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內常駐日偽軍警備隊，或偽警察派出所，還組建偽自衛團，凡青壯年男性居民都是其成員，站崗、巡邏。部落有電話，部落間修築警備道路，一處遇襲，附近部落日偽軍和偽自衛團都來支援。
部落有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部落長兼保甲長，實行保甲連坐製度。部落通常有4個大門，居民外出種地、打柴要登記，攜帶物資要檢查，以防流入“匪賊”之手。太陽落山，大門緊閉，回來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盤查。有親戚朋友來了，從哪兒來，幹什麽，住幾天，報告、登記，還得有保人。
這種統治就讓人想到堡壘、集中營——用當年黑土地人的話講，叫“圍子”、“人圈”。
吉林地區的磐石、額穆、樺甸、永吉、舒蘭及敦化6縣，1935年建“集團部落”136個，1936年又建418個，1937年再建365個。據偽滿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集》中說，金川、柳河、通化3縣，“康德三年（1936年——筆者）度並戶工作有飛躍發展，匪團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幾乎全部消滅”。
湯原縣僅用23天，就將山邊零散農家全部燒光。
1936年（無月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師司令部為抗日救國告群眾書》中說：
日寇為什麽要歸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斷絕群眾與抗日軍的關係，而使抗日軍沒房子住，沒飯吃，沒處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滅了。
日偽對哈東遊擊區和珠河根據地的大規模“討伐”，是從1935年開始的——它怎麽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共產王國”，在其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近旁一天天發展、壯大呢？
這年夏天，日偽當局召集北部6省警務指導官和賓縣、五常、雙城、阿城、珠河、延壽6縣參事官，在哈爾濱開會，成立“討伐”辦事處，由野崎大佐為辦事處主任，統一指揮上述6縣日偽軍，徹底毀滅哈東遊擊區和根據地。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討伐”。會後，即發布“林業採伐統治法”，將濱綏線及“國道”兩側200米內的樹木和高棵農作物一律砍割幹淨，以防止抗日軍利用。收買奸細、坐探，混入抗日軍和地方組織，進行破壞、暗殺活動。改善偽軍生活，特別是提高軍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說。同時在遊擊區周圍屯駐重兵，並利用降隊，防堵3軍向外突擊、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計劃地在珠河遊擊區周邊建立“集團部落”，一些重要據點還駐紮日本武裝移民，來擠壓紅地盤和3軍活動的空間。
7月21日，夏季“大討伐”在道南展開，大批日軍首先在遊擊區邊緣地帶迂迴包圍，再進占據點，組成若幹“治安工作班”，搜索、追擊、堵截抗日軍和群眾，驅趕群眾搬到指定的“集團部落”，或鐵路沿線的“鐵路模範村”。接著又轉向道北地區，依然如法炮製。所到之處，平原、山區零散房舍一律焚毀，對於躲避、逃走、拒不歸屯並戶的，就用刺刀、子彈說話——“趙尚誌匪區禁止住民，違者殺無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縣委關於敵人活動及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
“現在路南遊擊區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僅離鐵道線十餘裏地之地方未被焚燒，並申言發散布告毀滅趙尚誌根據地，禁止住戶，否則一律討伐屠殺。”“群眾紛紛搬逃上站，絡繹不絕於途，遊擊區成為一空城。”
在夏初召開的軍地聯席會議上，對這次夏季“大討伐”的認識，在縣委和2團、3團給3軍司令部的指示信、報告書中，雖然用詞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斷是一致的，即敵人是“部分的防守的進攻策略”。尚在率隊東征牡丹江沿岸的趙尚誌，認為這種認識“是執行目前任務上極有害的”，指示2團、3團“立即轉變輪轉遊擊區範圍內的右傾行動，大膽的靈活的運用遊擊戰術來衝破敵人的遮斷線”，“圍繞著我們的周圍發展新的反日區域，並建立根據地”，並具體指明兩個團各自的突擊方向。
查閱有關史料，談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討伐”，“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以及同樣意思的文字，可謂屢見不鮮。珠河中心縣委之所以提出這樣一些後來不斷被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除了自身的原因外，還因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為粉碎冬季大“討伐”給全黨同誌的信》中，有這樣的指示和批評：
人民革命軍與赤色遊擊隊必須堅決的為徹底擁護群眾利益而鬥爭，為得執行這一任務，首先就要堅決反對敵人的“討伐”，為保護遊擊區域，不讓敵人侵占一步而奮鬥，這樣珠河遊擊隊在脫離敵人包圍圈外而離開遊擊區域的右的機會主義必須嚴重的打擊。
千辛萬苦、流血犧牲開創的遊擊區、根據地，從滿洲省委到紅地盤裏的老百姓，誰願意把它讓給敵人？1軍挺進東邊道，磐石老區群眾不理解，說俺們支持你們，是讓你們保護地麵的，日本子要來了，你們走了，把俺們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樣。問題是你有“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的實力嗎？死守隻能招致無謂犧牲和敵人對根據地人民更加瘋狂的報復。在遊擊戰的戰略戰術指導上，關於不死守遊擊區、根據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軍獨立師離開磐石老區，挺進東邊道，就是如此。可輪到珠河，怎麽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認為哈東支隊已強大到能使敵人不進入遊擊區一步了？還是受了這一年“‘北方會議’路線回潮”的影響？抑或是還有別的什麽原因？筆者解不開這個問號。
部落有正副部落長和正副自衛團長，部落長兼保甲長，實行保甲連坐製度。部落通常有4個大門，居民外出種地、打柴要登記，攜帶物資要檢查，以防流入“匪賊”之手。太陽落山，大門緊閉，回來晚了，就有“通匪”嫌疑，受到盤查。有親戚朋友來了，從哪兒來，幹什麽，住幾天，報告、登記，還得有保人。
這種統治就讓人想到堡壘、集中營——用當年黑土地人的話講，叫“圍子”、“人圈”。
吉林地區的磐石、額穆、樺甸、永吉、舒蘭及敦化6縣，1935年建“集團部落”136個，1936年又建418個，1937年再建365個。據偽滿治安部《各地治安工作調查報告集》中說，金川、柳河、通化3縣，“康德三年（1936年——筆者）度並戶工作有飛躍發展，匪團所依靠的分散房舍，幾乎全部消滅”。
湯原縣僅用23天，就將山邊零散農家全部燒光。
1936年（無月日），《東北人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師司令部為抗日救國告群眾書》中說：
日寇為什麽要歸大屯呢？第一，它想要斷絕群眾與抗日軍的關係，而使抗日軍沒房子住，沒飯吃，沒處得消息，不用打仗就消滅了。
日偽對哈東遊擊區和珠河根據地的大規模“討伐”，是從1935年開始的——它怎麽能夠容忍這樣一個“共產王國”，在其北滿的統治中心哈爾濱近旁一天天發展、壯大呢？
這年夏天，日偽當局召集北部6省警務指導官和賓縣、五常、雙城、阿城、珠河、延壽6縣參事官，在哈爾濱開會，成立“討伐”辦事處，由野崎大佐為辦事處主任，統一指揮上述6縣日偽軍，徹底毀滅哈東遊擊區和根據地。
這是一次精心策劃的“討伐”。會後，即發布“林業採伐統治法”，將濱綏線及“國道”兩側200米內的樹木和高棵農作物一律砍割幹淨，以防止抗日軍利用。收買奸細、坐探，混入抗日軍和地方組織，進行破壞、暗殺活動。改善偽軍生活，特別是提高軍官待遇，用心自不必說。同時在遊擊區周圍屯駐重兵，並利用降隊，防堵3軍向外突擊、伸展。而在此之前，即有計劃地在珠河遊擊區周邊建立“集團部落”，一些重要據點還駐紮日本武裝移民，來擠壓紅地盤和3軍活動的空間。
7月21日，夏季“大討伐”在道南展開，大批日軍首先在遊擊區邊緣地帶迂迴包圍，再進占據點，組成若幹“治安工作班”，搜索、追擊、堵截抗日軍和群眾，驅趕群眾搬到指定的“集團部落”，或鐵路沿線的“鐵路模範村”。接著又轉向道北地區，依然如法炮製。所到之處，平原、山區零散房舍一律焚毀，對於躲避、逃走、拒不歸屯並戶的，就用刺刀、子彈說話——“趙尚誌匪區禁止住民，違者殺無赦！”
8月11日，《中共珠河縣委關於敵人活動及縣委工作情況的報告》中說：
“現在路南遊擊區三分之二以上已成一片焦土，僅離鐵道線十餘裏地之地方未被焚燒，並申言發散布告毀滅趙尚誌根據地，禁止住戶，否則一律討伐屠殺。”“群眾紛紛搬逃上站，絡繹不絕於途，遊擊區成為一空城。”
在夏初召開的軍地聯席會議上，對這次夏季“大討伐”的認識，在縣委和2團、3團給3軍司令部的指示信、報告書中，雖然用詞有所不同，但基本判斷是一致的，即敵人是“部分的防守的進攻策略”。尚在率隊東征牡丹江沿岸的趙尚誌，認為這種認識“是執行目前任務上極有害的”，指示2團、3團“立即轉變輪轉遊擊區範圍內的右傾行動，大膽的靈活的運用遊擊戰術來衝破敵人的遮斷線”，“圍繞著我們的周圍發展新的反日區域，並建立根據地”，並具體指明兩個團各自的突擊方向。
查閱有關史料，談到珠河1934年冬季反“討伐”，“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以及同樣意思的文字，可謂屢見不鮮。珠河中心縣委之所以提出這樣一些後來不斷被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口號，除了自身的原因外，還因為1934年10月20日《中共滿洲省委為粉碎冬季大“討伐”給全黨同誌的信》中，有這樣的指示和批評：
人民革命軍與赤色遊擊隊必須堅決的為徹底擁護群眾利益而鬥爭，為得執行這一任務，首先就要堅決反對敵人的“討伐”，為保護遊擊區域，不讓敵人侵占一步而奮鬥，這樣珠河遊擊隊在脫離敵人包圍圈外而離開遊擊區域的右的機會主義必須嚴重的打擊。
千辛萬苦、流血犧牲開創的遊擊區、根據地，從滿洲省委到紅地盤裏的老百姓，誰願意把它讓給敵人？1軍挺進東邊道，磐石老區群眾不理解，說俺們支持你們，是讓你們保護地麵的，日本子要來了，你們走了，把俺們扔下不管了。珠河也是一樣。問題是你有“不許敵人侵入遊擊區一步”的實力嗎？死守隻能招致無謂犧牲和敵人對根據地人民更加瘋狂的報復。在遊擊戰的戰略戰術指導上，關於不死守遊擊區、根據地的指示，省委也是有的。1軍獨立師離開磐石老區，挺進東邊道，就是如此。可輪到珠河，怎麽就截然相反了呢？是認為哈東支隊已強大到能使敵人不進入遊擊區一步了？還是受了這一年“‘北方會議’路線回潮”的影響？抑或是還有別的什麽原因？筆者解不開這個問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