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尚誌好像看不到，或是看不透上頭的這種撲朔迷離，或者根本就不去理睬這類東西。他看到的是最簡單的真理、事實，那就是遊擊隊根本沒有拒敵於遊擊區之外的實力。於是，就有了12月24日《東北反日遊擊隊哈東支隊給省委的報告》中的這樣一段話：
我們並不是要找一個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在現在主客觀的力量和環境上，也不可能，我們不過是依根據地來解決休養疲勞，躲過敵人優勢力量和藏蓄軍事中要品，靠遊擊戰術來補助根據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筆者）開展擴大遊擊戰爭罷了！
把省委和中心縣委的指示、批評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這個被東北抗戰實踐證明了的觀點，“打”字當頭的趙尚誌，應該是最早意識到並提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曾有一種觀點，認為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的原因之一，是對建立根據地的意義認識不足，沒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蘇區那樣的根據地。是這樣子嗎？試想一下，如果“圍剿”中央蘇區的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日本關東軍，再大搞無人區、“集團部落”，那會怎樣？
既然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不行，那該怎麽辦？趙尚誌主張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區突擊，到那裏去開闢新區。
可能是和者蓋寡，甚至沒有和者（哈東支隊內部應該有的），再加上趙尚誌這時還未恢復黨籍，在黨內沒有發言權，上級還是要求“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結果自然是不可能。雖然珠河中心縣委認為趙尚誌“政治右傾”，“又恢復他過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礙著黨團正確路線的順利執行”，但他的“右的機會主義”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擊。不是黨員，黨內不能打擊，臨陣換將也不合適，況且從珠河遊擊隊到哈東支隊，那隊長和司令都是選舉的。
1934年冬反“討伐”是“死守”，之後的春季、夏季反“討伐”沒有這個口號，也還是老辦法。敵來我走，敵走我回，燒幾間房子算個啥，幾天就蓋好了。沒想到這次會是這等規模，而且長期、反覆“討伐”，更沒想到還有歸屯並戶，搞“集團部落”這一手。待到明白過來，覺出不對了，已經晚了。
趙尚誌率東征部隊回到珠河地區的時間，應在8月10日左右。哈東的伏天，本該綠蔭遮天，禾浪湧地，如今卻是狼煙沖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紅地盤好多成了無人區，一間間房子燒得隻剩下房框子，朝天張著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選定的那些地點上，被刺刀驅趕到那裏的失去了家園的人們，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團部落”。
這是個血與火的夏季，太陽與地球一起燃燒，官兵眼裏也在噴火冒煙。
留守部隊有的已經突出遊擊區，有的還在區內與敵人兜圈子。趙尚誌率直屬隊和2團由道北西進，迅速越過濱綏鐵路，插至雙城縣東部，與3團和汪雅臣的“雙龍隊”會合，在敵人背後發動襲擊，摧毀“集團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討伐”槍炮轟鳴、煙火瀰漫之際，珠河中心縣委召開執委會議，決定3軍主力東征延壽、方正，進而向牡丹江沿岸突擊，開闢新的遊擊區——在實際上認可了趙尚誌的主張。
一年後的夏天，珠河中心縣委也不得不東去湯原投奔3軍、6軍，這個近兩年間“滿洲國”無插足之地、曾被稱為“最好的反日根據地”就徹底喪失了。
東征北進
提起黑龍江，人們就會想到北大荒。由於今天黑龍江省的東南部，當時屬吉林省，就使今人對北大荒這個地理概念難免產生混亂。而在20世紀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還有“北大荒”、“東大荒”、“西大荒”之分，隻是往往都把個“大”字省略了，而稱之為“北荒”、“東荒”、“西荒”。
3軍主力離開焦土狼煙的哈東根據地，踏上東征之路，那去處就是東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東地區。
鬆花江沿岸本係北滿最富饒之區。沃野千裏，人煙稠密。俗稱之為“東大荒”。兩岸平川漫崗，依山漫江形勢雄勝，係遊擊活動優良之地區。一九三二東北革命高潮時，鬆花江沿岸最為洶湧。尤其是鬆江下遊，抗日部隊曾與敵寇對抗甚久。一九三三年鬆江下遊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餘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龍山民變）。抗日救國之思潮在人民腦海中醞釀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發之勢。但當時敵人在鬆江兩岸，尤其是下遊統治閑散，武裝部隊大部均係地方武裝隊伍。寇軍力量亦較少。交通線除鬆江水道而外，寧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觀形勢完全有利於遊擊活動之發展。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的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滿洲共產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證實：“各地的自衛團員已成為匪賊的部下，當匪賊來時，團長親自迎送，或親手交付子彈，或調查報密人質等的財產狀況，經常秘密聯繫。”“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現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當地有勢力的人物。”“在活動地區衣食由自衛團、警察隊、木材商等提供。”“日滿軍警的警備力量達不到的地區的自衛團莫如解散，其存在隻能成為供給匪團武器子彈的來源。”
我們並不是要找一個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在現在主客觀的力量和環境上，也不可能，我們不過是依根據地來解決休養疲勞，躲過敵人優勢力量和藏蓄軍事中要品，靠遊擊戰術來補助根據地之不足，特和（原文如此——筆者）開展擴大遊擊戰爭罷了！
把省委和中心縣委的指示、批評都否了。
而且，“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這個被東北抗戰實踐證明了的觀點，“打”字當頭的趙尚誌，應該是最早意識到並提出來的。
新中國成立後，曾有一種觀點，認為抗聯最終不得不退往蘇聯的原因之一，是對建立根據地的意義認識不足，沒有建立起像江西中央蘇區那樣的根據地。是這樣子嗎？試想一下，如果“圍剿”中央蘇區的不是國民黨軍隊，而是日本關東軍，再大搞無人區、“集團部落”，那會怎樣？
既然不可能有絕對保障的根據地，沒有根據地又不行，那該怎麽辦？趙尚誌主張向敵人統治薄弱地區突擊，到那裏去開闢新區。
可能是和者蓋寡，甚至沒有和者（哈東支隊內部應該有的），再加上趙尚誌這時還未恢復黨籍，在黨內沒有發言權，上級還是要求“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結果自然是不可能。雖然珠河中心縣委認為趙尚誌“政治右傾”，“又恢復他過去的精神，深深地障礙著黨團正確路線的順利執行”，但他的“右的機會主義”好像也未因此而受到打擊。不是黨員，黨內不能打擊，臨陣換將也不合適，況且從珠河遊擊隊到哈東支隊，那隊長和司令都是選舉的。
1934年冬反“討伐”是“死守”，之後的春季、夏季反“討伐”沒有這個口號，也還是老辦法。敵來我走，敵走我回，燒幾間房子算個啥，幾天就蓋好了。沒想到這次會是這等規模，而且長期、反覆“討伐”，更沒想到還有歸屯並戶，搞“集團部落”這一手。待到明白過來，覺出不對了，已經晚了。
趙尚誌率東征部隊回到珠河地區的時間，應在8月10日左右。哈東的伏天，本該綠蔭遮天，禾浪湧地，如今卻是狼煙沖天，遍地焦土。昔日的紅地盤好多成了無人區，一間間房子燒得隻剩下房框子，朝天張著焦黑的大口。而在日寇選定的那些地點上，被刺刀驅趕到那裏的失去了家園的人們，正在刺刀下修建“集團部落”。
這是個血與火的夏季，太陽與地球一起燃燒，官兵眼裏也在噴火冒煙。
留守部隊有的已經突出遊擊區，有的還在區內與敵人兜圈子。趙尚誌率直屬隊和2團由道北西進，迅速越過濱綏鐵路，插至雙城縣東部，與3團和汪雅臣的“雙龍隊”會合，在敵人背後發動襲擊，摧毀“集團部落”。
9月10日，正是秋季“大討伐”槍炮轟鳴、煙火瀰漫之際，珠河中心縣委召開執委會議，決定3軍主力東征延壽、方正，進而向牡丹江沿岸突擊，開闢新的遊擊區——在實際上認可了趙尚誌的主張。
一年後的夏天，珠河中心縣委也不得不東去湯原投奔3軍、6軍，這個近兩年間“滿洲國”無插足之地、曾被稱為“最好的反日根據地”就徹底喪失了。
東征北進
提起黑龍江，人們就會想到北大荒。由於今天黑龍江省的東南部，當時屬吉林省，就使今人對北大荒這個地理概念難免產生混亂。而在20世紀30年代，因其地理位置，還有“北大荒”、“東大荒”、“西大荒”之分，隻是往往都把個“大”字省略了，而稱之為“北荒”、“東荒”、“西荒”。
3軍主力離開焦土狼煙的哈東根據地，踏上東征之路，那去處就是東大荒，即今天的佳木斯及其以東地區。
鬆花江沿岸本係北滿最富饒之區。沃野千裏，人煙稠密。俗稱之為“東大荒”。兩岸平川漫崗，依山漫江形勢雄勝，係遊擊活動優良之地區。一九三二東北革命高潮時，鬆花江沿岸最為洶湧。尤其是鬆江下遊，抗日部隊曾與敵寇對抗甚久。一九三三年鬆江下遊尤有一九三二年革命高潮之餘波（如一九三三年土龍山民變）。抗日救國之思潮在人民腦海中醞釀已久。殆至一九三六年始形成火山爆發之勢。但當時敵人在鬆江兩岸，尤其是下遊統治閑散，武裝部隊大部均係地方武裝隊伍。寇軍力量亦較少。交通線除鬆江水道而外，寧佳路至一九三七年春始完成。客觀形勢完全有利於遊擊活動之發展。
1939年10月12日《馮仲雲給中共中央的工作報告》中的這段文字，在1936年出自日本人之手的《滿洲共產匪の研究》中，也能得到證實：“各地的自衛團員已成為匪賊的部下，當匪賊來時，團長親自迎送，或親手交付子彈，或調查報密人質等的財產狀況，經常秘密聯繫。”“值得注意的情況是，在現有的同情者通匪人中，有很多是當地有勢力的人物。”“在活動地區衣食由自衛團、警察隊、木材商等提供。”“日滿軍警的警備力量達不到的地區的自衛團莫如解散，其存在隻能成為供給匪團武器子彈的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