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中東鐵路日本軍列往來不斷。14日夜，根據省委指示，趙尚誌和商船學校學生範廷桂，在哈爾濱市郊成高子車站附近路軌埋設炸藥，顛覆一列軍列。據《盛京時報》報導，日軍死11人，傷93人。這應該是東北共產黨人直接痛擊侵略者的最早戰果。說趙尚誌未打死一個鬼子，先丟了黨籍，顯然不妥。隻是這位黃埔4期生夢裏鼓角連營，渴望的是率軍縱馬疆場，沒想到果真一試身手，竟是這個下場。
這時趙尚誌家裏最著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說抱孫心切的母親，連一向主張婚姻大事兒女做主的父親，也有點兒沉不住氣了。在那個年代，二十五歲絕對是個大男了。街坊鄰居那些一般大的小夥子，沒有不當爹的了。要是換個人，找個心儀的姑娘，這輩子可能就改弦易轍過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對於愁苦、鬱悶的年輕人，這也不失為一種解脫的方法。可這樣就不是趙尚誌了。婚姻意味著責任，大英雄、偉丈夫趙尚誌，承擔不起這份責任。
從黃埔軍校學習回來，哈爾濱地委分配他負責地區的婦女工作。讓這樣一個還一身軍校氣息的硬漢專門做婦女工作，未免不倫不類，甚至滑稽，可他二話沒說。開除黨籍，省委讓他擔任哈爾濱市總工會主席，這回他拒絕了。
之後，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裏，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這樣的同誌、朋友也不知道——趙尚誌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獨行俠
3月的哈東，北風卷著雪粒子在曠野逞威，枯草的梢頭在雪地掙紮，樹林子東倒西歪地號叫，天地間灰濛濛的。待到太陽出來了，滿世界雪亮冰瑩，那些出沒山野的野獸不知什麽感覺，那人就得眯縫著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個人手裏拄根棍子，在雪野間跋涉、獨行。累了，原地站一會兒，或者找個背風的地方歇一會兒；餓了，從胸前棉襖裏掏出個包米餅子，朝貼身的一麵啃幾口。飢腸轆轆不趕勁，就把凍得鉛球、鐵餅似的餅子在石頭上摔碎，一塊塊撿起來放嘴裏嚼著化著。遠近不時有狼嗥聲，晚上周圍閃動著綠瑩瑩的眼睛，緊趕慢趕也趕不上一戶人家，就在雪地間燃堆火，打發掉這個雪夜。至於那一幫一夥的鬍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隻螞蟻。有時則完全取決於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尋開心。
趙尚誌這個沒了黨籍的人，如此“無組織”、“無紀律”地在哈東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尋找一個叫孫朝陽的人。
《朝陽縣誌》載：“孫朝陽（1904—1934年），漢族，本縣人，字興周，因朝陽籍人，綽號朝陽。初以經商為業，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正行商於吉林阿城，毅然將資本獻出作為抗日經費，拉起1500多人抗日隊伍，活動於賓縣、珠河、延壽、方正等縣境內。1932年9月，率眾2000餘人攻占賓縣，建立抗日軍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間曾詐降後從軍中組織譁變，使日軍受挫深重。繼在阿城境內活動時與日偽軍激戰，傷亡慘重。當時趙尚誌曾以家鄉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勢不利而撤走。孫於1933年10月24日，於哈爾濱去北平的火車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軍殺害於哈爾濱南嶺。”
在哈東大大小小的義勇軍中，“朝陽隊”是支較大的隊伍，隊員成分也好，反日也堅決。但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趙尚誌，去投奔這支隊伍，主要的原因，或者幹脆就是因為“朝陽”兩個字。就是今天在哈爾濱見個朝陽老鄉，也要平添幾分親熱，更不用說那時候了。倘連慕名而來的老鄉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講究、不仗義了，難在江湖上混了。
在賓縣東部山裏，趙尚誌見到“朝陽隊”的一支隊伍，人家卻根本沒把他瞧在眼裏。
趙尚誌那樣子也實在太不起眼了。黑褲子黑襖，腰間紮條麻繩，腳上烏拉，頭上狗皮帽子，像那兩隻“手悶子”（隻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樣油漬麻花的。這些都沒什麽，“朝陽隊”那人也不比他強哪去，關鍵是個子小，身板也單薄。那眼睛倒是賊亮，亮得叫人心動，透著股剛勁硬氣精神頭，左眼眶下卻有塊月牙形傷疤，那眼珠一動不動，瞎了。
是個獨眼龍。有人喊了聲，一些人就湊過來，嬉皮笑臉地取笑著。這個說就你這小樣兒還要打日本子呀？給日本子墊馬蹄子都不夠個。那個說俺看行，現成的一隻眼，瞄準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趙尚誌不理不睬，見過來個騎馬的頭目，就上前抱拳施禮道：這位當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陽隊”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隊，請當家的收留。
頭目瞅了趙尚誌一眼，麵無表情，隻管策馬向前。
趙尚誌一把抓住韁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俺是中國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趙尚誌有支槍，或是有匹馬，是不用費這番口舌的。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能從這樣一個人口中說出來，而且朗朗上口，這個頭目就不由得打量起這個脾氣好像挺拗的小夥子。
趙尚誌適時地追上一句：俺是熱河省朝陽縣人，跟你們大當家的是同鄉，俺就是來撲奔他的。
頭目說：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開玩笑）的事，你能幹什麽呀？
這時趙尚誌家裏最著急的是他的婚事。且不說抱孫心切的母親，連一向主張婚姻大事兒女做主的父親，也有點兒沉不住氣了。在那個年代，二十五歲絕對是個大男了。街坊鄰居那些一般大的小夥子，沒有不當爹的了。要是換個人，找個心儀的姑娘，這輩子可能就改弦易轍過自己的小日子了。而且對於愁苦、鬱悶的年輕人，這也不失為一種解脫的方法。可這樣就不是趙尚誌了。婚姻意味著責任，大英雄、偉丈夫趙尚誌，承擔不起這份責任。
從黃埔軍校學習回來，哈爾濱地委分配他負責地區的婦女工作。讓這樣一個還一身軍校氣息的硬漢專門做婦女工作，未免不倫不類，甚至滑稽，可他二話沒說。開除黨籍，省委讓他擔任哈爾濱市總工會主席，這回他拒絕了。
之後，省委不知道他去了哪裏，家人也不知道，方未艾這樣的同誌、朋友也不知道——趙尚誌好像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獨行俠
3月的哈東，北風卷著雪粒子在曠野逞威，枯草的梢頭在雪地掙紮，樹林子東倒西歪地號叫，天地間灰濛濛的。待到太陽出來了，滿世界雪亮冰瑩，那些出沒山野的野獸不知什麽感覺，那人就得眯縫著眼睛。
冰天雪地中，一個人手裏拄根棍子，在雪野間跋涉、獨行。累了，原地站一會兒，或者找個背風的地方歇一會兒；餓了，從胸前棉襖裏掏出個包米餅子，朝貼身的一麵啃幾口。飢腸轆轆不趕勁，就把凍得鉛球、鐵餅似的餅子在石頭上摔碎，一塊塊撿起來放嘴裏嚼著化著。遠近不時有狼嗥聲，晚上周圍閃動著綠瑩瑩的眼睛，緊趕慢趕也趕不上一戶人家，就在雪地間燃堆火，打發掉這個雪夜。至於那一幫一夥的鬍子，一言不慎，整死你就像踩死隻螞蟻。有時則完全取決於人家的心情好不好，那一刻是不是想拿你尋開心。
趙尚誌這個沒了黨籍的人，如此“無組織”、“無紀律”地在哈東的冰天雪地中跋涉，是在尋找一個叫孫朝陽的人。
《朝陽縣誌》載：“孫朝陽（1904—1934年），漢族，本縣人，字興周，因朝陽籍人，綽號朝陽。初以經商為業，1931年‘九一八’事變時，正行商於吉林阿城，毅然將資本獻出作為抗日經費，拉起1500多人抗日隊伍，活動於賓縣、珠河、延壽、方正等縣境內。1932年9月，率眾2000餘人攻占賓縣，建立抗日軍政府，翌年4月撤出。此間曾詐降後從軍中組織譁變，使日軍受挫深重。繼在阿城境內活動時與日偽軍激戰，傷亡慘重。當時趙尚誌曾以家鄉人身份投靠相助，不久因形勢不利而撤走。孫於1933年10月24日，於哈爾濱去北平的火車上被俘，拒不降服。1934年春，被日軍殺害於哈爾濱南嶺。”
在哈東大大小小的義勇軍中，“朝陽隊”是支較大的隊伍，隊員成分也好，反日也堅決。但一生充滿傳奇色彩的趙尚誌，去投奔這支隊伍，主要的原因，或者幹脆就是因為“朝陽”兩個字。就是今天在哈爾濱見個朝陽老鄉，也要平添幾分親熱，更不用說那時候了。倘連慕名而來的老鄉都不收留，那就太不講究、不仗義了，難在江湖上混了。
在賓縣東部山裏，趙尚誌見到“朝陽隊”的一支隊伍，人家卻根本沒把他瞧在眼裏。
趙尚誌那樣子也實在太不起眼了。黑褲子黑襖，腰間紮條麻繩，腳上烏拉，頭上狗皮帽子，像那兩隻“手悶子”（隻分出拇指的棉的或皮的手套）一樣油漬麻花的。這些都沒什麽，“朝陽隊”那人也不比他強哪去，關鍵是個子小，身板也單薄。那眼睛倒是賊亮，亮得叫人心動，透著股剛勁硬氣精神頭，左眼眶下卻有塊月牙形傷疤，那眼珠一動不動，瞎了。
是個獨眼龍。有人喊了聲，一些人就湊過來，嬉皮笑臉地取笑著。這個說就你這小樣兒還要打日本子呀？給日本子墊馬蹄子都不夠個。那個說俺看行，現成的一隻眼，瞄準多方便省事呀？一些人就哄堂大笑。
趙尚誌不理不睬，見過來個騎馬的頭目，就上前抱拳施禮道：這位當家的，俺要打日本子，“朝陽隊”是打日本子的，俺要上隊，請當家的收留。
頭目瞅了趙尚誌一眼，麵無表情，隻管策馬向前。
趙尚誌一把抓住韁繩：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俺是中國人，俺要打日本子！
如果趙尚誌有支槍，或是有匹馬，是不用費這番口舌的。不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八個字，能從這樣一個人口中說出來，而且朗朗上口，這個頭目就不由得打量起這個脾氣好像挺拗的小夥子。
趙尚誌適時地追上一句：俺是熱河省朝陽縣人，跟你們大當家的是同鄉，俺就是來撲奔他的。
頭目說：這打日本子可不是“打哈哈”（開玩笑）的事，你能幹什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