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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其他問題不可能在會議最後幾天的匆忙中予以解決，有些問題因為微不足道而去掉了。針對希臘和南斯拉夫問題的責難和反責難，歸入了後一類。土耳其海峽和義大利殖民地的處置這兩項糾纏不清的問題屬於前一類。
這樣，會議慌慌忙忙地宣告結束。8月2日，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公報和議定書。這項工作完成後，疲乏的與會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決議，當然並不構成歐洲事務的長期解決。但是盟國能夠在最迫切的問題，即對待打敗了的德國的問題上，達成協議，這似乎是一個相當大的成績。
但是成績並不象表麵上看來那麽大。程序上的一個顯著的不正常狀態——法國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這麽艱苦地達成的大多數決議完全無效。雖然法國有代表參加盟國對德管製委員會，並且在德國分配到一個占領區，但是既沒有邀請法國政府參加波茨坦會議，也沒有在三大國確定的對待德國的原則上取得法國的同意。法國顯然不受這些協議的約束，但是法國人憑著管製委員會會員國的身分，有權否決盟國在德國的行動。如果法國人願意承認波茨坦決議，這一點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們不是這樣。法國人比俄國人更懼怕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力量，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強大鄰國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幾個半自治的地區。按照波茨坦公報約略描繪的方式，從柏林管理整個德國，並允許建立全國性的中央經濟管製部門，這是和法國的打算背道而弛的。再則，在法國解放初期曾影響很大一部分法國人行動的受了損害的自尊心，也推動法國人向三大國挑戰，並以挑戰為特別的樂趣。結果，波茨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塊礁石就是法國的不妥協態度。
忽略了法國是一個明顯的大缺點。但是史達林不願把法國看作一個平等的國家，或者象是平等的國家，這樣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針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堅持要戴高樂出席波茨坦會議，那末，沒有一個象波蘭之類的衛星國代表同來，史達林大概會拒絕出席會議的，可是西方又不會同意邀請他的衛星國。這就使這些大盟國發現自己的處境很為難：有法國或沒有法國參加，都不能有所作為。
波茨坦會議的另一個缺點已經被強調得很夠了。在整個歐洲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暫時，俄國成功地保衛了它對東歐的控製，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幹涉，但是兩個西方國家都不願默默地或者毫無疑問地承認蘇聯人給他們的“人民民主國家”帶來的新秩序。爭執隻是被推遲到草擬和約的時候。如果政府首腦們7月間在波茨坦不能達成協議，那末外長們9月間並會草擬和約時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但是這些困難當時還不是十分明顯的。那些抱著戰時團結的多種表現所培育的希望，並且懷著聯合國憲章所激發起來的熱情的人們，會把波茨坦決議看作是，用貝爾納斯的話來說，“早日恢復歐洲穩定局麵的一個基礎”。俄國電台和報紙對這次會議的結果表示出慣有的熱情，這似乎證明俄國人和西方國家確實意見一致了。《消息報》說，“會議加強了三國政府之間的紐帶，擴大了它們合作和諒解的範圍……會議的結果產生了一個新的信念：三個民主大國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聯合國家一起，將保證建立起公正和穩固的和平。”
英美的報刊則遠沒有這麽熱情。在美國，對於公報隻字不提俄國人參加對日作戰一事有些失望。許多記者和國會議員感到俄國在這筆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處。《紐約時報》(1945年8月5日)在社論中說：“毫無疑問地接受這個綱領的經濟部分是不明智的，因為這完全是改造個大陸的物質文明。……但是已經有了一個開端。……我們可以保留對某些實際問題的判斷，但是波茨坦決議的總的精神體現了美國人民的戰爭目的。”8月6日，參議員阿瑟·h·範登堡，一個在共和黨內很有影響的領袖，發表了一項聲明，批評公報的含糊不清，特別是關於東歐的自由選舉和出版自由。會議上一些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的確鑿報導表明，公報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國和西方政策之間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因此，當杜魯門回到美國時，他不得不麵對著多少有點冷淡的公眾，即使他們還不是公開地表示懷疑。1945年8月9日，他通過無線電向全國做了報告。這時，俄國人已向日本宣戰，第一顆原子彈也已經投下。波茨坦會議已經漸漸退到了幕後。但是，總統扼要地重達了會議的主要決議，為國際交往中的互讓原則進行了辯護，並且樂觀地肯定，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將不是任何一個大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對波茨坦會議的反應和美國幾乎一樣。對盟國給予德國的經濟待遇感到的懷疑和對公報沒有提到的問題感到的擔心，減低了對會議結果的熱情。當英國議會重新集會時，邱吉爾於8月16日就外交事務作了激烈的發言。在這次發言中，他並不掩飾英國和俄國政策上的許多分歧。關於波茨坦，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欺騙自己，想像勝利者第一次會議的結果沒有令人失望和憂慮的地方，或者想像我們麵前最嚴重的問題已經得到完善的解決。”他接著猛烈譴責東歐的“警察政府”，並且在提到東歐有些國家驅逐德國人的問題時，說出了一句註定要成為警語的話：“關於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謹慎的報導，已經泄漏出來，但是在當前把歐洲一分為二的鐵幕後麵，悲劇正在大規模地展開，這不是不可能的。”當輪到貝文講話時，他也沒有藏頭露尾地說或是縮小同俄國的矛盾。在談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他說：“……我們從最近的事態發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種極權主義正在被另一種極權主義所代替。這不是我們對那個被濫用了的‘民主’的理解。……”不管貝文和邱吉爾對國內問題的意見有什麽分歧，他們對於英國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這樣，會議慌慌忙忙地宣告結束。8月2日，最後一次全體會議通過了公報和議定書。這項工作完成後，疲乏的與會者就散去了。
在波茨坦作出的決議，當然並不構成歐洲事務的長期解決。但是盟國能夠在最迫切的問題，即對待打敗了的德國的問題上，達成協議，這似乎是一個相當大的成績。
但是成績並不象表麵上看來那麽大。程序上的一個顯著的不正常狀態——法國人被排斥在外——不久就使這麽艱苦地達成的大多數決議完全無效。雖然法國有代表參加盟國對德管製委員會，並且在德國分配到一個占領區，但是既沒有邀請法國政府參加波茨坦會議，也沒有在三大國確定的對待德國的原則上取得法國的同意。法國顯然不受這些協議的約束，但是法國人憑著管製委員會會員國的身分，有權否決盟國在德國的行動。如果法國人願意承認波茨坦決議，這一點就不是很重要的，但他們不是這樣。法國人比俄國人更懼怕德國的人口和工業力量，他們希望看到自己的強大鄰國被瓜分，或者至少被分成幾個半自治的地區。按照波茨坦公報約略描繪的方式，從柏林管理整個德國，並允許建立全國性的中央經濟管製部門，這是和法國的打算背道而弛的。再則，在法國解放初期曾影響很大一部分法國人行動的受了損害的自尊心，也推動法國人向三大國挑戰，並以挑戰為特別的樂趣。結果，波茨坦會議對德國問題的安排所碰上的第一塊礁石就是法國的不妥協態度。
忽略了法國是一個明顯的大缺點。但是史達林不願把法國看作一個平等的國家，或者象是平等的國家，這樣就使得任何其他的方針實際上都是不可能的了。如果英美堅持要戴高樂出席波茨坦會議，那末，沒有一個象波蘭之類的衛星國代表同來，史達林大概會拒絕出席會議的，可是西方又不會同意邀請他的衛星國。這就使這些大盟國發現自己的處境很為難：有法國或沒有法國參加，都不能有所作為。
波茨坦會議的另一個缺點已經被強調得很夠了。在整個歐洲問題上意見不一致。暫時，俄國成功地保衛了它對東歐的控製，使其不受英美可能的幹涉，但是兩個西方國家都不願默默地或者毫無疑問地承認蘇聯人給他們的“人民民主國家”帶來的新秩序。爭執隻是被推遲到草擬和約的時候。如果政府首腦們7月間在波茨坦不能達成協議，那末外長們9月間並會草擬和約時也就不大有可能做到這一點。
但是這些困難當時還不是十分明顯的。那些抱著戰時團結的多種表現所培育的希望，並且懷著聯合國憲章所激發起來的熱情的人們，會把波茨坦決議看作是，用貝爾納斯的話來說，“早日恢復歐洲穩定局麵的一個基礎”。俄國電台和報紙對這次會議的結果表示出慣有的熱情，這似乎證明俄國人和西方國家確實意見一致了。《消息報》說，“會議加強了三國政府之間的紐帶，擴大了它們合作和諒解的範圍……會議的結果產生了一個新的信念：三個民主大國的政府和人民同其他聯合國家一起，將保證建立起公正和穩固的和平。”
英美的報刊則遠沒有這麽熱情。在美國，對於公報隻字不提俄國人參加對日作戰一事有些失望。許多記者和國會議員感到俄國在這筆交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好處。《紐約時報》(1945年8月5日)在社論中說：“毫無疑問地接受這個綱領的經濟部分是不明智的，因為這完全是改造個大陸的物質文明。……但是已經有了一個開端。……我們可以保留對某些實際問題的判斷，但是波茨坦決議的總的精神體現了美國人民的戰爭目的。”8月6日，參議員阿瑟·h·範登堡，一個在共和黨內很有影響的領袖，發表了一項聲明，批評公報的含糊不清，特別是關於東歐的自由選舉和出版自由。會議上一些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的確鑿報導表明，公報之不提土耳其和波斯，反映出了俄國和西方政策之間的難以調和的分歧。
因此，當杜魯門回到美國時，他不得不麵對著多少有點冷淡的公眾，即使他們還不是公開地表示懷疑。1945年8月9日，他通過無線電向全國做了報告。這時，俄國人已向日本宣戰，第一顆原子彈也已經投下。波茨坦會議已經漸漸退到了幕後。但是，總統扼要地重達了會議的主要決議，為國際交往中的互讓原則進行了辯護，並且樂觀地肯定，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匈牙利“將不是任何一個大國的勢力範圍”。
英國對波茨坦會議的反應和美國幾乎一樣。對盟國給予德國的經濟待遇感到的懷疑和對公報沒有提到的問題感到的擔心，減低了對會議結果的熱情。當英國議會重新集會時，邱吉爾於8月16日就外交事務作了激烈的發言。在這次發言中，他並不掩飾英國和俄國政策上的許多分歧。關於波茨坦，他說：“我們無論如何不應該欺騙自己，想像勝利者第一次會議的結果沒有令人失望和憂慮的地方，或者想像我們麵前最嚴重的問題已經得到完善的解決。”他接著猛烈譴責東歐的“警察政府”，並且在提到東歐有些國家驅逐德國人的問題時，說出了一句註定要成為警語的話：“關於已經發生的和正在發生的事情的稀少而謹慎的報導，已經泄漏出來，但是在當前把歐洲一分為二的鐵幕後麵，悲劇正在大規模地展開，這不是不可能的。”當輪到貝文講話時，他也沒有藏頭露尾地說或是縮小同俄國的矛盾。在談到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時，他說：“……我們從最近的事態發展中得到的印象是，一種極權主義正在被另一種極權主義所代替。這不是我們對那個被濫用了的‘民主’的理解。……”不管貝文和邱吉爾對國內問題的意見有什麽分歧，他們對於英國的外交政策的看法幾乎是完全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