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文東幾次要將所部編入3軍，無論出於什麽動機，也無論趙尚誌是否窺透其中的玄機，預想到日後出現的麻煩，3軍軍長的做法都是無可挑剔的。以謝文東和李華堂的聲望、影響，與其聯合，而不是收編，更便於團結更多的抗日隊伍，有利於抗戰大局。他成為這幾支隊伍組成的聯軍的總司令，也是坦蕩的，無可替代的。
東進北上，之後是兩次西征，3軍是在不斷地遊擊中發展、壯大並強大的，趙尚誌則總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揮作戰。從珠河遊擊隊時期就是如此，他是個實實在在帶兵打仗的軍長。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點聯總的情況，可槍炮聲中顧得上嗎？再說也鞭長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歸來，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更不用說還跟因撤銷滿洲省委而引發的種種誤會、分歧，都攪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周保中及五軍黨委的信》中說：
我們認為五軍北來鬆江一帶活動，對於北滿已有之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忽視和不尊重是不正確，是離工作利益的立場的。
此次五軍同誌又在八軍成立典禮中決定副軍長、師長等，並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該總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該總司令部。
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當然不能包刮（括）全東北，當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軍，但他在北滿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滿、以及北滿淞江各反日部裏有他政治軍事意義和地位，有他的工作歷史和領導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們不能要求一軍在南滿承認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不能要求五軍在吉東，二軍在東滿，七軍在虎饒，承認該總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隊到達凇江流域及與該總司令部領導下部隊發生關係（如果不發生關係問題還在其次），為了工作利益，應對該總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視。五軍北來我們同意，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可以改組，以便包刮（括）五軍。但在未改編之前，五軍活動到凇江流域北滿應加承認，才是正確者，便行活動與宋馬聚一致。如果黨領導下的隊伍尚不如此，則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何以領（導）其他反日部隊。
吉星溝軍政擴大會，把東路反日聯合軍指揮部擴了進去，按理說4軍就是新成立的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成員了。可李延祿會後率隊南返，謝絕的僅僅是不想留下組織軍政府嗎？謝文東從未說過要脫離聯軍總司令部，可他用行動訴說的是什麽？在捐稅徵收中，8軍不斷與包括3軍在內的聯總所屬部隊發生糾紛、衝突，昭示的又是什麽？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給謝文東等同誌的信》中，“向八軍軍部各負責同誌徵求意見，盼望八軍參加第二路軍”，是周保中的一相情願嗎？
本來就是個鬆散的聯合體，因了這些應該、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就變得越發鬆散了。
而且，“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東北”兩個字，也逐漸開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東北”字樣的統戰聯合體，是前麵已經寫過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滿成立的“東北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楊靖宇為總指揮，隋長青為副總指揮。像近一年後以趙尚誌為總指揮的“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一樣，是一種特殊時期、環境中的產物，應該說“東北”兩個字就是那麽叫著，並沒有、起碼是不一定有後來一些人說出口或沒說出口的那種含義。問題在於南滿的這個聯合體沒有多大聲響就消失了，北滿的則由“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而“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再“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一直存在著，“東北”兩個字就逐漸變得敏感而微妙起來。
1936年1月20日，在寧安縣鏡泊湖北湖頭5軍軍部，2軍、5軍召開兩軍黨委特別會議，重要議題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計劃聯合1軍奪取安圖，將其作為東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做出《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定》（草案），指出建立東北抗聯總司令部是東北抗日武裝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東北抗聯訓練處黨臨時委員會關於建立東北黨及抗日聯軍統一領導機關之意見書》中，談到“過去的血的經驗教訓”，“誰也不能否認到黨和軍隊的不統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還在去年的秋天，敵人正在瘋狂的布置他那所謂的“第五年度大討伐”，在北滿以寶、木、通、湯、依五縣為中心的進攻，尤其是封鎖和進攻“北山裏”和“到蒙古山去”，那時我們曾經決定了極重要的軍事計劃，隻可惜某幾部隊未能執行，雖然這樣三軍卻不能不自己單獨出動，分遣進行分頭的突擊。
這是1937年8月1日，《趙尚誌張壽籛給謝文東的信》中的文字。
許多老人說，建立統一的抗聯總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擺著的。敵人是統一的，它可以統一調動、指揮各地日偽軍，我們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說敵人在南滿“討伐”了，北滿、吉東、東滿不可能派兵馳援，抗聯沒有這一說。別說這種大的遊擊區，就是一個軍散在各地，戰鬥中也難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兒趕上了。但是，如果這時各軍可以統一行動，在各地拔據點、打部落、毀鐵路、炸橋樑，鬧它個沸反盈天，不能調動南滿的敵人，也讓它“劁豬割耳朵——兩頭難受”，這不就是呼應、配合了嗎？再比如下江各軍徵收給養、捐稅，如果有個統一的領導機關，能弄出那麽多糾紛、衝突嗎？
東進北上，之後是兩次西征，3軍是在不斷地遊擊中發展、壯大並強大的，趙尚誌則總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揮作戰。從珠河遊擊隊時期就是如此，他是個實實在在帶兵打仗的軍長。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點聯總的情況，可槍炮聲中顧得上嗎？再說也鞭長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歸來，問題已經很難解決了，更不用說還跟因撤銷滿洲省委而引發的種種誤會、分歧，都攪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給周保中及五軍黨委的信》中說：
我們認為五軍北來鬆江一帶活動，對於北滿已有之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忽視和不尊重是不正確，是離工作利益的立場的。
此次五軍同誌又在八軍成立典禮中決定副軍長、師長等，並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該總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該總司令部。
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當然不能包刮（括）全東北，當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軍，但他在北滿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滿、以及北滿淞江各反日部裏有他政治軍事意義和地位，有他的工作歷史和領導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們不能要求一軍在南滿承認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不能要求五軍在吉東，二軍在東滿，七軍在虎饒，承認該總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隊到達凇江流域及與該總司令部領導下部隊發生關係（如果不發生關係問題還在其次），為了工作利益，應對該總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視。五軍北來我們同意，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可以改組，以便包刮（括）五軍。但在未改編之前，五軍活動到凇江流域北滿應加承認，才是正確者，便行活動與宋馬聚一致。如果黨領導下的隊伍尚不如此，則該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何以領（導）其他反日部隊。
吉星溝軍政擴大會，把東路反日聯合軍指揮部擴了進去，按理說4軍就是新成立的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成員了。可李延祿會後率隊南返，謝絕的僅僅是不想留下組織軍政府嗎？謝文東從未說過要脫離聯軍總司令部，可他用行動訴說的是什麽？在捐稅徵收中，8軍不斷與包括3軍在內的聯總所屬部隊發生糾紛、衝突，昭示的又是什麽？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給謝文東等同誌的信》中，“向八軍軍部各負責同誌徵求意見，盼望八軍參加第二路軍”，是周保中的一相情願嗎？
本來就是個鬆散的聯合體，因了這些應該、不應該發生的事情，就變得越發鬆散了。
而且，“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的“東北”兩個字，也逐漸開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東北”字樣的統戰聯合體，是前麵已經寫過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滿成立的“東北抗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楊靖宇為總指揮，隋長青為副總指揮。像近一年後以趙尚誌為總指揮的“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一樣，是一種特殊時期、環境中的產物，應該說“東北”兩個字就是那麽叫著，並沒有、起碼是不一定有後來一些人說出口或沒說出口的那種含義。問題在於南滿的這個聯合體沒有多大聲響就消失了，北滿的則由“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而“東北民眾反日聯合軍總司令部”，再“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一直存在著，“東北”兩個字就逐漸變得敏感而微妙起來。
1936年1月20日，在寧安縣鏡泊湖北湖頭5軍軍部，2軍、5軍召開兩軍黨委特別會議，重要議題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計劃聯合1軍奪取安圖，將其作為東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聯軍總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以中共中央名義，做出《為建立全東北抗日聯軍總司令部決定》（草案），指出建立東北抗聯總司令部是東北抗日武裝目前最中心的工作。
1941年5月14日，《東北抗聯訓練處黨臨時委員會關於建立東北黨及抗日聯軍統一領導機關之意見書》中，談到“過去的血的經驗教訓”，“誰也不能否認到黨和軍隊的不統一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還在去年的秋天，敵人正在瘋狂的布置他那所謂的“第五年度大討伐”，在北滿以寶、木、通、湯、依五縣為中心的進攻，尤其是封鎖和進攻“北山裏”和“到蒙古山去”，那時我們曾經決定了極重要的軍事計劃，隻可惜某幾部隊未能執行，雖然這樣三軍卻不能不自己單獨出動，分遣進行分頭的突擊。
這是1937年8月1日，《趙尚誌張壽籛給謝文東的信》中的文字。
許多老人說，建立統一的抗聯總司令部，重要性和必要性是明擺著的。敵人是統一的，它可以統一調動、指揮各地日偽軍，我們就不行，基本都是各打各的。比如說敵人在南滿“討伐”了，北滿、吉東、東滿不可能派兵馳援，抗聯沒有這一說。別說這種大的遊擊區，就是一個軍散在各地，戰鬥中也難得增援，除非正好走到那兒趕上了。但是，如果這時各軍可以統一行動，在各地拔據點、打部落、毀鐵路、炸橋樑，鬧它個沸反盈天，不能調動南滿的敵人，也讓它“劁豬割耳朵——兩頭難受”，這不就是呼應、配合了嗎？再比如下江各軍徵收給養、捐稅，如果有個統一的領導機關，能弄出那麽多糾紛、衝突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