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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次社會革命可以同近代歐洲史上兩大革命(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相比。事實上，它同那兩次是完全一樣的。工業革命是科學應用於工程的結果。人們經過深思熟慮，能驅使自然界的物質力量為自己的目標服務，從而大大增加了他們可以運用的財富與權力。當然，這並非人類初次合理地操縱事物，但確實具有新的規模，並取得驚人的效果。
法國大革命有許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運用或試圖運用於政治製度。人們經過思考，認為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調整各種政治關係，使它們適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當人類的這種理性用之於事物時，便產生新興工廠的產品，而當這種理性施之於政治時，便可能產生(或許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愛這類產品。
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工業產品易於得到良好的評價，事實上幾乎得到普遍的讚許，例如比過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運輸等等，都使人們獲得物質上的舒適與便利，這是很少人能否認的。可是政治製度要達到什麽目的，這個問題卻含糊得多，會引起激烈的爭辯，並涉及種種感情和利害關係，這些幾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計算和調整來處理的。 對於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來說，這一問題甚至更為尖銳。同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一樣，目前也在人類活動的新領域內實行合理的控製與操縱。多少世紀來偶然組成的各種社會與經濟的製度與機構，現在都經過改組與調整，使它們為一個目標服務，即爭取勝利。在戰爭或備戰的壓力下，這個目標可能足夠了。但在軍事至上的國家中，一切社會力量及物質資源都被用來保持盡可能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種國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僅僅由於它在很大程度上壓製或漠視豐富多彩的人類經驗與價值。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民主主義者都聲稱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福利國家。在這方麵，人們隻做過部分的試驗，而且不能迴避要達到什麽具體目標這個問題，即在不同的社會集團、階級、民族與種族之間時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為誰謀福利？而且是什麽樣的福利？
無論軍事國家或福利國家都建立在一個原則上，即有計劃地運用人力物力來達到一致同意的目標。這兩種國家發展到極端必然會在國內形成兩個集團：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這類人的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在管理人員之間就達到什麽目標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就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就可能需要獨裁。事實上，到1952年時，俄國的社會已經接近這一極端了。
任何珍視個性的人必然會認識到這種演變的後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過推理而假定的極端，即使曾經出現過，也極少在實踐中成為現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會革命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舊時代的殘餘將繼續存在。恐懼和疑慮不大可能使已經建立的事物化為烏有。人們已經知道能夠做到的事情，他們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識的社會管理所產生的某些成果。隻要世界上繼續存在對抗的主權國家，對敵人的恐懼始終會鞭策落後者，使他們在有計劃的協調與合作方麵作出新的努力，以求獲得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永遠虛幻的“安全”。
這裏值得著重指出，大戰期間在有意識地操縱社會行動方麵獲得了多麽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計算方式是臨時的、粗糙的和現成的，例如在英美採用的那些方式，它們也相當突然地使過去不可能達到的生產指標、不可能進行的後勤工作與軍事行動都變得可能了。由於消除了財政和其他方麵的障礙，勞動力、機器和人的創造性都能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打破了歷來對人類活動的限製。
這些社會限製由來已久，人們向來未加重視，現在卻被打破了，這在合理運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場巨大的勝利。在一個又一個人類活動的領域內，人們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於預見和期望的目標，即使難得完全吻合的話。
有計劃管理的經濟不僅在全世界主要的國家中變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有計劃的管理還擴展到國際經濟與軍事行動方麵。此外，在所有交戰國中，在有限製的範圍內，宣傳和發布“戰事消息”的技術都被用來控製人們的思想與感情。在這方麵，俄德兩國比英美走得更遠，因為在英美兩國，古老的自由主義傳統所產生的顧慮繼續幹擾著控製社會的新技術。
武裝部隊的擴充帶來了合理控製人力的第三種大發展。一個通稱“政府”的抽象觀念供給士兵們衣、食、住的條件，用紀律約束他們，教育他們，把他們派往遠方，指令他們執行各種各樣的大量任務，最後遣返本國或加以埋葬。說得更具體些，這些工作是由軍官和官員們做的，他們則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條連續不斷的指揮鏈環發出的號令辦事，掌握最高指揮權的是政府等級製度中最高級的幾個人。
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新鮮。可是，有關人員的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得多，他們體驗軍事生活的時期也長得多。武裝部隊從人數有限的專業軍人組成的團體，變為相當大的組織，其成員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還徵召了大批婦女入伍。這種做法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但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萬人的日常生活變得一模一樣，這是經過仔細籌劃所造成的，旨在達到某種目標。這樣一支紀律嚴明的大部隊所產生的力量，以往隻能夢想而已。
法國大革命有許多成果，其中之一是把理性運用或試圖運用於政治製度。人們經過思考，認為可以根據自己的願望調整各種政治關係，使它們適合自己的需要和目的。當人類的這種理性用之於事物時，便產生新興工廠的產品，而當這種理性施之於政治時，便可能產生(或許這是幻想吧？)自由、平等、博愛這類產品。
然而，兩者之間有一個很重要的區別。工業產品易於得到良好的評價，事實上幾乎得到普遍的讚許，例如比過去便宜的布料、便宜而迅速的運輸等等，都使人們獲得物質上的舒適與便利，這是很少人能否認的。可是政治製度要達到什麽目的，這個問題卻含糊得多，會引起激烈的爭辯，並涉及種種感情和利害關係，這些幾乎是不能用合理的計算和調整來處理的。 對於二十世紀的社會革命來說，這一問題甚至更為尖銳。同工業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情況一樣，目前也在人類活動的新領域內實行合理的控製與操縱。多少世紀來偶然組成的各種社會與經濟的製度與機構，現在都經過改組與調整，使它們為一個目標服務，即爭取勝利。在戰爭或備戰的壓力下，這個目標可能足夠了。但在軍事至上的國家中，一切社會力量及物質資源都被用來保持盡可能強大的軍事實力，這種國家本身就不太吸引人，即使僅僅由於它在很大程度上壓製或漠視豐富多彩的人類經驗與價值。馬克思主義者和西方民主主義者都聲稱他們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福利國家。在這方麵，人們隻做過部分的試驗，而且不能迴避要達到什麽具體目標這個問題，即在不同的社會集團、階級、民族與種族之間時常相互矛盾的福利中，究竟為誰謀福利？而且是什麽樣的福利？
無論軍事國家或福利國家都建立在一個原則上，即有計劃地運用人力物力來達到一致同意的目標。這兩種國家發展到極端必然會在國內形成兩個集團：受役使的人和看管和使用這類人的管理者。在這種情況下，在管理人員之間就達到什麽目標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就成為一個政治問題。這就可能需要獨裁。事實上，到1952年時，俄國的社會已經接近這一極端了。
任何珍視個性的人必然會認識到這種演變的後果而感到害怕。幸而通過推理而假定的極端，即使曾經出現過，也極少在實踐中成為現實。我們可以有信心地期望：不管上述社會革命有任何進一步的發展，古老的、不合理但具有奇特魅力的舊時代的殘餘將繼續存在。恐懼和疑慮不大可能使已經建立的事物化為烏有。人們已經知道能夠做到的事情，他們希望至少得到有意識的社會管理所產生的某些成果。隻要世界上繼續存在對抗的主權國家，對敵人的恐懼始終會鞭策落後者，使他們在有計劃的協調與合作方麵作出新的努力，以求獲得更強大的軍事力量和永遠虛幻的“安全”。
這裏值得著重指出，大戰期間在有意識地操縱社會行動方麵獲得了多麽大的成就。即使所用的合理計算方式是臨時的、粗糙的和現成的，例如在英美採用的那些方式，它們也相當突然地使過去不可能達到的生產指標、不可能進行的後勤工作與軍事行動都變得可能了。由於消除了財政和其他方麵的障礙，勞動力、機器和人的創造性都能充分發揮作用，從而打破了歷來對人類活動的限製。
這些社會限製由來已久，人們向來未加重視，現在卻被打破了，這在合理運用工具和手段上是一場巨大的勝利。在一個又一個人類活動的領域內，人們悉心研究如何才能得到特定的效果，因而能用合理的方式安排人力物力，以便取得接近於預見和期望的目標，即使難得完全吻合的話。
有計劃管理的經濟不僅在全世界主要的國家中變得很普遍，而且如同我們已經知道的那樣，有計劃的管理還擴展到國際經濟與軍事行動方麵。此外，在所有交戰國中，在有限製的範圍內，宣傳和發布“戰事消息”的技術都被用來控製人們的思想與感情。在這方麵，俄德兩國比英美走得更遠，因為在英美兩國，古老的自由主義傳統所產生的顧慮繼續幹擾著控製社會的新技術。
武裝部隊的擴充帶來了合理控製人力的第三種大發展。一個通稱“政府”的抽象觀念供給士兵們衣、食、住的條件，用紀律約束他們，教育他們，把他們派往遠方，指令他們執行各種各樣的大量任務，最後遣返本國或加以埋葬。說得更具體些，這些工作是由軍官和官員們做的，他們則遵照自上而下的一條連續不斷的指揮鏈環發出的號令辦事，掌握最高指揮權的是政府等級製度中最高級的幾個人。
當然，這種情況並不新鮮。可是，有關人員的數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得多，他們體驗軍事生活的時期也長得多。武裝部隊從人數有限的專業軍人組成的團體，變為相當大的組織，其成員占全部成年的男性人口中的大部分，還徵召了大批婦女入伍。這種做法的影響是難以估計的，但用任何標準來衡量都是巨大的。千百萬人的日常生活變得一模一樣，這是經過仔細籌劃所造成的，旨在達到某種目標。這樣一支紀律嚴明的大部隊所產生的力量，以往隻能夢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