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8日，《周保中給李福林的信》中說，看了會議決議案，認為“問題是極嚴重”，“目前必須先和你接見會談一切。趙軍長同誌若不能南來，張壽籛或馮同誌務必南來先和我會見，是最緊要迫切”。
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是怎麽回事，周保中當然明了了，北滿臨時省委一概予以否認，問題當然就嚴重了。而且，吉東、北滿長期各自為戰，領導人難得見麵，難免也有誤會。還有，中央代表團決定撤銷滿洲省委後，組建了哈爾濱特委，珠河中心縣委與哈爾濱特委取得了聯繫，而吉東對此一無所知。像北滿不明白吉東哪來的“中央駐東北代表”一樣，怎麽又冒出個“哈特”呀？吉東方麵也是疑竇頓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給馮同誌並轉趙尚誌的信》中說：
一切嚴重趨勢的基因，在於北滿黨和三軍對中央路線的分歧和懷疑，時間延長一天，影響與目前更緊張鬥爭形勢的遊擊運動的潛伏危險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們終於相信北滿黨和三軍同誌是布爾塞維克的黨，是中共中央總路線的英勇執行者，是東北抗日救國遊擊運動中的支柱。所謂路線分歧，實際上不過工作中的執行方式的某些差別，並且有許多所謂的路線分歧問題，實出於誤會與聯繫交通的隔絕所發生，但是若再延長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線分歧的危險。
25日，《“誦”（於化南，吉東特委委員、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聯絡員——筆者）給馮同誌、趙軍長的信》中說：
我在牡丹江與李福林同誌會見，談話的結果，才詳細知道你們與中央斷絕了直接相互的聯繫一年之久。同時，讀了北滿臨時省委決議案內著重提出組織紊亂、路線分歧等字樣，我們這都沒有什麽，不過是你們和中央關係隔閡，有些疑點，無處去質問。同時，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及關於統一戰線新材料，你們沒有得到，路線之運用，還墨守舊規這兩點而已。
盡管有誤會，這時都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挺平和。
書信往來是一種交流、溝通，但有些話是當麵才能談得開的。書信有局限不說，有時片言隻語，還可能加深誤會。可是，率軍遠征的趙尚誌不可能南來，張壽籛、馮仲雲與周保中也相隔幾百裏。周保中與於化南北上去見趙尚誌、馮仲雲，也因同樣的原因，吉東那邊一攤子事也不能耽擱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緊要迫切”的會見也就難以實現。
接下來的書信往來，就成了筆墨官司。
2月12日，於化南以“站在吉東黨資格”，致信北滿臨時省委和3軍、6軍領導，比較係統地批評了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一些問題，“如果認為王、康是右傾，那麽國際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傾的，這樣能說得通嗎？”指出北滿黨軍是“曲解王康信內保存實力避免幹部犧牲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筆者將姓名隱去）給珠河、湯原中心縣委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認為聯席會議“毫無根據在組織上否認中央駐東北代表來信是錯誤的”，“實際上組織關係並不混亂，是你們自己小資產階級神經過敏無端生疑”，“我堅決要北滿臨時委員會徹底猛醒”。
不久，北滿臨時省委接到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文件。這回不用猜謎了，馮仲雲等人感到批評“王康信”在組織原則上是站不住腳的，開始轉變態度。但仍堅持認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在具體工作的指示上因為不了解與北滿實際的情形，過分的肯定而有許多毛病和錯誤。正因這樣，吉特個別的同誌更擴大了這一右傾錯誤，而犯了更多和嚴重的錯誤！”
之後，表麵上看似乎沒了誤會，轉而爭論具體策略上的分歧，你說我右傾，我說你“左”傾，調門高起來了。
5月15日，《周保中給王光宇的信》中說：
我們吉東黨不是不有錯誤，但是不符合於北滿省委的指責，總之北滿黨之路線轉變須要我們的援助。吉東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傾，亦不能不徹底糾正。但是我們要了解北滿是違反路線的錯誤，吉東是路線運用工作中的錯誤。
10天後，《中共吉東省委給南滿省委、道南特委、二軍黨委、二軍二師黨委的信》中說：
北滿及3軍同誌“一貫的‘左’傾。其最大表現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湯聯席會議的決議，反國際反中央（不可否認的中央對於組織聯繫及政治上領導有缺點）”。
6月下旬，在北滿、吉東間往來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員，終於有機會喘口氣、歇歇腳了。
28日，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在帽兒山6軍被服廠召開了。
參加會議的是省委執委主席、聯總司令、3軍軍長趙尚誌，省委書記馮仲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蘭生，省委常委、職工部長白水江，省委執委、聯總政治部主任張壽籛，省委執委、珠河地方黨代表魏長魁，湯原地方黨代表楊××，省委執委、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軍軍長戴鴻賓，6軍4師師長吳玉光，6軍秘書長黃吟秋，團省委書記黃成植。5軍軍長周保中作為吉東省委代表，應邀參加會議。會議記錄為3軍宣傳科長於保合、6軍宣傳科長徐文彬。
吉東特委和中央駐東北代表是怎麽回事，周保中當然明了了，北滿臨時省委一概予以否認，問題當然就嚴重了。而且，吉東、北滿長期各自為戰，領導人難得見麵，難免也有誤會。還有，中央代表團決定撤銷滿洲省委後，組建了哈爾濱特委，珠河中心縣委與哈爾濱特委取得了聯繫，而吉東對此一無所知。像北滿不明白吉東哪來的“中央駐東北代表”一樣，怎麽又冒出個“哈特”呀？吉東方麵也是疑竇頓生。
1937年1月24日，《周保中給馮同誌並轉趙尚誌的信》中說：
一切嚴重趨勢的基因，在於北滿黨和三軍對中央路線的分歧和懷疑，時間延長一天，影響與目前更緊張鬥爭形勢的遊擊運動的潛伏危險性加大一天。
然而我們終於相信北滿黨和三軍同誌是布爾塞維克的黨，是中共中央總路線的英勇執行者，是東北抗日救國遊擊運動中的支柱。所謂路線分歧，實際上不過工作中的執行方式的某些差別，並且有許多所謂的路線分歧問題，實出於誤會與聯繫交通的隔絕所發生，但是若再延長下去，那末真正就有形成路線分歧的危險。
25日，《“誦”（於化南，吉東特委委員、中央駐東北代表的聯絡員——筆者）給馮同誌、趙軍長的信》中說：
我在牡丹江與李福林同誌會見，談話的結果，才詳細知道你們與中央斷絕了直接相互的聯繫一年之久。同時，讀了北滿臨時省委決議案內著重提出組織紊亂、路線分歧等字樣，我們這都沒有什麽，不過是你們和中央關係隔閡，有些疑點，無處去質問。同時，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及關於統一戰線新材料，你們沒有得到，路線之運用，還墨守舊規這兩點而已。
盡管有誤會，這時都是實事求是的，態度也挺平和。
書信往來是一種交流、溝通，但有些話是當麵才能談得開的。書信有局限不說，有時片言隻語，還可能加深誤會。可是，率軍遠征的趙尚誌不可能南來，張壽籛、馮仲雲與周保中也相隔幾百裏。周保中與於化南北上去見趙尚誌、馮仲雲，也因同樣的原因，吉東那邊一攤子事也不能耽擱太久，而不得不中途返回，“緊要迫切”的會見也就難以實現。
接下來的書信往來，就成了筆墨官司。
2月12日，於化南以“站在吉東黨資格”，致信北滿臨時省委和3軍、6軍領導，比較係統地批評了珠湯聯席會議決議草案中的一些問題，“如果認為王、康是右傾，那麽國際和中共中央也是右傾的，這樣能說得通嗎？”指出北滿黨軍是“曲解王康信內保存實力避免幹部犧牲為退守策略”。
3月2日，即冰趟子大捷的前5天，《×××（筆者將姓名隱去）給珠河、湯原中心縣委轉北滿臨時省委的意見書》中，認為聯席會議“毫無根據在組織上否認中央駐東北代表來信是錯誤的”，“實際上組織關係並不混亂，是你們自己小資產階級神經過敏無端生疑”，“我堅決要北滿臨時委員會徹底猛醒”。
不久，北滿臨時省委接到共產國際七次代表大會文件。這回不用猜謎了，馮仲雲等人感到批評“王康信”在組織原則上是站不住腳的，開始轉變態度。但仍堅持認為“吉特信”、“中代信”“在王康信了解上是犯了右傾的錯誤，在具體工作的指示上因為不了解與北滿實際的情形，過分的肯定而有許多毛病和錯誤。正因這樣，吉特個別的同誌更擴大了這一右傾錯誤，而犯了更多和嚴重的錯誤！”
之後，表麵上看似乎沒了誤會，轉而爭論具體策略上的分歧，你說我右傾，我說你“左”傾，調門高起來了。
5月15日，《周保中給王光宇的信》中說：
我們吉東黨不是不有錯誤，但是不符合於北滿省委的指責，總之北滿黨之路線轉變須要我們的援助。吉東自己的部分的“左”右傾，亦不能不徹底糾正。但是我們要了解北滿是違反路線的錯誤，吉東是路線運用工作中的錯誤。
10天後，《中共吉東省委給南滿省委、道南特委、二軍黨委、二軍二師黨委的信》中說：
北滿及3軍同誌“一貫的‘左’傾。其最大表現作成一九三六（年）十月的珠湯聯席會議的決議，反國際反中央（不可否認的中央對於組織聯繫及政治上領導有缺點）”。
6月下旬，在北滿、吉東間往來奔波了半年的交通員，終於有機會喘口氣、歇歇腳了。
28日，北滿臨時省委執委擴大會議，在帽兒山6軍被服廠召開了。
參加會議的是省委執委主席、聯總司令、3軍軍長趙尚誌，省委書記馮仲雲，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張蘭生，省委常委、職工部長白水江，省委執委、聯總政治部主任張壽籛，省委執委、珠河地方黨代表魏長魁，湯原地方黨代表楊××，省委執委、3軍1師政治部主任李熙山，6軍軍長戴鴻賓，6軍4師師長吳玉光，6軍秘書長黃吟秋，團省委書記黃成植。5軍軍長周保中作為吉東省委代表，應邀參加會議。會議記錄為3軍宣傳科長於保合、6軍宣傳科長徐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