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規模的經濟合理化改組在歷史上也有過先例,但從未達到如此深遠的程度。在拿破崙戰爭時期,英國的補助幫助了諸如普魯士等國家,使它們能維持軍隊去打法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私營企業和各國政府之間多種多樣的戰時貸款,在抗擊德國的過程中也起了類似的作用。但在這種情況下,各國的關係大部分限於財政方麵。交易是用現金來做的,而不是用貨物。同時在盟國之間,很少或並未有意識地製訂計劃,以求最有效地使用可以獲得的生產資源。


    在軍事戰略和政治目標等其他方麵,大同盟內部的協作要遜色得多。俄國的作戰基本上同英美的戰鬥很少配合。這種情況的象徵是,俄國直到日本人已被擊潰後,才向日本宣戰。然而,在西方國家製訂對德戰爭的戰略時,史達林的意見是不容忽視的。1945年初,俄國人同意把他們最後進攻柏林的日期予以提前,以便幫助解除德軍在“突出部戰役”中對西線的壓力。


    但是,這些僅僅是戰略上密切配合的偶然事例,這種配合併未持續發展,因為沒有什麽可以自由交換作戰計劃與軍事力量等情報的常規的行政渠道。隻有史達林可以隨意同英美代表談話,而他是難得可以見到的。結果,在較低一級的官員之間,協調種種軍事任務的努力,遭到俄國方麵幾乎沒完沒了的延宕和各種瑣碎的刁難。譬如,俄國人慢慢地挫敗了美國謀求在遠東西伯利亞各省設立空軍基地的努力,這個例子就能說明這種情況。


    大同盟的最獨特的特徵之一,就是盟國之間對於軍事戰略和政治戰略之間的正常關係的看法有分歧。美國人傾向於認為,軍事目標同政治目標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實上,美國將軍們似乎常把戰爭看作一場比賽,勝負分曉後,運動員便各自回家。他們經常用美式足球賽的行話來作比喻,這是他們的特色,富於象徵性。另一方麵,英國人和俄國人則很少忽視軍事行動與未來力量均勢之間的密切關係,因為戰後勢必會出現這種均勢的。結果,歐洲戰爭的戰略仿佛《阿麗思漫遊奇境記》中描寫的一場四人對下的棋局,其中俄國人和納粹黨徒按照傳統的規則下棋,英國人也想這樣做,但經常受到美國人的幹擾,美國人想要按照自己製定的規則下棋——根據這種規則,俄國的棋子隻能吃掉納粹的棋子。


    或許,對這個問題這樣直言不諱,對美國人是不很公平的。他們認為,大西洋憲章之類的宣言已經改變了大同盟成員國應當遵守的國際政治規則。假如文字可以當作事實來看待的話,美國人當然是對的。因此,指責美國人不承認軍事戰略和政治權力之間的關係或許是錯誤的。實際上,他們把希望寄託於一種新的權力觀念,即希望形成一種世界秩序,那時各國將聯合起來實施國際法,因此這種世界秩序將不再取決於平衡各國力量和劃分勢力範圍。從美國的軍事政策基於上麵假定的政治前提這一點來看,馬歇爾和羅斯福主張的戰略是有道理的,即在人力物力蒙受最少損失的條件下,盡早擊潰納粹與日本人。在他們看來,這將為更美好的新世界開闢道路。所以,如果為了本國利益而用權術損害大同盟的其他成員,這種行徑將是既不必要又很惡劣的,因為這樣幹就等於在開始葬送美好的前途。


    可是,美國力圖使英俄兩國政府改變態度,接受這種對國際政治的看法,卻並無成效。大同盟成員國之間,特別是俄國同西方之間,在政治上的協調,始終沒有超出空談。蘇聯之所以遵守大西洋憲章及1942年1月發表的聯合國家宣言之類的文件,主要是從宣傳作用著眼的,但是史達林對待這些文件大概也不外乎這種態度。這些文件決不是他製定政策的指針。至於敦巴頓橡樹園提案和聯合國憲章之所以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是因為它們建立了新的永久性國際組織。但是,俄國簽署這些文件並不表明東西方之間持續的政治分歧已經消除了。


    然而,盡管大國之間的分歧從聯合國初成立時便妨礙著它的發展,大同盟謀求建立某種國際政治組織的努力並非毫無成果。擁有幾千名官員以及眾多的委員會、理事會、諮詢委員會、秘書等等的聯合國誕生了。某些專門機構能繼承戰時大同盟成員國創立的國際經濟管理組織而發揮作用。在1952年,聯合國幾乎完全沒有行政權力,但它擁有的人員與經費來源卻能起重要作用,因為利用這些人力物力,它可以積累資料,並引起公眾對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國際調查的結果加以注意。有時,一個國家的行動可能受到聯合國各種機構所提供的材料與建議的影響,但往往也可能並不如此,除非這種影響同有關國家的民族利益或某個大國在幕後的影響一致的話。


    然而,把三大盟國聯合起來的超國家的行政組織,並不具有最重大、最深遠的意義。我們寧可說,為戰後改革作出主要榜樣的是英美兩國之間的特殊的聯繫,其中包括經濟與軍事問題。戰時英美在這方麵的經驗直接導致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經濟合作總署的成立。


    同西方跟俄國的經濟合作相比,英美之間的經濟合作範圍更廣,交換貨物的數量也大得多,相互依靠的關係也更密切。這兩個國家進行合作的最不尋常的一點是:兩國對武裝部隊的統一指揮。實際上,在合作方麵這個最需要謹慎從事的領域內,也隻在歐洲戰區獲得了成功。雙方也想把這種聯合軍事指揮的方式移植到別處去運用,但始終沒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蒙巴頓在東南亞竭力想做到這一點,但他麾下的美國人始終不多,因而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兩國聯軍司令。太平洋戰區的情況也一樣,美國司令官在那裏指揮的部隊絕大多數是美軍。在中國,由於政治上的爭執和私人之間的齟齬,再加上難以獲得軍需品,實現聯合指揮的努力完全失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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