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技術上的細節,其用意或許是為了同在倫敦的波蘭人達成協議留有餘地。但是,實際上,史達林又向米科拉伊奇克和他的政府增加了條件。現在,光是承認寇鬆線和驅逐倫敦波蘭政府的某些成員已經不夠了,在史達林承認波蘭流亡政府之前,米科拉伊奇克還必須接納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某些成員為同僚,即使不是接納全體成員的話。該委員會的成員並不全是共產黨人,但這個委員會肯定是由共產黨控製的。在倫敦的波蘭人看來,該委員會完全是一個為了俄國和共產主義的利益而出賣波蘭人民的奴顏婢膝的集團。另一方麵,解放委員會的成員則隨意責備波蘭流亡政府同情法西斯,有親德的行為和態度。在這種情況下,兩個集團根本不可能自覺地達成任何協議。


    當米科拉伊奇克在赴莫斯科途中抵達德黑蘭時,他首次獲悉史達林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簽訂的協定的全部細節。一時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去莫斯科還是折回。邱吉爾和羅斯福都打電報敦促他無論如何要前往莫斯科,最後他就決定去了。他抵達莫斯科時,並不真正抱著達成協議的希望,同時象過去那樣,也不準備向俄國的要求讓步或承認任何既成事實。


    1944年8月3日,米科拉伊奇克同史達林會晤。當時,他的處境非常痛苦,因為在8月1日,華沙的國家軍起來反抗德軍,指望在紅軍抵達前解放華沙。但是波蘭國家軍不能持久地抵抗強大的德軍。如果要使起義不遭到失敗,就亟需向當時在華沙東麵僅僅幾英裏外的紅軍求援。因此,當米科拉伊奇克會見史達林時,他要求蘇聯迅速進兵援助華沙。史達林宣稱他沒有接到起義的消息,對於援助波蘭人也沒有承擔任何義務。他十分清楚地表明,他首先希望達成一項政治協議,接受寇鬆線,軍事問題隨後再談。


    米科拉伊奇克同意與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成員會談。可是他同他們未能達成任何協議。鮑列斯瓦夫·貝魯特向他提出,如果他願意同解放委員會合作並承認貝魯特為波蘭總統,他可以擔任總理的職務。米科拉伊奇克憤怒地加以拒絕。於是,獲得成果的一切希望都破滅了。米科拉伊奇克在離開莫斯科之前,於8月9日再次會見了史達林,好不容易才使史達林答應(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是這樣說的)對華沙局勢進行調查,盡力幫助正在華沙城內英勇地然而徒勞地奮戰的波蘭軍隊。史達林的調查顯然不能使他安心。到8月12日,俄國政府明確地作出這樣的結論:華沙起義是由敵視蘇聯的人領導的,因此決定對起義軍置之不顧。


    米科拉伊奇克的訪問絲毫沒有彌補裂痕。他堅決要求波蘭應享有他和他的夥伴認為應得的權利,這隻是增強了以倫敦的波蘭人與國家軍為一方同以俄國人為另一方之間的對抗。看來很清楚,史達林決定要把波蘭流亡政府在波蘭境內所建立的組織徹底地、永久地消滅掉,他決定利用在華沙發展起來的局勢作為達到這個目的的手段。同波蘭人作戰的德軍正在替他進行血腥的鎮壓,史達林對此感到相當滿意。


    8月上旬在波蘭事務中出現的這一危機,理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正如修昔底德把雅典人攻打美洛斯島之役列為大事一樣。這一事件不僅對波蘭而且對全世界來說,都具有悲劇的一切要素。史達林要消滅波蘭國家軍,剝奪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在本國事務中一切有效的權力,並且漠視波蘭本國人民感情的這種冷酷的決定,意味著史達林為了確保他所認為的西部邊疆的安全,不惜在很大程度上犧牲英美公眾的同情。波蘭的民族主義和愚蠢行為促使這一悲慘事件發展到了高潮。俄國的殘酷無情,羅斯福的未能向波蘭人講明他對寇鬆線的意見,再加上德國的血腥的復仇,所有這一切使波蘭的這段歷史成為十足的悲劇。


    事實上,這齣悲劇帶著希臘戲劇所具有的那種劫數難逃的性質發展著。波蘭的滅亡猶如俄狄浦斯的滅亡那樣,是由於波蘭人缺乏完美的德性所致。勇敢、自負、固執和狂熱使他們變得愚蠢和魯莽,結果帶來了這場悲慘的大災難。


    這是波蘭的災難,同樣也是俄國的災難,是俄國的災難,同樣也是西方大國的災難。盟國在1944年頭七個月未能和平地解決波蘭問題,這一政策上的失敗可以說是大同盟歷史上的轉折點。雖然在1945年2月的雅爾達會議上,盟國表麵上似乎恢復了融洽,但隻是在口頭上如此,從未見諸行動。盡管後來作了種種努力來彌補東西方的裂痕,但1944年雙方在波蘭問題上出現的惡感表明大同盟開始瓦解。華沙街道上已經播下了相互鬥爭的種子,全世界到1952年還在蒙受其惡果。


    第三節 經濟上的合作和衝突


    (一)三大國國內經濟的變化


    在德黑蘭會議後的八個月中,盟國麵臨的經濟問題起了根本的變化。總的來說,戰爭頭幾年使大同盟的每個國家都花了很大力量的軍工生產問題已經解決。這時,生產計劃的改變或多或少已是例行公事。相反,盟國(至少是西方盟國)在1944年發現,他們所擔心的主要是人力。生產上的其他因素已能充分滿足軍事方麵和其他方麵的需要,可是武裝部隊和工業方麵所需要的人力卻越來越缺乏。


    1944年的經濟狀況中,第二件新奇的事情是,美國、英國、可能還有俄國的經濟部門管理人員日益注意到工業復原和重建的問題。早在那年年初,軍工生產的高峰已經過去。當戰勝德國的前景更為明顯時,所有盟國的人們全開始考慮一個問題:究竟應當用什麽方法以及通過什麽步驟才能把戰時的經濟生活方式回復到和平時期的基礎上。對每個國家來說,這既是一個國內問題,又是一個國際問題。國際貿易的未來規模和性質,以及能否獲得國際貸款,勢必將對美、英、俄三國的國內經濟生活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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