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抱定的宗旨,卻是“攘外必先安內”。他在發出那封“不抵抗”的銑電時,正在江西指揮30萬大軍“圍剿”紅軍。


    這種矛盾、對立、衝突,終於釀成了“西安事變”。忍無可忍的少帥,沒了東北的“東北王”,一怒沖天,以一種捨生忘死的“不抵抗,毋寧死”的英雄氣,揮灑出一道改變了中國歷史進程的驚心動魄的閃電。


    別人可以不抵抗,他張學良必須抵抗,於國於家於他個人都必須抵抗。在中國,他是僅次於蔣介石的第二號強勢人物,因為他的東北軍是僅次於蔣介石的中央軍的一支舉足輕重的武裝力量。而這一切,都是以那片豐腴的黑土地為根基的。中國的大小軍閥都拚命地抓槍桿子,但若沒有一方屬於自己的水土、地盤,誰也閥不起來,隻能當流寇。古希臘神話中的安泰離不開土地,喝遼河水長大的少帥,離不開那片生養他的黑土地。失去了那片黑土地,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他先是浮萍樣隨波漂流,身不由己地為老蔣去打在老蔣眼裏好像比日本人還可怕的共產黨,後來則像隻鳥兒被關進了籠子,被拎去台灣還是隻籠中鳥。


    可他明白得太晚了。


    接到那封“相應處理”的電報,在那決定東北命運的時刻,無論張學良想了、說了些什麽,他的行動告訴人們的都是:你老蔣不出兵,讓我看情況去辦,我看是抵不住、抗不了,那就不抵了、不抗了。


    當時的日本駐奉天總領事館總領事林久治郎,在回憶錄中寫得明白:“從當夜十一時稍過開始直到第二天拂曉讓出奉天城為止,中國方麵由省長公署幾乎是不間斷地用電話向我總領事館表明中國官民均無抵抗之意,要求我軍停止攻擊;到十九日淩晨三時左右,又通知說要開放城門,以示沒有抵抗我軍之意。”


    不抵了,不抗了,那就這麽拉倒了?當然不是。張學良認為日本會抗不住國際上的壓力,關東軍能很快撤兵。就把希望寄托在“國聯”身上,期待“國聯”能夠為他懲罰日本,伸張正義。


    兒時,筆者沒少聽老年人講:那工夫若是換成大帥,一聲“媽個巴子”,早跟“小鼻子”幹上了。比起大帥,少帥差遠了,還是嫩哪。不然,“小鼻子”也不會把大帥“踢蹬”了。


    2001年5月,筆者在黑龍江省東寧縣綏陽鎮,採訪到一位“九一八”事變的親歷者。老人叫陳廣忠,九十三歲,當年為北大營7旅通訊連士兵。事變當夜,一顆子彈從左腮打入,滿口牙沒幾顆了。


    老人說,開頭聽到槍炮聲,不明白怎麽回事兒,長官說是日本子搞演習。炮彈落大營裏了,“子溜子”(東北老話,“子”即子彈,“溜子”即彈道)嗖嗖的,天底下有這麽搞演習的嗎?有的弟兄傷了、亡了,大家紅眼睛了。可上邊不讓打,叫“原地待命”,什麽雞巴“原地待命”,那不是“原地等死”嗎?有的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倉庫拿槍,動作快的就拿到了,有的衣服沒穿上就讓小鬼子打死了。沒接到撤退命令,有些軍官就在那兒“挺著死”,軍人得服從命令呀!有的被打死了,有的被俘了,有的是被部下硬架著跑出來的。


    老人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你上邊不讓打,養兵幹什麽?打又不打,撤又不撤,就待在那兒挨槍子,媽個巴子,俺們小兵的命就不叫命呀?


    用官兵的鮮血和生命,為那打到“國聯”的官司的天平上加砝碼。


    尊敬的洋大人,你們看吧。這滿營的彈坑、彈痕,是中國軍隊自己打的嗎?這倒在血泊中的弟兄,院子裏的,兵舍裏的,床上床下的,不但手無寸鐵,而且許多人連衣服都未穿好。還有這些槍庫、彈藥庫,這些輕重機槍、步槍、火炮、坦克,都整齊地擺放著,沒一支一門射擊過,諸位先生可以隨意查勘、檢驗。如此,9月18日夜裏發生了什麽事情,不是一目了然嗎?


    閱遍古今中外的戰事,青史留名的,或者以少勝多,或者以弱勝強;或者不畏強暴,寧死不屈。至於屈膝投降,大開城門的時日,許多國家、民族也都有過。可如此不抵抗,挺著死,引頸受戮、受辱的,有幾多?還有嗎?


    鬼精鬼靈的日本鬼子,可是把什麽都籌劃得明明白白的。什麽“國聯”呀,“公理”呀,“正義”呀,他們才不在乎這些嘴巴子上的東西呢。在這個世界上,誰的腰包鼓、拳頭硬,誰就是老大,有幾多人願意站在明顯的弱者、因而註定是負者的一邊?他們信奉的是叢林法則,強者、勝者是不會受到懲罰的,因為話語權是永遠屬於勝利者的。他們要的是事實。而且攻擊北大營的日軍,開頭那槍炮打的都是空包彈,見你不還手,這才動起真傢夥。萬一攻擊失利,那我就是搞演習,黑燈瞎火弄錯了地方。管你官司打到哪裏,“誤會”呀,“遺憾”呀,“下不為例”呀,一張嘴,兩片唇,一張一合說去唄!


    上起刺刀來,


    弟兄們散開!


    這是我們的國土,


    我們不掛免戰牌!


    這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住了幾百代;


    這地方是我們的,


    我們不能讓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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