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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現在，要完全重述一下當時的思想感情已不可能。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絕不是團結一致地支持太平洋計劃的。約翰·迪爾爵士私人同馬歇爾很接近，他於7月15日向邱吉爾報告道：
毫無疑問，馬歇爾對於他最初熱愛的計劃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歐洲計劃缺乏真正的推動力。雖然召開了會議，進行過討論，但時間卻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德國今後再也不會象今天這樣忙於東線的戰事。如果我們今天不利用它當前的忙亂，我們將會在西線麵臨一個強大的德國，以致我們不可能對大陸發動進攻。到那時，我們隻能在空中互相搏鬥，但是作出決定的時機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另一方麵，他又說：“金的戰爭是攻擊日本人。”
長期存在的那種業務上的猜忌在這裏發生了影響：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役中將占主要的地位，陸軍則將在歐洲戰場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軍種認識到這些事實，都偏向於支持那種會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戰略方針。完全丟開這些業務上的猜忌不談，美國人最初採取的戰略——首先進攻德國——至少有三點有利於它的理由。第一，美國集中力量於太平洋會意味著放棄同英國和俄國進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國比日本更為危險的論點不是容易反駁的。第三，在美國艦隊取得海軍優勢之前，很難在太平洋地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可是要取得這種優勢，首先必須製造數百艘戰艦，而在1942年這些戰艦還沒有製造出來。如果首先在太平洋發動進攻的決定維持不變，則大批地麵部隊隻得袖手旁觀，等候海軍實現它的造船計劃。
實際上，一時的氣憤使得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在太平洋發動攻勢的計劃。馬歇爾將軍很可能把太平洋計劃看作部分是對英國施加新的壓力的一種手段。但是，如果認為這種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傾向於太平洋計劃的唯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種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這樣想的：“沒有英國人，1942年在歐洲便什麽事也幹不成，所以讓我們在太平洋盡力而為，不要無限期地保持守勢。”
當然，羅斯福多少是超越了這種影響到他的軍事顧問們判斷力的軍種之間的競爭的。邱吉爾擔心，如果橫渡海峽發動進攻，一定會損失慘重，羅斯福對他的這種憂慮也比較同情，他對於同英國結盟也比他的軍事領袖們重視得多。此外，羅斯福對歐洲的興趣和關切通常總是超過對太平洋地區的。所有這一切以及毫無疑問還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還包括對邱吉爾本人的尊敬與敬佩——造成了這個硬要他作出重大決定的局麵。羅斯福反覆考慮了五天，究竟應該怎麽辦。7月15日晚上，他和霍普金斯討論了各項問題，最後再一次考慮了一下7月10日參謀長們向他提出的那項建議。霍普金斯記錄下羅斯福說的這一番話：
我不能同意……要我們轉過臉去，不對著德國而對著日本。
首先，我不贊成英國內閣的主張。我想知道我們在場的一些人——艾森豪、斯帕茨、克拉克、斯塔克——是什麽想法。他們同意英國內閣的主張嗎？你能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份可靠的報告嗎？
即使我們不得不勉強同意1942年不進行“大鐵錘”戰役，我仍然認為我們必須趕緊為1943年的進攻作好準備。從英國的來文中，我看不出他們對1943年的進攻表示任何冷淡。我對於他們這樣樂於放棄1942年感到有些不安。他們還會放棄1943年嗎？
但是，我的要點是，我不相信我們能等到1943年才打擊德國。如果我們不能利用“大鐵錘”計劃出擊，那我們就必須退而求其次——那並不是太平洋地區。在太平洋地區，我們正進行著一種成功的牽製戰。光靠陸軍和空軍不能馬上就決定勝負，那需要加強我們海軍的力量——這需要時間。
所謂其次的方案並不是太平洋地區：羅斯福用這一句話表示了不贊成剛剛向他提出的那個建議。
這確實是影響整個戰爭進程的生死攸關的決定。兩個費盡心機的人，一個跛足，另一個長年患病，餐後在夏日炎炎的晚上在白宮商談問題。這情景在每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都應該永誌不忘。
盟國中，隻有美國對於如何作戰以及在何處作戰的問題可以作出抉擇。戰爭是由一個真正的聯盟來打，還是分開來由每個國家去打，這取決於美國的決定。1942年7月15日羅斯福作出的決定，實際上是再一次努力使聯盟在行動中發生效力的決定。對許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樣重要的一次抉擇，這樣險峻、這樣迫切、這樣和個別人物聯繫在一起地呈現出來，這在歷史上是罕有的。
大約兩星期後，在克裏姆林宮內部作出的另一個決定或者一係列決定，同羅斯福的這個決定一起，應該看作是戰爭的轉折點。1942年7月底左右，羅斯托夫陷落後不久，史達林立即在紅軍中推行新的嚴厲的紀律措施，更換了許多司令員，開展了一次強大的宣傳運動，由於同時採取了這一切措施，保住了俄國軍隊和人民正在動搖的士氣。同時，他開始在伏爾加河後麵集結後備軍，為最終在史達林格勒發動的反攻進行準備。這時已是11月，這兩方麵的決定的效果還沒有在戰場上表現出來。可是11月8日的北非登陸和11月19日開始的史達林格勒反攻，都是7月份作出的這兩項決定的直接產物。
毫無疑問，馬歇爾對於他最初熱愛的計劃仍然一往情深，但是他深信歐洲計劃缺乏真正的推動力。雖然召開了會議，進行過討論，但時間卻不知不覺地過去了。德國今後再也不會象今天這樣忙於東線的戰事。如果我們今天不利用它當前的忙亂，我們將會在西線麵臨一個強大的德國，以致我們不可能對大陸發動進攻。到那時，我們隻能在空中互相搏鬥，但是作出決定的時機即將一去不復返了。
另一方麵，他又說：“金的戰爭是攻擊日本人。”
長期存在的那種業務上的猜忌在這裏發生了影響：美國海軍在太平洋戰役中將占主要的地位，陸軍則將在歐洲戰場上占主要的地位。每一軍種認識到這些事實，都偏向於支持那種會提高自己的作用的戰略方針。完全丟開這些業務上的猜忌不談，美國人最初採取的戰略——首先進攻德國——至少有三點有利於它的理由。第一，美國集中力量於太平洋會意味著放棄同英國和俄國進行任何有效的合作。第二，德國比日本更為危險的論點不是容易反駁的。第三，在美國艦隊取得海軍優勢之前，很難在太平洋地區發動大規模的進攻，可是要取得這種優勢，首先必須製造數百艘戰艦，而在1942年這些戰艦還沒有製造出來。如果首先在太平洋發動進攻的決定維持不變，則大批地麵部隊隻得袖手旁觀，等候海軍實現它的造船計劃。
實際上，一時的氣憤使得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在太平洋發動攻勢的計劃。馬歇爾將軍很可能把太平洋計劃看作部分是對英國施加新的壓力的一種手段。但是，如果認為這種用意是使他在7月中旬傾向於太平洋計劃的唯一理由，那似乎是不符合他那種爽直的性格的。他更可能是這樣想的：“沒有英國人，1942年在歐洲便什麽事也幹不成，所以讓我們在太平洋盡力而為，不要無限期地保持守勢。”
當然，羅斯福多少是超越了這種影響到他的軍事顧問們判斷力的軍種之間的競爭的。邱吉爾擔心，如果橫渡海峽發動進攻，一定會損失慘重，羅斯福對他的這種憂慮也比較同情，他對於同英國結盟也比他的軍事領袖們重視得多。此外，羅斯福對歐洲的興趣和關切通常總是超過對太平洋地區的。所有這一切以及毫無疑問還有些其他的因素——可能還包括對邱吉爾本人的尊敬與敬佩——造成了這個硬要他作出重大決定的局麵。羅斯福反覆考慮了五天，究竟應該怎麽辦。7月15日晚上，他和霍普金斯討論了各項問題，最後再一次考慮了一下7月10日參謀長們向他提出的那項建議。霍普金斯記錄下羅斯福說的這一番話：
我不能同意……要我們轉過臉去，不對著德國而對著日本。
首先，我不贊成英國內閣的主張。我想知道我們在場的一些人——艾森豪、斯帕茨、克拉克、斯塔克——是什麽想法。他們同意英國內閣的主張嗎？你能從他們那裏得到一份可靠的報告嗎？
即使我們不得不勉強同意1942年不進行“大鐵錘”戰役，我仍然認為我們必須趕緊為1943年的進攻作好準備。從英國的來文中，我看不出他們對1943年的進攻表示任何冷淡。我對於他們這樣樂於放棄1942年感到有些不安。他們還會放棄1943年嗎？
但是，我的要點是，我不相信我們能等到1943年才打擊德國。如果我們不能利用“大鐵錘”計劃出擊，那我們就必須退而求其次——那並不是太平洋地區。在太平洋地區，我們正進行著一種成功的牽製戰。光靠陸軍和空軍不能馬上就決定勝負，那需要加強我們海軍的力量——這需要時間。
所謂其次的方案並不是太平洋地區：羅斯福用這一句話表示了不贊成剛剛向他提出的那個建議。
這確實是影響整個戰爭進程的生死攸關的決定。兩個費盡心機的人，一個跛足，另一個長年患病，餐後在夏日炎炎的晚上在白宮商談問題。這情景在每一種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都應該永誌不忘。
盟國中，隻有美國對於如何作戰以及在何處作戰的問題可以作出抉擇。戰爭是由一個真正的聯盟來打，還是分開來由每個國家去打，這取決於美國的決定。1942年7月15日羅斯福作出的決定，實際上是再一次努力使聯盟在行動中發生效力的決定。對許多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這樣重要的一次抉擇，這樣險峻、這樣迫切、這樣和個別人物聯繫在一起地呈現出來，這在歷史上是罕有的。
大約兩星期後，在克裏姆林宮內部作出的另一個決定或者一係列決定，同羅斯福的這個決定一起，應該看作是戰爭的轉折點。1942年7月底左右，羅斯托夫陷落後不久，史達林立即在紅軍中推行新的嚴厲的紀律措施，更換了許多司令員，開展了一次強大的宣傳運動，由於同時採取了這一切措施，保住了俄國軍隊和人民正在動搖的士氣。同時，他開始在伏爾加河後麵集結後備軍，為最終在史達林格勒發動的反攻進行準備。這時已是11月，這兩方麵的決定的效果還沒有在戰場上表現出來。可是11月8日的北非登陸和11月19日開始的史達林格勒反攻，都是7月份作出的這兩項決定的直接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