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日本侵占朝鮮和中國的台灣、旅大，壟斷南滿鐵路，策劃“滿蒙獨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這一衣帶血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台灣人蔡智堪，通過秘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摺》，將其轉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至於日本明裏暗裏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許多。而對於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國各地的大小軍閥，從大帥到少帥，理應比較熟悉，甚至可說非常了解的。至於什麽人和為什麽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個中內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麽，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四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日本找不到藉口擴大事態，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易公司，限製、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並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長遠的戰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隻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而放棄他的“大謀”嗎？
“一衣帶水”這個成語，有段時間我們好像講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經變成水了。而在那個還沒有“地球村”概念的時代，最能體現這四個字的含義的，莫過於大帥、少帥治下的東北了。守著這麽個橫蠻、強悍、野心勃勃的鄰居，黑土地上的中國人憑空多了那麽多苦難，卻也曾使奉係軍閥受益。隻是子繼父業的少帥，無論想沒想到“日軍會那麽蠻幹”，對這個有殺父之仇的強盜，都不能不懷有戒心。他知道發展經濟、強大實力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發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黃土地和紅土地都置於一麵旗幟之下。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的動因之一，就是企圖以此遏製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見，能傾全國之力抗戰。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卻來了個“相應處理”。
“中村事件”發生後，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來銑電（1949年以前電報發出日期都用韻目代日，16日的韻目為“銑”。——編者注）：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電後，轉知東北軍各長官遵照執行，並於9月6日電令臧式毅和榮臻：
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需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稱：“如果一旦開戰，東北必定要失敗。”
7月10日，張學良在給王家禎的電報中，又稱：
若有衝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占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衝突。
“九一八”事變後的輿論，大都譴責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台灣國民黨至今仍把責任推到他頭上，大陸則認為他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應該說，在蔣介石的銑電之前，因了張學良的“抵抗必敗論”，東北軍“避免衝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經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一樣，張學良並不是什麽都聽命於蔣介石的。易幟後和“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倘非如此，中原大戰前，蔣介石還用得著挖空心思拉攏張學良嗎？下道命令就行了唄。而在東北軍中，上上下下，“吃張家飯，辦張家事”的“張家軍”意識很濃。東北財政收入也是獨自處理的，不向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張學良對東北的決策是有相當的自主性的，抵抗與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張的。
在接受nhk電視台記者採訪時，他也說“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並不是不要抵抗”。
江橋抗戰，馬占山抵抗了，蔣介石又把他怎樣了？
可話又說回來，倘若老蔣咬鋼嚼鐵一聲“打”，少帥能不打嗎？
他主張的是“全國抗戰論”，前提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接到榮臻的“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級將領開會時，說：“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拚，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一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隻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1928年12月29日通電易幟，擁護中央，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兵入關，體現與實踐的都不無這種主張。結果卻是一個悲慘的時日的巧合：一年前的這一天，他率十多萬精兵入關，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戰；一年後的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斷了他的後路，端了他的老窩。
這一衣帶血的歷史，張學良不知道嗎？
1928年夏，日籍台灣人蔡智堪，通過秘密手段抄錄了《田中奏摺》，將其轉交張學良。這是一份極為重要的戰略情報。至於日本明裏暗裏那些緊鑼密鼓的動作，通過各種渠道自然也會收集許多。而對於日本文化、民族性格，比之中國各地的大小軍閥，從大帥到少帥，理應比較熟悉，甚至可說非常了解的。至於什麽人和為什麽策劃了“皇姑屯事件”，殺害了張作霖，最清楚個中內情的中國人，是不是就是張學良了？
那麽，這位東北王是如何應對的？
四個字：隱忍自重。
無論日本怎樣挑釁、滋事，都要隱忍、退讓，以使日本找不到藉口擴大事態，以期能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求得生存和發展。
自1928年7月主持東北軍政以來，張學良就著手大力恢復和發展經濟。以官商合辦方式投資鐵路、工廠、貿易公司，限製、取締日本人和朝鮮人的非法活動，並取得相當成績。這當然是對事變的一種從根本上的準備，是長遠的戰略目標，屬大謀。隱忍自重，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隻是咄咄逼人的日本，會因你的“小忍”，而放棄他的“大謀”嗎？
“一衣帶水”這個成語，有段時間我們好像講得太多了，似乎那血真的已經變成水了。而在那個還沒有“地球村”概念的時代，最能體現這四個字的含義的，莫過於大帥、少帥治下的東北了。守著這麽個橫蠻、強悍、野心勃勃的鄰居，黑土地上的中國人憑空多了那麽多苦難，卻也曾使奉係軍閥受益。隻是子繼父業的少帥，無論想沒想到“日軍會那麽蠻幹”，對這個有殺父之仇的強盜，都不能不懷有戒心。他知道發展經濟、強大實力不是一時半會兒的事，反倒可能刺激得日本越發急不可耐，那就把黑土地、黃土地和紅土地都置於一麵旗幟之下。1928年12月29日東北“易幟”的動因之一，就是企圖以此遏製日本的野心，一旦刀兵相見，能傾全國之力抗戰。
老謀深算的蔣介石，卻來了個“相應處理”。
“中村事件”發生後，8月16日，蔣介石給張學良發來銑電（1949年以前電報發出日期都用韻目代日，16日的韻目為“銑”。——編者注）：
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
張學良接電後，轉知東北軍各長官遵照執行，並於9月6日電令臧式毅和榮臻：
對於日人，無論如何尋事，我方務需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而在此前的7月8日，在北平副司令部致東北政務委員會的電報中，稱：“如果一旦開戰，東北必定要失敗。”
7月10日，張學良在給王家禎的電報中，又稱：
若有衝突，將重蹈旅順、大連之覆轍，致使滿蒙為日本人所占領則是明顯的，所以我方應該避免衝突。
“九一八”事變後的輿論，大都譴責張學良為“不抵抗將軍”，台灣國民黨至今仍把責任推到他頭上，大陸則認為他是奉了蔣介石的命令才不抵抗的。應該說，在蔣介石的銑電之前，因了張學良的“抵抗必敗論”，東北軍“避免衝突”的“不抵抗政策”，已經形成了。
像所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一樣，張學良並不是什麽都聽命於蔣介石的。易幟後和“九一八”事變、“西安事變”前後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倘非如此，中原大戰前，蔣介石還用得著挖空心思拉攏張學良嗎？下道命令就行了唄。而在東北軍中，上上下下，“吃張家飯，辦張家事”的“張家軍”意識很濃。東北財政收入也是獨自處理的，不向中央財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濟東北財政。張學良對東北的決策是有相當的自主性的，抵抗與不抵抗，是能自行主張的。
在接受nhk電視台記者採訪時，他也說“國民政府的指示是‘相應處理’，‘相應處理’是看情況去辦的意思”，“並不是不要抵抗”。
江橋抗戰，馬占山抵抗了，蔣介石又把他怎樣了？
可話又說回來，倘若老蔣咬鋼嚼鐵一聲“打”，少帥能不打嗎？
他主張的是“全國抗戰論”，前提是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接到榮臻的“十萬火急”電報後，張學良召集於學忠等高級將領開會時，說：“我們軍人的天職，守土有責，本應和他們一拚，不過日軍不僅一個聯隊，他全國的兵力可以源源而來，絕非我一人及我一東北一隅之力所能應付。現在我們既已聽命於中央，所有軍事、外交均係全國整個的問題，我們隻應速報中央，聽候指示。我們是主張抗戰的，但須全國抗戰；如能全國抗戰，東北軍在最前線作戰，是義不容辭的。”
1928年12月29日通電易幟，擁護中央，1930年9月18日發表巧電，擁兵入關，體現與實踐的都不無這種主張。結果卻是一個悲慘的時日的巧合：一年前的這一天，他率十多萬精兵入關，一出手就平息了中原大戰；一年後的這一天，日本人一出手就斷了他的後路，端了他的老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