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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但是當美國反對俄國的輿論強硬起來，開始把史達林的政府看成迅速解決世界問題的最大障礙時，這種議論便失去了效用。也許，俄國的帝國共產主義畢竟既威脅到英國的利益，也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也許，美國有義務領導自由世界，並加強自由世界來反對共產主義；也許，通過給予英國的一筆貸款所取得的政治利益同那些經濟利益同等重要；也許，政治利益甚至更為重要。如果是這樣，那末財政貿易協定便完全有理由予以通過了。在美國和俄國政策之間的衝突變得公開以後——先在外長會議的4月會議上，後在5月間關於德國的問題上——愈來愈多的國會議員開始這樣看待這個問題。
然而，到最後一剎那，對貸款談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個障礙。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經激起美國猶太人和美國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對。這筆貸款會不會變成贊同英國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種表示呢？美國的各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很快便斷定它會這樣，因而對國會議員們施加了壓力。
7月8日當眾議院展開辯論時，由於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索爾·布盧姆的一篇聲明，巴勒斯坦這個問題多少已經緩和了。布盧姆本人是猶太人，曾經嚴厲地批評英國的巴勒斯坦政策，不過他斷言，這筆貸款是一個應予分別考慮的不同的問題。“我知道，”他說，“這筆貸款對我的國家是會有幫助的。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將投票支持對我的國家最有利的措施。”
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的辯論幾乎完全集中在政治問題上，不過語調顯然是新的。擁護貸款的人並不爭辯說，這筆貸款將支持英國對抗俄國；相反，他們這時傾向於把這場全球性的鬥爭看成是美國和俄國之間的一場直接鬥爭。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眾議員約翰·麥科馬克的話來說：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注視著這次表決的結果，因為就它們而言，美國是在世界各國中承擔起領導者的地位——積極的領導者的地位呢，還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那樣，再次退回到孤立主義中去，這一點完全取決於這次表決。
如果我們閉上眼睛……如果我們的公職人員由於漠不關心、捉摸不定或膽小怕事，沒有為我們國家的利益做應當做的事，那末我們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著華盛頓的國家別無其他選擇，隻能屈從於莫斯科的勢力範圍。
這筆貸款大半就是靠了這樣的議論，才於1946年7月13日以二百十九票對一百五十五票獲得通過的。兩天以後，國會的法案由杜魯門簽了字，財政貿易協定立即生效了。
要誇大這場辯論對於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難的。大約直到1946年5月，美國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種欲望鼓舞著，那就是想擺脫戰爭加在他們身上的特別責任。官方的計劃要求從戰時關係漸次過渡到新的國際安排中去，人們希望這種安排將為全世界取得和平與繁榮。美國人的意見始終沒有為聯合國感到後悔，不過在1945年和1946年的頭幾個月，人們普遍希望和相信，對外經濟政策應當通過這個新的國際組織的不同附屬機構去實行，而所有其他特別的義務和牽連都應當盡快地擺脫掉。
這筆對英貸款的討論，促使美國人的情緒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裏是一個實際的問題：臨時的、特別有利的經濟援助應不應當給予英國？新的國際經濟機構的活動，應不應當由通過其他渠道的國家政策的決議來加以補充？退回國內並依靠聯合國的合法渠道，並不象原來希望的那麽容易：英國需要援助，而俄國則拒不合作，甚至還進行威脅。經過不少混亂和辯論以後，國會在投票表決這筆貸款時，事實上表決了恢復戰時同英國所建立起來的那種特別關係，並且決定以積極的經濟對抗措施去麵對俄國人的挑戰。
應該把這場辯論同1939-1941年孤立主義者和幹涉主義者之間的那場辯論對照。兩次辯論基本之點都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兩次辯論都是深刻的傳統觀點受到總統提交給國會的議案的挑戰；兩次辯論的問題都是同美國對英國的支持特別有關。不過1939-1941年的辯論時間比較長些，最後是被日本人打斷了。戰時經驗的影響，以及美國人對共產主義所感到的特殊敵對情緒的影響，從這一件事上反映出來：這一回，國會自行決定來承擔起新的義務。然而我們也應該記住，1946 年承擔的義務較小。爭論的問題不是軍事援助而是經濟援助，而且美國輿論直到1947年才開始支持對俄國的擴張採取軍事和政治行動。
支持英國的這項決定，標誌著美國政策的一個真正轉折點。戰後從歐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後便很快消失了。美國出麵來領導自由歐洲對抗俄國和它的衛星國，成為美國政策的一個新目標。而當美國政府決定在聯合國結構以外推行國家的政策時，把聯合國當作醫治世界疾病的良藥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過所有這些改變都是逐漸形成的，當時人們並沒有徹底了解。一些擁護對英貸款的人還希望，這筆貸款會成為對俄國的一筆同樣貸款的先例。還有些人則把協定中所體現的自由的經濟目標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觀點看作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這種種混亂以及對這項決定的含義作出的這些錯誤解釋適當地加以考慮以後，我們說美國國會在表決這筆貸款時，有一半是有意識地回復到戰爭歲月裏國際經濟關係中所特有的那種經濟政策從屬於政治政策的做法，這種說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傳統的銀行家的判斷，當國會批準這筆貸款時，他們最關心的倒不是英國財政方麵是否健全；相反，他們所關心的是英國在政治方麵對於抵抗共產主義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後，這一點愈來愈明白地成為美國政府在考慮給不給予貸款時所依據的標準了。
然而，到最後一剎那，對貸款談判的新看法引起了另一個障礙。英國在巴勒斯坦的政策曾經激起美國猶太人和美國政府中重要人士的反對。這筆貸款會不會變成贊同英國的巴勒斯坦政策的一種表示呢？美國的各個猶太復國主義組織很快便斷定它會這樣，因而對國會議員們施加了壓力。
7月8日當眾議院展開辯論時，由於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國會議員索爾·布盧姆的一篇聲明，巴勒斯坦這個問題多少已經緩和了。布盧姆本人是猶太人，曾經嚴厲地批評英國的巴勒斯坦政策，不過他斷言，這筆貸款是一個應予分別考慮的不同的問題。“我知道，”他說，“這筆貸款對我的國家是會有幫助的。作為一個美國人，我將投票支持對我的國家最有利的措施。”
眾議院全體會議上的辯論幾乎完全集中在政治問題上，不過語調顯然是新的。擁護貸款的人並不爭辯說，這筆貸款將支持英國對抗俄國；相反，他們這時傾向於把這場全球性的鬥爭看成是美國和俄國之間的一場直接鬥爭。用眾議院多數黨領袖眾議員約翰·麥科馬克的話來說：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在注視著這次表決的結果，因為就它們而言，美國是在世界各國中承擔起領導者的地位——積極的領導者的地位呢，還是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時期那樣，再次退回到孤立主義中去，這一點完全取決於這次表決。
如果我們閉上眼睛……如果我們的公職人員由於漠不關心、捉摸不定或膽小怕事，沒有為我們國家的利益做應當做的事，那末我們就使那些用友好的眼光望著華盛頓的國家別無其他選擇，隻能屈從於莫斯科的勢力範圍。
這筆貸款大半就是靠了這樣的議論，才於1946年7月13日以二百十九票對一百五十五票獲得通過的。兩天以後，國會的法案由杜魯門簽了字，財政貿易協定立即生效了。
要誇大這場辯論對於美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性，那是很困難的。大約直到1946年5月，美國政府和人民主要都被一種欲望鼓舞著，那就是想擺脫戰爭加在他們身上的特別責任。官方的計劃要求從戰時關係漸次過渡到新的國際安排中去，人們希望這種安排將為全世界取得和平與繁榮。美國人的意見始終沒有為聯合國感到後悔，不過在1945年和1946年的頭幾個月，人們普遍希望和相信，對外經濟政策應當通過這個新的國際組織的不同附屬機構去實行，而所有其他特別的義務和牽連都應當盡快地擺脫掉。
這筆對英貸款的討論，促使美國人的情緒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裏是一個實際的問題：臨時的、特別有利的經濟援助應不應當給予英國？新的國際經濟機構的活動，應不應當由通過其他渠道的國家政策的決議來加以補充？退回國內並依靠聯合國的合法渠道，並不象原來希望的那麽容易：英國需要援助，而俄國則拒不合作，甚至還進行威脅。經過不少混亂和辯論以後，國會在投票表決這筆貸款時，事實上表決了恢復戰時同英國所建立起來的那種特別關係，並且決定以積極的經濟對抗措施去麵對俄國人的挑戰。
應該把這場辯論同1939-1941年孤立主義者和幹涉主義者之間的那場辯論對照。兩次辯論基本之點都是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兩次辯論都是深刻的傳統觀點受到總統提交給國會的議案的挑戰；兩次辯論的問題都是同美國對英國的支持特別有關。不過1939-1941年的辯論時間比較長些，最後是被日本人打斷了。戰時經驗的影響，以及美國人對共產主義所感到的特殊敵對情緒的影響，從這一件事上反映出來：這一回，國會自行決定來承擔起新的義務。然而我們也應該記住，1946 年承擔的義務較小。爭論的問題不是軍事援助而是經濟援助，而且美國輿論直到1947年才開始支持對俄國的擴張採取軍事和政治行動。
支持英國的這項決定，標誌著美國政策的一個真正轉折點。戰後從歐洲撤退的思想，在1946年7月以後便很快消失了。美國出麵來領導自由歐洲對抗俄國和它的衛星國，成為美國政策的一個新目標。而當美國政府決定在聯合國結構以外推行國家的政策時，把聯合國當作醫治世界疾病的良藥的信心，也不可避免地消失了。不過所有這些改變都是逐漸形成的，當時人們並沒有徹底了解。一些擁護對英貸款的人還希望，這筆貸款會成為對俄國的一筆同樣貸款的先例。還有些人則把協定中所體現的自由的經濟目標放在第一位，而把政治觀點看作次要的或是不幸的。
然而，就這種種混亂以及對這項決定的含義作出的這些錯誤解釋適當地加以考慮以後，我們說美國國會在表決這筆貸款時，有一半是有意識地回復到戰爭歲月裏國際經濟關係中所特有的那種經濟政策從屬於政治政策的做法，這種說法似乎也是公正的。按照傳統的銀行家的判斷，當國會批準這筆貸款時，他們最關心的倒不是英國財政方麵是否健全；相反，他們所關心的是英國在政治方麵對於抵抗共產主義是否健全。在1946年7月以後，這一點愈來愈明白地成為美國政府在考慮給不給予貸款時所依據的標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