的以布爾什維克鬥爭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麵鬥爭。這個鬥爭開展一定會得到克服，因為（它符合）北滿、吉東全黨同誌的願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縣青山裏，趙尚誌與金策、郝貴林開會做出的五條決議，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趙尚誌“沒有什麽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據王康指示信以推動工作”。金策認為，“吉特信”、“中代信”確有缺點。“××意見書裏寫到：‘一九三五年三軍在牡丹江流域破壞了山林隊與群眾的友好關係’，這是不合於事實”。“我們拉這種條件全部推上趙尚誌同誌的身上是不合乎當時實際環境”。“我認為尚誌同誌的傾向並不是他主觀因素所發育起來的，而是有黨內同誌的不鬥爭而調和作他尾巴中更加發育起來的”。
×××的“意見書”
《×××（筆者將姓名隱去——或姓名，或名字，本章除註明者外，均與此同）同誌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又稱“《×××同誌給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的信》”），應該是1938年2月9日，即趙尚誌“應邀”赴蘇過界一個多月後寫的，全文7000餘字。
開篇第一個自然段，即說明“黨的意識統一與行動的一致，是戰勝一切複雜困難的先決條件”。然後說明“我北滿黨在珠河中心縣委時代，就表現地方黨與隊伍發生不可能解決的糾紛懸案”，“這紛擾的波浪擴大到整個吉黑兩省黨與隊伍中，這簡直是民族革命戰爭的罪惡行為，是反黨的傾向。為了徹底了解這一罪惡的根源，我們就不能不將這東西的歷史發展過程寫給你們”。
接下來回顧歷史，通過事例，主要說明以下的內容：一、珠河黨與趙尚誌的分歧、糾紛，“主要還是尚誌輕視與反對珠黨領導的結果”。二、中心縣委和趙尚誌曲解“王康信”、“吉特信”、“中代信”，“這一右傾曲解，不但在工作發生很大損失，同時給‘左’傾關門主義以抬頭的機會”。三、珠湯聯席會議，“‘左’傾分子，乘黨的上級關係不密切，及子才的奸細事件的通知書等作辭，開始進行反黨行動，否認中代來信”。四、省執委擴大會，“決議又被‘左’傾分子禦用了。會議以後繼續與吉東黨尋隱糾紛”。五、“趙尚誌由一九三五年秋就完全露出他一貫半脫拉（托洛）斯基主義係統化的思想”。六、“他仇視山林隊”。七、“尚誌同誌的思想有一貫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性，他自己以為自己什麽事都懂得，經常採用直接了得（當）的簡單方法去解決革命複雜問題”，“就連黨內的民主集中製，被趙尚誌同誌看作是一條壞麻（抹）布一樣”。八、“現在我認為趙尚誌不簡單是傾向上的錯誤，根據許多鐵的事實告訴我們：他已經是反共產黨的陰謀家了，他已經作出許多小組織的反黨行為，他已經用手段，甚而恐怖手段來對黨的光明旗幟”。
我提出這個意見書，堅決要求諸同誌研究批準，馬上毫不（猶豫）開展這一鬥爭，這是目前鞏固黨的先決條件，成千上萬的英勇布爾塞維克會在這一鬥爭中一致團結的。
“意見書”立即在北滿黨內引起軒然大波。
北滿臨時省委書記張蘭生，是“意見書”的支持者。
2月20日，《蘭生、×××給各軍負責同誌及軍師黨委的信》，其中1/3左右的篇幅，重複了“意見書”中的內容。
5月1日，在湯旺河穀南岔密營召開的省委第七次常委會上，張蘭生作了近3萬字的《關於徹底擁護和執行中央策略路線，堅決反對“珠湯中心縣委、三六軍黨委聯席會議”之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報告》，認為：
××同誌的意見書是使黨的策略轉變，使黨回到中央路線立場開展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反黨路線重要的啟蒙文件，我們在總的方麵是同意這一意見書的內容。
尚誌同誌的一切傾向確是反黨的“左”傾關門主義路線的來源及主要負責者。尚誌同誌觀念中是一貫有其反黨傾向及分裂黨一致性的危險因素，目前爭取黨內一致，北滿黨轉變到中央路線來，放棄其反黨反組織小組織的行動和傾向時，黨必須克服和肅清尚誌同誌這惡劣傾向和因素。
金策是4個多月後見到“意見書”的。6月28日，這位省執委委員、3軍4師政治部主任，在寶清縣密營裏寫了《關於×××同誌意見書致北滿臨時省委、三軍黨委及六軍黨委和下江、哈東各特委的信》：
首先指出×××同誌與北滿省委主要負責同誌們的鬥爭態度的不確定。北滿臨時省委負責同誌和××同誌在尚誌麵前拋棄自己固有主張而轉向調和，但如果尚誌同誌不在現場時，××同誌就反身過來又說擁護中央路線而反“左”傾等等，臨時省委負責同誌又接受×××同誌的機會主義鬥爭方式。
為什麽尚誌同誌在此的時候不提出來呢？是因為尚誌同誌的恐怖手段，因為“怕奸細的名詞”而屈服與調和，這種調和與機會主義鬥爭方式，不但不能克服與糾正不正確的傾向，而且幫助了這種傾向，使黨及聯軍內部造成更大的分裂。
雖然×××同誌反傾向鬥爭觀念採取機會式的方式，但我們對××二月意見書裏有鐵的事實是不抹殺的，這種種的鐵的事實，我認為是，在我東北反日民族遊擊運動發展鞏固上，在力爭結成反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上有極大的（妨）害，（有）把北滿反日遊擊運動分裂挫折的可能。所以，我們每一個同誌應該而且立刻開展兩條戰線鬥爭，無情的以布爾什維克鬥爭精神、方法和方式去正麵鬥爭。這個鬥爭開展一定會得到克服，因為（它符合）北滿、吉東全黨同誌的願望和要求。
1935年秋，在勃利縣青山裏，趙尚誌與金策、郝貴林開會做出的五條決議，是符合“王康信”精神的。趙尚誌“沒有什麽不接受的表示，而根據王康指示信以推動工作”。金策認為，“吉特信”、“中代信”確有缺點。“××意見書裏寫到：‘一九三五年三軍在牡丹江流域破壞了山林隊與群眾的友好關係’，這是不合於事實”。“我們拉這種條件全部推上趙尚誌同誌的身上是不合乎當時實際環境”。“我認為尚誌同誌的傾向並不是他主觀因素所發育起來的，而是有黨內同誌的不鬥爭而調和作他尾巴中更加發育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