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地必具的條件是人民。沒有人民，根據地就沒了根。
密營是一種極個別的、極端艱難困苦的遊擊戰爭的產物。抗聯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裏建密營，隻是因為那裏遠離人群，比較隱蔽、安全。而當抗聯隻能依託密營進行活動時，那就是最艱苦的時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後的鬥爭了。
小丫頭
李在德老人說：
我參加遊擊隊後第一次戰鬥，是在格金河溝裏的炭窯。天快亮了，我們正準備出發，湯原縣偽警察大隊來了，想包圍我們。步槍、機槍那個響啊，還聽他們喊“大褲襠”沒多少槍呀，抓活的呀。遊擊隊大都是朝鮮族人，朝鮮族衣服肥大，他們就叫我們“大褲襠”、“大褲襠隊”。
槍一響，我就蒙了，有的嚇得尖叫，有的顧頭不顧腚趴那兒一動不動。男隊員槍都不夠，女隊員哪有槍呀？那時也沒經驗，想不到讓徒手隊員搶救傷員，有人嫌我們礙事，就讓我們“到一邊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著跑，直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癱那兒了。
1930年為準備武裝暴動，梧桐河模範學校辦軍事訓練班時，我們這些低年級學生也拿根棒子練隊列，練站崗放哨抓特務，搞緊急集合、野戰演習，還練膽量。練膽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讓你去墳地送情報，把張紙條壓在哪個墳頭的什麽地方。好大一片墳地，白天走到那兒，一些人還得唱歌給自己壯膽。這回領導還安排個人在墳地裏，怪裏怪氣地學什麽鳥獸叫，或是坐在那裏抽菸，菸袋鍋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樣。經過幾次，慢慢地，槍一響就能判斷出距離，再判斷敵人是奔你來的，還是和什麽隊伍打起來了。是抗聯？山林隊？敵人是日軍？還是偽軍？包括雙方兵力，聽槍聲也能判斷出個“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該衝上去增援，還是就地搶占製高點——當然得聽指揮員的了。
我年紀小，大家都把我當孩子，照顧我。行軍過河，有時水深流急，就背我過河。劉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參軍前我們是鄰居，我叫他叔叔，後來他犧牲了。如今在電視上看到河，我就會想起他，想起他那寬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說：來，丫頭。
到個新區，老百姓不了解抗聯，見到隊伍就想跑。我們就摘下帽子，讓他們看我們是女的。女人當兵，看著稀奇，拿著槍也不像對男人那樣害怕。我們就乘機進行宣傳。一些男隊員就說：這幫丫頭片子真厲害，一個個“嘴茬子”（口才）“吧吧的”（類似呱呱叫）。
東北人管姑娘叫“丫頭”，大姑娘叫“大丫頭”，小姑娘叫“小丫頭”，還有叫“丫頭片子”、“丫頭蛋子”。因為我年紀最小，前麵又給加個“小”字。打李敏參軍上隊後，這個“小”字就送給她了。
李敏老人說：
我的母親是農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歲。母親下地幹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幾天後就不行了。料理完後事，人們都走了，我說：爸，從明天起，我做飯了。爸爸瞅著我，眼珠一動不動，好長時間，轉過身去，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父親落淚。
父親叫李石遠，1920年前後從朝鮮來到東北。我記事時，就聽他唱首歌，頭兩句是“兩千萬同胞聯合起來，墓地下的靈魂也要抗戰”。他是安邦河區第三任區委書記，1938年秋為抗聯籌糧時犧牲的。那時我參軍快兩年了，參軍後再沒見過爸爸，夢裏經常見到。爸爸抱我騎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雲彩裏飛。先是領導知道了，後來同誌們也知道了，隻瞞著我一個人，對我更關心了。
母親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遊擊隊經常在山裏活動，我們那地方管參軍、上隊叫“上山”。哥哥叫李雲峰，比我大六歲，在6軍當過團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爾濱做地下工作，被捕後犧牲。是馮仲雲告訴我的。最後一個親人也沒了。我什麽也沒說，光淌眼淚。有人說我挺堅強，有人說不對，得讓她哭出聲來，不然會作病。我腦子木木的，就哭出一聲又沒聲了，隻是淚水嘩嘩淌，跟聽說父親犧牲後一樣。
哥哥參軍了，父親顧不上家，經常晚上也不回來，家裏家外就我一個人。種地回來，累得不想動彈，有剩飯扒拉幾口，沒有就上炕睡了。黃鼠狼叼小雞，我也學大人的樣兒做了夾子，一張皮子能換40斤小米呢。結果黃鼠狼沒夾著，把自己夾得滿手血。夏季大煙采漿熬膏，跟著大人出去割大煙掙錢。那時的莊稼院，花錢的地方不多，可鹽呀什麽的，總得買吧。父親有時在家裏開會，也得給那些叔叔弄點兒“好嚼裹兒”呀。
大煙長得高了，我得踮著腳，才能夠著那煙桃。累不怕，關鍵是擔心自己不在家，錯過了哥哥來接我上山的時間。
哥哥臨走前就說好了，讓他過兩年回來接我。總不見影兒，我就害怕是不是犧牲了。父親知道，說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親摸著我的腦袋，長嘆一聲，說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顧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參軍的，老交通員李升（人稱“抗聯之父”——編者注）給送去6軍4師的。
密營是一種極個別的、極端艱難困苦的遊擊戰爭的產物。抗聯之所以不得不在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裏建密營，隻是因為那裏遠離人群，比較隱蔽、安全。而當抗聯隻能依託密營進行活動時，那就是最艱苦的時日到了，甚至就是最後的鬥爭了。
小丫頭
李在德老人說：
我參加遊擊隊後第一次戰鬥，是在格金河溝裏的炭窯。天快亮了，我們正準備出發，湯原縣偽警察大隊來了，想包圍我們。步槍、機槍那個響啊，還聽他們喊“大褲襠”沒多少槍呀，抓活的呀。遊擊隊大都是朝鮮族人，朝鮮族衣服肥大，他們就叫我們“大褲襠”、“大褲襠隊”。
槍一響，我就蒙了，有的嚇得尖叫，有的顧頭不顧腚趴那兒一動不動。男隊員槍都不夠，女隊員哪有槍呀？那時也沒經驗，想不到讓徒手隊員搶救傷員，有人嫌我們礙事，就讓我們“到一邊去”。到哪去呀？我看有人往山上跑，就跟著跑，直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癱那兒了。
1930年為準備武裝暴動，梧桐河模範學校辦軍事訓練班時，我們這些低年級學生也拿根棒子練隊列，練站崗放哨抓特務，搞緊急集合、野戰演習，還練膽量。練膽中最可怕也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半夜三更讓你去墳地送情報，把張紙條壓在哪個墳頭的什麽地方。好大一片墳地，白天走到那兒，一些人還得唱歌給自己壯膽。這回領導還安排個人在墳地裏，怪裏怪氣地學什麽鳥獸叫，或是坐在那裏抽菸，菸袋鍋子一亮一亮的，鬼火似的。可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差不多了，打仗也一樣。經過幾次，慢慢地，槍一響就能判斷出距離，再判斷敵人是奔你來的，還是和什麽隊伍打起來了。是抗聯？山林隊？敵人是日軍？還是偽軍？包括雙方兵力，聽槍聲也能判斷出個“大概其”（大概）。就琢磨該衝上去增援，還是就地搶占製高點——當然得聽指揮員的了。
我年紀小，大家都把我當孩子，照顧我。行軍過河，有時水深流急，就背我過河。劉太民叔叔背得最多。參軍前我們是鄰居，我叫他叔叔，後來他犧牲了。如今在電視上看到河，我就會想起他，想起他那寬厚的肩背，看到他往地上一蹲，說：來，丫頭。
到個新區，老百姓不了解抗聯，見到隊伍就想跑。我們就摘下帽子，讓他們看我們是女的。女人當兵，看著稀奇，拿著槍也不像對男人那樣害怕。我們就乘機進行宣傳。一些男隊員就說：這幫丫頭片子真厲害，一個個“嘴茬子”（口才）“吧吧的”（類似呱呱叫）。
東北人管姑娘叫“丫頭”，大姑娘叫“大丫頭”，小姑娘叫“小丫頭”，還有叫“丫頭片子”、“丫頭蛋子”。因為我年紀最小，前麵又給加個“小”字。打李敏參軍上隊後，這個“小”字就送給她了。
李敏老人說：
我的母親是農曆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一去世的，那年我九歲。母親下地幹活，叫大雨淋了，回家一病不起，幾天後就不行了。料理完後事，人們都走了，我說：爸，從明天起，我做飯了。爸爸瞅著我，眼珠一動不動，好長時間，轉過身去，眼淚“吧嗒吧嗒”往下掉——這是我唯一一次見到父親落淚。
父親叫李石遠，1920年前後從朝鮮來到東北。我記事時，就聽他唱首歌，頭兩句是“兩千萬同胞聯合起來，墓地下的靈魂也要抗戰”。他是安邦河區第三任區委書記，1938年秋為抗聯籌糧時犧牲的。那時我參軍快兩年了，參軍後再沒見過爸爸，夢裏經常見到。爸爸抱我騎在他的脖子上，在大草甸子上跑啊跑啊，又像在雲彩裏飛。先是領導知道了，後來同誌們也知道了，隻瞞著我一個人，對我更關心了。
母親去世不久，我哥就上山了。遊擊隊經常在山裏活動，我們那地方管參軍、上隊叫“上山”。哥哥叫李雲峰，比我大六歲，在6軍當過團政治部主任，1942年被派到哈爾濱做地下工作，被捕後犧牲。是馮仲雲告訴我的。最後一個親人也沒了。我什麽也沒說，光淌眼淚。有人說我挺堅強，有人說不對，得讓她哭出聲來，不然會作病。我腦子木木的，就哭出一聲又沒聲了，隻是淚水嘩嘩淌，跟聽說父親犧牲後一樣。
哥哥參軍了，父親顧不上家，經常晚上也不回來，家裏家外就我一個人。種地回來，累得不想動彈，有剩飯扒拉幾口，沒有就上炕睡了。黃鼠狼叼小雞，我也學大人的樣兒做了夾子，一張皮子能換40斤小米呢。結果黃鼠狼沒夾著，把自己夾得滿手血。夏季大煙采漿熬膏，跟著大人出去割大煙掙錢。那時的莊稼院，花錢的地方不多，可鹽呀什麽的，總得買吧。父親有時在家裏開會，也得給那些叔叔弄點兒“好嚼裹兒”呀。
大煙長得高了，我得踮著腳，才能夠著那煙桃。累不怕，關鍵是擔心自己不在家，錯過了哥哥來接我上山的時間。
哥哥臨走前就說好了，讓他過兩年回來接我。總不見影兒，我就害怕是不是犧牲了。父親知道，說好好的呢。可我是等不得了，父親摸著我的腦袋，長嘆一聲，說要上山就上山吧，我也顧不上你。
我是1936年11月參軍的，老交通員李升（人稱“抗聯之父”——編者注）給送去6軍4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