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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美國的太平洋作戰計劃現在是確定不移的了。美國人已經向俄國人和中國人講明他們兩個國家應承擔的任務：兩國應共同對付亞洲大陸上的日本軍隊。正如英國在對日作戰最後階段的任務需要予以澄清那樣，俄國和中國之間的未來關係也需要予以澄清。這些問題後來在第二次魁北克會議(1944年9月)和雅爾達會議(1945年2月)上獲得解決。
這些問題都不是無關宏旨的。可是實際上，從嚴格的軍事觀點看來，對日作戰的最後戰略方案已於1944年7月底在華盛頓和夏威夷擬定就緒。對日戰爭的未來進程將同德黑蘭會議以後對德戰爭的進程一樣明確。如果說在對日作戰的計劃中聯盟的因素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過反映出盟國之間先後參加對日作戰的兵力沒有真正均衡地調配。自從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對日戰爭被認為是美國專門關心的事。美國某些顯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視作本國的事情。美國人傾向於這種看法：他們同日本有私仇要報，在解決時不要外國幹預。中國和緬甸戰場上的失敗和失望情緒更加強了這種心情。但有一點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國人一麵不要第三國幹預，一麵又責備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沒有能象麥克阿瑟、史迪威與李海這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在作戰中盡它們應盡的一份力量。如果同對德作戰中盟國的緊密合作相比，對日作戰中盟國的合作則被地理環境、人物性格和美國的這種態度搞得脆弱無力，很不圓滿。
第二節 政治問題
(一)三大國的基本政策
德黑蘭會議探討了勝利後必將產生的許多政治問題，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會後的幾個月裏，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同時，由於主要盟國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策，它們的分歧也越來越大。英國和俄國在波蘭問題上意見不一，在巴爾幹問題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通常總不沾邊，對棘手的決定能拖則拖。關於法國、義大利、近東的石油和印度的未來等問題，英國和美國的意見也不一致。在這些問題上，蘇聯大都保持莫測高深的冷淡態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團結，首先是因為無論在對德作戰期間或戰後，都有必要繼續進行軍事合作。其次，戰爭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希望並要求主要盟國在戰後繼續合作。有著這種親密友好的背景，盟國之間在政策上反覆出現的一些衝突，在1944年的頭幾個月中不過象針刺那樣令人煩惱，有時幾乎使人憤怒，但僅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輝，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麵則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現。
除了影響盟國之間和睦的各種局部衝突外，還存在著一個總的問題：戰後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質將會是怎樣？美國和俄國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國則採取了中間的立場。
美國政府和大多數美國人民指望建立一個世界組織，其中的會員國將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則，不幹涉別國的內政。根據這個願望，美國政府認為有理由在歐洲拒絕參加不合時代精神的爭權奪利，而這種爭奪看來已在英蘇之間開始了。一般說來，美國政府試圖把邊界和政體等問題拖到戰後再決定。羅斯福和赫爾希望，屆時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將起作用，從而大大改變國際關係，用法律和多數表決的辦法來代替傳統的強權政治那種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氣氛中，他們希望並相信，波蘭、義大利和其他地區的具體問題將會在滿足了對國家安全、自由和正義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後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許多特殊因素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羅斯福的健康問題。總統自1943年12月從德黑蘭回國，到1944年5月間，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體變得十分虛弱。4月裏，他隻得離開華盛頓，準備長期休養。在此期間，總統處理日常事務的進度放慢了，他的下屬有時發現很難從他那裏得到明確的指示。
1944年是大選年，這也妨礙了美國的外交活動。象美籍義大利人和美籍波蘭人這些選民團體，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均勢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羅斯福認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們。美國向英國施加壓力，要求改組義大利政府，這一舉動至少部分是想討好義大利血統的美國選民。關於波蘭問題，避免麻煩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選結束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並設法縮小已產生的問題，推遲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決定。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麵是：羅斯福堅信，美國輿論不會永遠支持參與歐洲事務。他估計，戰後會出現1918年以後產生的那種反應，並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想積極參與解決戰後歐洲的政治問題，這種政策會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遭到反對，而且可能還會影響到美國參加任何新的國際組織的問題。因此，採取一個適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託於一個更有效的國際聯盟式的組織，並與主要盟國繼續保持合作，這似乎是比較明智的辦法，更有利於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更不易引起公眾的反感。波蘭和巴爾幹那樣的地區距離美國畢竟似乎還是很遠的。
最後一點，在戰爭年代裏，美國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國務院來抓。羅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樣的心腹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協助下，同美國的盟國進行主要談判。德黑蘭會議以後，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復健康以後，大致有一年的時間，他失去了總統的信任。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戰略上，原則上避開戰後的政治問題。國務卿赫爾也在生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醫院裏。他的下屬不能日常同總統接觸，因而根本無法使他聽取他們的意見。由於沒有來自政府最高領導的指示，他們很難推行任何積極的政策，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很難辦到。但實際上，他們往往並不想這樣做。美國外交人員在戰前所懷有的那種想法基本上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袖手旁觀，批評其他國家的行為，以及在處理或建議一項行動時猶豫不決，這些都可以用不幹涉別國的內政來加以辯解。一個大國執行積極的外交政策時，負有行政上的責任，而對那些完全不習慣於擔負這種責任的人來說，最自然、最簡便的辦法就是保持消極，等待著實際上很少會下達的指示。
這些問題都不是無關宏旨的。可是實際上，從嚴格的軍事觀點看來，對日作戰的最後戰略方案已於1944年7月底在華盛頓和夏威夷擬定就緒。對日戰爭的未來進程將同德黑蘭會議以後對德戰爭的進程一樣明確。如果說在對日作戰的計劃中聯盟的因素幾乎是微不足道的，那不過反映出盟國之間先後參加對日作戰的兵力沒有真正均衡地調配。自從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後，對日戰爭被認為是美國專門關心的事。美國某些顯要人士也希望把它視作本國的事情。美國人傾向於這種看法：他們同日本有私仇要報，在解決時不要外國幹預。中國和緬甸戰場上的失敗和失望情緒更加強了這種心情。但有一點是奇怪的、不合情理的，美國人一麵不要第三國幹預，一麵又責備其他國家(尤其是英國)沒有能象麥克阿瑟、史迪威與李海這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在作戰中盡它們應盡的一份力量。如果同對德作戰中盟國的緊密合作相比，對日作戰中盟國的合作則被地理環境、人物性格和美國的這種態度搞得脆弱無力，很不圓滿。
第二節 政治問題
(一)三大國的基本政策
德黑蘭會議探討了勝利後必將產生的許多政治問題，但並沒有解決任何問題。會後的幾個月裏，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迫切。同時，由於主要盟國各自採取不同的政策，它們的分歧也越來越大。英國和俄國在波蘭問題上意見不一，在巴爾幹問題上也相互猜疑地留神提防。在這些問題上，美國通常總不沾邊，對棘手的決定能拖則拖。關於法國、義大利、近東的石油和印度的未來等問題，英國和美國的意見也不一致。在這些問題上，蘇聯大都保持莫測高深的冷淡態度。
大同盟之所以能保持團結，首先是因為無論在對德作戰期間或戰後，都有必要繼續進行軍事合作。其次，戰爭給英國和美國帶來一種普遍的看法，即希望並要求主要盟國在戰後繼續合作。有著這種親密友好的背景，盟國之間在政策上反覆出現的一些衝突，在1944年的頭幾個月中不過象針刺那樣令人煩惱，有時幾乎使人憤怒，但僅僅如此而已。大同盟已失去初期的某些光輝，但是完全失望的局麵則要到1946年和1947年才出現。
除了影響盟國之間和睦的各種局部衝突外，還存在著一個總的問題：戰後世界的政治地理和性質將會是怎樣？美國和俄國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幾乎是截然相反的，英國則採取了中間的立場。
美國政府和大多數美國人民指望建立一個世界組織，其中的會員國將接受民主自治的原則，不幹涉別國的內政。根據這個願望，美國政府認為有理由在歐洲拒絕參加不合時代精神的爭權奪利，而這種爭奪看來已在英蘇之間開始了。一般說來，美國政府試圖把邊界和政體等問題拖到戰後再決定。羅斯福和赫爾希望，屆時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將起作用，從而大大改變國際關係，用法律和多數表決的辦法來代替傳統的強權政治那種無政府狀態。在這種氣氛中，他們希望並相信，波蘭、義大利和其他地區的具體問題將會在滿足了對國家安全、自由和正義的一切合理要求之後迎刃而解。
1944年上半年，有許多特殊因素影響了美國的政策，其中之一是羅斯福的健康問題。總統自1943年12月從德黑蘭回國，到1944年5月間，患了慢性呼吸道感染，身體變得十分虛弱。4月裏，他隻得離開華盛頓，準備長期休養。在此期間，總統處理日常事務的進度放慢了，他的下屬有時發現很難從他那裏得到明確的指示。
1944年是大選年，這也妨礙了美國的外交活動。象美籍義大利人和美籍波蘭人這些選民團體，在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均勢中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羅斯福認為，他不能很冒昧地得罪他們。美國向英國施加壓力，要求改組義大利政府，這一舉動至少部分是想討好義大利血統的美國選民。關於波蘭問題，避免麻煩的最簡單的辦法是，在1944年11月大選結束之前，不採取任何行動，並設法縮小已產生的問題，推遲作出任何可能失去人心的決定。
這個問題的另一方麵是：羅斯福堅信，美國輿論不會永遠支持參與歐洲事務。他估計，戰後會出現1918年以後產生的那種反應，並認為，如果美國政府想積極參與解決戰後歐洲的政治問題，這種政策會在戰後第一次大選中遭到反對，而且可能還會影響到美國參加任何新的國際組織的問題。因此，採取一個適中的政策，即把所有希望寄託於一個更有效的國際聯盟式的組織，並與主要盟國繼續保持合作，這似乎是比較明智的辦法，更有利於美國繼續參與國際事務，更不易引起公眾的反感。波蘭和巴爾幹那樣的地區距離美國畢竟似乎還是很遠的。
最後一點，在戰爭年代裏，美國的外交工作已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國務院來抓。羅斯福本人，在他的那些如霍普金斯那樣的心腹以及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的協助下，同美國的盟國進行主要談判。德黑蘭會議以後，霍普金斯患病，甚至在他恢復健康以後，大致有一年的時間，他失去了總統的信任。同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把主要精力放在太平洋戰略上，原則上避開戰後的政治問題。國務卿赫爾也在生病，有很長一段時間住在醫院裏。他的下屬不能日常同總統接觸，因而根本無法使他聽取他們的意見。由於沒有來自政府最高領導的指示，他們很難推行任何積極的政策，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很難辦到。但實際上，他們往往並不想這樣做。美國外交人員在戰前所懷有的那種想法基本上沒有受到戰爭的影響。袖手旁觀，批評其他國家的行為，以及在處理或建議一項行動時猶豫不決，這些都可以用不幹涉別國的內政來加以辯解。一個大國執行積極的外交政策時，負有行政上的責任，而對那些完全不習慣於擔負這種責任的人來說，最自然、最簡便的辦法就是保持消極，等待著實際上很少會下達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