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1937年鬆花江下遊10餘縣，蝟集了8個軍的兩萬左右聯軍後，不時聽到的就是碗碰碟子、碟子碰碗的聲音了。
1938年2月23日，《五軍三師黨委關於木營稅款分配問題給軍特委的信》中說：
關於五軍三師與七軍三師對獨木河木營問題之初步討論，我們認為非常的不滿意。查該木營並非小規模之木營而外大批所預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萬五至兩萬多之圓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錢稅款，圓棍子每根二元錢的稅款，這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們根據了“聯軍窪峰會議草案”，有權利提出分得該項收入之一部，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山林出產，並不是哪一個軍單獨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個軍自己單獨工作的結果。
一年前的2月，在窪峰河9軍行營召開的聯軍會議，關於“經濟軍需籌劃措置及徵發”、當年“春季服裝費實行地畝捐”、“地畝捐各軍分擔徵收區域”、“給養徵發區域”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劃分。參加會議的為3軍代表和5軍、8軍、9軍的軍長，雖無4軍、6軍、7軍和獨立師人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操作的“聯軍哈東辦事總處”，總處長由聯總任命，“總處長以下按哈東及鬆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現實情形，各軍選派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或軍參謀長為代表參加總處”。
1938年5月17日，《馮治剛關於六軍徵收地畝捐問題給宋一夫的信》中說，原以為6軍在這方麵沒什麽問題，“接到宋同誌來信，這從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軍本身上錯誤了，我接見這封信，決（絕）對照宋同誌提議及聯軍決議施行才使辦事處工作順利”。
隻是有多少個馮治剛？
莊稼人散漫，長期的遊擊戰又養成了獨行其是的遊擊習氣。山林隊改編的隊伍，地盤觀念重，不許別人染指。就是正兒八經的基幹隊，或多或少也難得沒有這種意識。這是俺的地盤，憑什麽劃給他了？有人則有意無意地越界，特別是鄰近自己的捐稅大戶，都想去撈一把，吃一口。一個屯子，今天這個收捐，明天那個徵稅，聯軍內部糾紛，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遠遠超出這種行為本身。
下江10餘縣，地域遼遠，辦事總處鞭長莫及，又先後設立了依東、牡丹江、下江、羅勒密等分處。還有未經總處同意，擅自組建的。
談起這段歷史，一些老人說，下江地區富足，10多個縣養活兩萬多聯軍不成問題，關鍵在於捐稅徵收混亂、無序。幾支沒有隸屬關係的部隊到一塊兒，矛盾、糾紛是難免的，特別是像抗聯這種非常規的隊伍。那時到哪兒都有“辦事處”，有問題就說“找辦事處”。應該說，這些辦事處大都是盡職盡責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級軍事機關。幾個軍抽人湊起來的臨時單位，你說能有多大權威？在一些人眼裏，那辦事處負責人是哪個軍的，那胳膊肘就向哪個軍拐了，更不用說有人根本沒把它當回事了。有的辦事處不斷改組，那事照樣難辦。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東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聯軍各高級幹部的秘密通信》中說：
從來下江各部隊缺乏一致精神，“見利則不相讓，遇戰事則各不相顧”，這是革命遊擊鬥爭中極端可恥的事，而且也是極危險的事，希望同誌必須根本剷出這類傾向。
“三五軍是共產黨派，八軍是民族派”
1937年（無月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北滿總政治部主任給三軍四師軍政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現在東北民族革命戰爭中，有不少的上層領袖，經過吾黨的堅苦教育，及實際克服他們本身許多疑念的結果，他馬上就放棄了他原有的一切複雜觀點，忠心於抗日救國事業，入黨後即刻就表現初步忠實於黨。如五軍副軍長柴世榮、謝文東、祁明山、於九江等等，都成為東北抗日戰爭中最英勇指揮員。
表麵上看，對與3軍的聯合，謝文東好像不如李華堂熱心、積極。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此前還要將隊伍編入3軍。筆者曾說“謝文東可不是‘瞎胡鬧’”，其一這時他是抗戰的，其二他在精心撥拉自己的算盤，用東北話講是這人挺“故懂”（心眼兒多、狡猾、陰險等等）。
南京那國民黨政府指望不上，尋求蘇聯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蘇聯人不幫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麽同為共產黨，那邊的共產黨也不幫這邊的共產黨呀？但是，誰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敗後都往那邊跑，這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共產黨在東北已經形成氣候，要抗戰就不能不依附共產黨，特別是他眼下這種處境、模樣。而共產黨的強大，還在於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這邊的共產黨，也就等於靠上了那邊的共產黨。
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應該說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東西，謝文東得到的無疑是最多的。不久又與李延祿聯合，成立“東路指揮部”，推舉李延祿為總指揮，乘機大發委任狀，收編隊伍。之後仍是使出渾身解數，在聯軍間縱橫捭闔，尋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滿，謝文東要依附共產黨這棵大樹求生存、發展，除了1軍，別無選擇。可在北滿、吉東就不同了，無論他主觀上怎麽想的，客觀上已經成了攪局的角色。
1938年2月23日，《五軍三師黨委關於木營稅款分配問題給軍特委的信》中說：
關於五軍三師與七軍三師對獨木河木營問題之初步討論，我們認為非常的不滿意。查該木營並非小規模之木營而外大批所預作五千至八千大方子及一萬五至兩萬多之圓棍子案，大方子每根可抽得五元錢稅款，圓棍子每根二元錢的稅款，這是很大的一筆收入。
我們根據了“聯軍窪峰會議草案”，有權利提出分得該項收入之一部，因為這是我們中國的山林出產，並不是哪一個軍單獨的而造成的，或者是哪一個軍自己單獨工作的結果。
一年前的2月，在窪峰河9軍行營召開的聯軍會議，關於“經濟軍需籌劃措置及徵發”、當年“春季服裝費實行地畝捐”、“地畝捐各軍分擔徵收區域”、“給養徵發區域”等等，都有具體規定、劃分。參加會議的為3軍代表和5軍、8軍、9軍的軍長，雖無4軍、6軍、7軍和獨立師人員，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具體操作的“聯軍哈東辦事總處”，總處長由聯總任命，“總處長以下按哈東及鬆花江岸、牡丹江沿岸現實情形，各軍選派師長、副師長、師參謀長或軍參謀長為代表參加總處”。
1938年5月17日，《馮治剛關於六軍徵收地畝捐問題給宋一夫的信》中說，原以為6軍在這方麵沒什麽問題，“接到宋同誌來信，這從中有分歧地方才知道是六軍本身上錯誤了，我接見這封信，決（絕）對照宋同誌提議及聯軍決議施行才使辦事處工作順利”。
隻是有多少個馮治剛？
莊稼人散漫，長期的遊擊戰又養成了獨行其是的遊擊習氣。山林隊改編的隊伍，地盤觀念重，不許別人染指。就是正兒八經的基幹隊，或多或少也難得沒有這種意識。這是俺的地盤，憑什麽劃給他了？有人則有意無意地越界，特別是鄰近自己的捐稅大戶，都想去撈一把，吃一口。一個屯子，今天這個收捐，明天那個徵稅，聯軍內部糾紛，老百姓叫苦不迭，其危害遠遠超出這種行為本身。
下江10餘縣，地域遼遠，辦事總處鞭長莫及，又先後設立了依東、牡丹江、下江、羅勒密等分處。還有未經總處同意，擅自組建的。
談起這段歷史，一些老人說，下江地區富足，10多個縣養活兩萬多聯軍不成問題，關鍵在於捐稅徵收混亂、無序。幾支沒有隸屬關係的部隊到一塊兒，矛盾、糾紛是難免的，特別是像抗聯這種非常規的隊伍。那時到哪兒都有“辦事處”，有問題就說“找辦事處”。應該說，這些辦事處大都是盡職盡責的，可它既不是政府，也不是上級軍事機關。幾個軍抽人湊起來的臨時單位，你說能有多大權威？在一些人眼裏，那辦事處負責人是哪個軍的，那胳膊肘就向哪個軍拐了，更不用說有人根本沒把它當回事了。有的辦事處不斷改組，那事照樣難辦。
1937年9月7日，《中共吉東省委宋一夫、周保中致下江抗日聯軍各高級幹部的秘密通信》中說：
從來下江各部隊缺乏一致精神，“見利則不相讓，遇戰事則各不相顧”，這是革命遊擊鬥爭中極端可恥的事，而且也是極危險的事，希望同誌必須根本剷出這類傾向。
“三五軍是共產黨派，八軍是民族派”
1937年（無月日），《中共北滿臨時省委北滿總政治部主任給三軍四師軍政負責同誌的信》中說：
現在東北民族革命戰爭中，有不少的上層領袖，經過吾黨的堅苦教育，及實際克服他們本身許多疑念的結果，他馬上就放棄了他原有的一切複雜觀點，忠心於抗日救國事業，入黨後即刻就表現初步忠實於黨。如五軍副軍長柴世榮、謝文東、祁明山、於九江等等，都成為東北抗日戰爭中最英勇指揮員。
表麵上看，對與3軍的聯合，謝文東好像不如李華堂熱心、積極。可他1936年春就提出要求參加共產黨，此前還要將隊伍編入3軍。筆者曾說“謝文東可不是‘瞎胡鬧’”，其一這時他是抗戰的，其二他在精心撥拉自己的算盤，用東北話講是這人挺“故懂”（心眼兒多、狡猾、陰險等等）。
南京那國民黨政府指望不上，尋求蘇聯援助武器也落空了。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蘇聯人不幫他武器，已使他迷惑，怎麽同為共產黨，那邊的共產黨也不幫這邊的共產黨呀？但是，誰都知道李杜、王德林兵敗後都往那邊跑，這本身就足夠說明問題了。共產黨在東北已經形成氣候，要抗戰就不能不依附共產黨，特別是他眼下這種處境、模樣。而共產黨的強大，還在於它是有靠山的，靠上了這邊的共產黨，也就等於靠上了那邊的共產黨。
成立“東北反日聯合軍總指揮部”，應該說各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東西，謝文東得到的無疑是最多的。不久又與李延祿聯合，成立“東路指揮部”，推舉李延祿為總指揮，乘機大發委任狀，收編隊伍。之後仍是使出渾身解數，在聯軍間縱橫捭闔，尋求利益最大化。
倘是在南滿，謝文東要依附共產黨這棵大樹求生存、發展，除了1軍，別無選擇。可在北滿、吉東就不同了，無論他主觀上怎麽想的，客觀上已經成了攪局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