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勇軍的優勢是人多，熟悉地理環境，致命弱點是不團結。8月，成立不久、也由李延祿兼任團長的補充2團，在平陽鎮被丁超的護路軍繳械，包括兩位副團長在內的20多名官兵被害。救國軍副總司令孔憲榮，以為補充2團報仇為名，又殺了聯合軍左路總指揮馬憲章。這時李杜接到南京政府剿共密令，簽發各部，孔憲榮就在救國軍抓捕6名已暴露身份的黨員。李延祿趕去東寧縣三岔口總部，說服王德林把人放了。不久，李杜、王德林和孔憲榮相繼過界去了蘇聯。即便不是如此，形勢明擺著的，李延祿等人已經很難在救國軍待下去了。
而且，“上層勾結”這頂帽子，也在黨內被戴上多時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裝的同時，又認為他們“服從國民黨的指揮而依靠著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絕對仇視工農的各種帶群眾性質的革命運動”。而黨內鬥爭則“首先是反對右傾”，“這是主要危險”。在留著這樣一些尾巴的同時，下麵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必須牢記著下層統一戰線，是我們活動的基礎。任何的上層統一戰線都隻有在我們能夠抓緊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和上層處於下層革命情緒的威脅下的時候，才可能和有用，隻有這樣的分別對付和執行下層統一戰線，能使滿洲的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能夠得著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策略的效果。”
後麵將會詳細寫到的離休前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魯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聯4軍後，就給李延祿當秘書。隊伍到了哪個屯子住下，詢問當地綹子情況，哪些是反日的，首領是誰。問明白了，李延祿就掏出幾張名片，讓彭施魯在上麵寫幾句話，意思是想和你見見麵，然後讓老鄉分頭送去。鬍子都有眼線，你有多少人馬槍，什麽來頭，到了他的地盤，很快就知道了。見你人槍少，或是有過節，就吃掉你。你人多勢眾惹不起，就躲了，或是來見你。覺得誌同道合，又久聞大名，敬服你，就主動來拜見你了。
凡是見到名片的，通常都會來。李延祿主要講三點。一是要堅決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懲罰漢奸走狗外，不綁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隊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領話裏話外那意思，是俺聽你的，有什麽好處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們，眼下還沒有能力給大傢夥兒發餉、發槍彈，還得從日本子和走狗手裏奪。將來有條件了，那當然沒說的。大傢夥兒贊成俺的意見，咱們就合夥幹，不贊成呢，誰也不強迫誰。隻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中國人，今後見麵就是朋友、弟兄。
沒意見了，就開始寫委任狀，寫在一塊白綢子上，由李延祿授予對方。
自彭施魯來後，寫委任狀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書生哪寫過這個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右起第一行先寫上“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第二行隻寫“委任狀”，三個字要大些，中間寫“茲委任×××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遊擊營（或團、連）營長（或團長、連長），此令”，落款是“軍長李延祿”，最後一行是“中華民國廿×年×月×日”。寫完了要蓋印章，一個較大的長方形的“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關防”，要上蓋“年”字，下蓋“月”字，然後是李延祿的印章。
這些事情做完了，有時有機會，就由李延祿指揮幾支隊伍打一仗。有時完了就完了，繼續趕路。
從脫離救國軍後，所到之處有反日隊伍，主要是山林隊，基本就是這樣子。
在一些人眼裏，從救國軍到山林隊，李延祿都應該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層統一戰線上，用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威脅上層，使其就範。說白了，就是鼓動士兵、“崽子”（嘍囉）造反，反對“反動領袖”，進而奪取領導權。而對於各種武裝的首領來說，他的隊伍，那些人槍，就是他的私有財產。就像一家企業，你去了就想把老闆搞掉，自己當老闆，這還了得？無論什麽樣的隊伍，對這種事都是非常警覺，也最深惡痛絕的。其上下級多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邊鼓搗，人家能不發覺？那還有個好？實踐中這樣做的，有幾個不是白給了？李延祿這種做法，當然不是沒有弊端。像到處發委任狀，有的隊伍就可能打著4軍的旗號綁票，糟蹋禍害百姓。可比之到處樹敵，這種廣交朋友，利多弊多還用說嗎？
而在一些人的眼裏，如果李延祿不搞“上層勾結”，是不是整個救國軍都成了共產黨的隊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綏寧代表團關於組織狀況及開展農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報告》中的評價：“李的隊伍在寧安方麵口頭上是聽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實際上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好鬍子’。”
“南蠻子”周保中
吳義成，200餘（？）人，是反日遊擊隊中最堅強的部隊，在東線東滿一帶作過最長期最激烈的反日戰爭，曾占領東滿的安圖很久，並占領過東寧，現在綏寧一帶遊擊，黨有一個軍事經驗豐富的同誌過去在吳處當參謀，吳的一切軍事計劃大多出於這個同誌（周麻子，過去省兵委書記）的意見，得了無數次的勝利，在兵士中在東線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產黨），過去東滿曾派了許多同誌與反日會員到吳部中去。
而且，“上層勾結”這頂帽子，也在黨內被戴上多時了。
“1·26”指示信，在肯定馬占山、李杜等部是反日武裝的同時，又認為他們“服從國民黨的指揮而依靠著地主資產階級和富農”，“絕對仇視工農的各種帶群眾性質的革命運動”。而黨內鬥爭則“首先是反對右傾”，“這是主要危險”。在留著這樣一些尾巴的同時，下麵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必須牢記著下層統一戰線，是我們活動的基礎。任何的上層統一戰線都隻有在我們能夠抓緊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和上層處於下層革命情緒的威脅下的時候，才可能和有用，隻有這樣的分別對付和執行下層統一戰線，能使滿洲的工人運動和革命運動，能夠得著實行民族革命戰爭統一戰線策略的效果。”
後麵將會詳細寫到的離休前為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彭施魯老人，1936年1月被北平市委派到抗聯4軍後，就給李延祿當秘書。隊伍到了哪個屯子住下，詢問當地綹子情況，哪些是反日的，首領是誰。問明白了，李延祿就掏出幾張名片，讓彭施魯在上麵寫幾句話，意思是想和你見見麵，然後讓老鄉分頭送去。鬍子都有眼線，你有多少人馬槍，什麽來頭，到了他的地盤，很快就知道了。見你人槍少，或是有過節，就吃掉你。你人多勢眾惹不起，就躲了，或是來見你。覺得誌同道合，又久聞大名，敬服你，就主動來拜見你了。
凡是見到名片的，通常都會來。李延祿主要講三點。一是要堅決打日本子，不投降；二是除了懲罰漢奸走狗外，不綁票，不侵害老百姓利益；三是反日隊伍要互相合作、支援，不能自己打冤家。有的首領話裏話外那意思，是俺聽你的，有什麽好處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們，眼下還沒有能力給大傢夥兒發餉、發槍彈，還得從日本子和走狗手裏奪。將來有條件了，那當然沒說的。大傢夥兒贊成俺的意見，咱們就合夥幹，不贊成呢，誰也不強迫誰。隻要打日本子，就是好樣的中國人，今後見麵就是朋友、弟兄。
沒意見了，就開始寫委任狀，寫在一塊白綢子上，由李延祿授予對方。
自彭施魯來後，寫委任狀就是他的活了，他一介書生哪寫過這個呀？李延祿就告訴他，右起第一行先寫上“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第二行隻寫“委任狀”，三個字要大些，中間寫“茲委任×××為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第×遊擊營（或團、連）營長（或團長、連長），此令”，落款是“軍長李延祿”，最後一行是“中華民國廿×年×月×日”。寫完了要蓋印章，一個較大的長方形的“東北抗日聯軍第四軍司令部關防”，要上蓋“年”字，下蓋“月”字，然後是李延祿的印章。
這些事情做完了，有時有機會，就由李延祿指揮幾支隊伍打一仗。有時完了就完了，繼續趕路。
從脫離救國軍後，所到之處有反日隊伍，主要是山林隊，基本就是這樣子。
在一些人眼裏，從救國軍到山林隊，李延祿都應該把主要精力用在下層統一戰線上，用鞏固的下層統一戰線威脅上層，使其就範。說白了，就是鼓動士兵、“崽子”（嘍囉）造反，反對“反動領袖”，進而奪取領導權。而對於各種武裝的首領來說，他的隊伍，那些人槍，就是他的私有財產。就像一家企業，你去了就想把老闆搞掉，自己當老闆，這還了得？無論什麽樣的隊伍，對這種事都是非常警覺，也最深惡痛絕的。其上下級多為拜把子兄弟，你成天在下邊鼓搗，人家能不發覺？那還有個好？實踐中這樣做的，有幾個不是白給了？李延祿這種做法，當然不是沒有弊端。像到處發委任狀，有的隊伍就可能打著4軍的旗號綁票，糟蹋禍害百姓。可比之到處樹敵，這種廣交朋友，利多弊多還用說嗎？
而在一些人的眼裏，如果李延祿不搞“上層勾結”，是不是整個救國軍都成了共產黨的隊伍了？
因此就有了1933年7月31日《中共綏寧代表團關於組織狀況及開展農村工作方法致省委的報告》中的評價：“李的隊伍在寧安方麵口頭上是聽共產黨的領導，然而實際上最多也不過是一個‘好鬍子’。”
“南蠻子”周保中
吳義成，200餘（？）人，是反日遊擊隊中最堅強的部隊，在東線東滿一帶作過最長期最激烈的反日戰爭，曾占領東滿的安圖很久，並占領過東寧，現在綏寧一帶遊擊，黨有一個軍事經驗豐富的同誌過去在吳處當參謀，吳的一切軍事計劃大多出於這個同誌（周麻子，過去省兵委書記）的意見，得了無數次的勝利，在兵士中在東線群眾中有很好的信仰（都知道他是共產黨），過去東滿曾派了許多同誌與反日會員到吳部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