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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太平洋，盟國唯一有希望的地點是菲律賓群島中的主要島嶼呂宋島上的巴丹半島。在那裏，守軍誓死保衛，成功地抵擋住了日軍四個月的進攻。美國和菲律賓部隊在占優勢的日軍進攻下，撤出了馬尼拉(1942年1月2日被攻占)，在巴丹半島上建立起一條連續不斷的防線。日本人感到這條防線很難突破。當時負責指揮的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迅速地獲得了很大的聲望。看來隻有他的部隊才能夠阻止日軍的進攻。但是這種英勇的抵抗沒有外援是不可能無限期地繼續下去的。遼闊的太平洋和日軍所掌握的製海權與製空權使增援成為不可能的事情。隻有少數船隻、潛艇和飛機成功地到達菲律賓，帶去了少量的補給品。當日軍的進攻向南伸展時，救援的希望越來越少了，而隨著希望的渺茫，補給品和作戰的人力也都在減少。1942年4月9日，巴丹的守軍投降了，5月6日，在馬尼拉灣的一個島嶼要塞哥黎希律上，當菲律賓最後殘餘的守軍全部投降時，美國國旗降落下來了。
在這慘痛的結局到來前，麥克阿瑟將軍已於3月11日乘坐魚雷艇和飛機到達南方的澳大利亞去承擔起更高的指揮職務。菲律賓的挫敗，使他個人受到很大的刺激。麥克阿瑟對菲律賓的感情和他要盡快打回去的強烈願望，對於太平洋戰爭中後來的戰略決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在1942年的黑暗年代裏，巴丹的保衛在心理上產生了重大的意義。美國人對自己及菲律賓部隊的戰鬥可以感到相當自豪。
然而，從全麵的觀點來看，巴丹的後衛戰鬥僅僅是一個插曲。日本人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更東南的地區。在阿卡迪亞會議上，盟國已經委任韋維爾將軍去保衛那個受威脅的地區。但是要求他建立起來的統一的盟軍指揮部還沒有開始工作，日軍的攻勢已經把它打得粉碎了。1942年1月10日，韋維爾到達爪哇的巴達維亞來就任他的新職。可是要他統率的部隊實在太少了。盟國的海軍顯著地不及日本，盟國的空軍甚至處於更不利的地位。日本人具有海空兩軍的優勢，幾乎能夠隨心所欲地進行攻擊，他們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和西南太平洋的島嶼上一處又一處登陸，還在馬來亞包抄到英國的戰線後方，並且威脅著澳大利亞。
韋維爾還不得不麵對著他自己陣營內部的複雜的矛盾。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決定成立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時，事先並沒有同荷蘭商量過，因此荷蘭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後來經羅斯福和邱吉爾撫慰解釋，荷蘭才同意了這種安排，但是盡管如此，還是留下了強烈的反感。成功本來會很快消除這種反感的，然而災難卻起了相反的作用。荷蘭的海軍將領們因為發覺他們島嶼的保衛工作掌握在英美軍官的手裏而感到很憤慨，同時又沒有多少時間去解決參謀聯絡程序和信號布置等等方麵所存在的問題。結果，最高司令部始終沒有很好地工作過，特別是在新加坡淪陷以後。隨著英國的軍事威望大大下降，韋維爾將軍的軍權也下降了。
不僅是荷蘭人難以應付，澳大利亞人也對他們本國的安全感到一種強烈的憂慮，他們不願意看到澳大利亞部隊或艦艇在其他戰線上支撐不堪一擊的防禦。當日軍進攻開始時，澳大利亞有四師人駐紮在中東。澳大利亞政府自然想把這些有作戰經驗的部隊調回本國，而且越快越好。在新加坡，澳大利亞損失了接近一個師的兵力，這使許多澳大利亞人確信，英國的司令官是笨拙無能的。美國人在巴丹進行的抵抗和英國人在新加坡的慘敗兩相對比，使他們越來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
當船舶問題獲得解決後，澳大利亞在中東的四個師裏有兩師人立即起程回國。領先的一個師剛繞過印度次大陸的南端時，突然又出現了一場新的危機。韋維爾以美英荷澳聯軍戰區最高司令官的身分決定，緬甸是這些開往本國去的澳大利亞軍隊最需要去的地方。日本軍隊已經開始攻打緬甸，並且有切斷滇緬公路的危險，但是及時的增援看來或許可以阻止日軍的前進，甚至迫使他們後退。邱吉爾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希望能說服澳大利亞政府同意。他的意見是假使美國軍隊能去澳大利亞本土保衛那個大陸。阻止日軍在東翼的前進，那末澳大利亞軍隊就可以在緬甸同樣地阻止日軍在西翼的前進。正當澳大利亞人橫渡印度洋時，美國部隊實際上也正在橫渡太平洋開赴澳大利亞。
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計劃即使有點冒險，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誰也不能肯定，澳大利亞人會及時到達緬甸，也不能肯定他們的人數足以阻擋住日軍。但是邱吉爾的計劃並沒有考慮到澳大利亞人的心情。因此，1942年2月20日，即在新加坡淪陷後的第五天，當邱吉爾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同意把他們的一個師調往緬甸時，他遭到了堅決的拒絕。而由於邱吉爾的輕率行動，局麵變得更糟。他感到時間的重要性，沒有等待澳大利亞政府的答覆，就命令那些載運澳軍的船隻朝北駛向緬甸。這隻能激怒澳大利亞人。他們記得希臘和新加坡兩次戰役，感到英國人又一次準備把澳大利亞部隊投入一場危險的賭博，這場賭博可能會使澳大利亞本身有受到侵略的危險，柯廷首相斷然重申他的要求：澳大利亞各師應予調回，邱吉爾隻得同意。2月23日，他在一個簡短的電報中答應照辦。
這件事不僅嚴重地挫傷了澳大利亞對英國的忠誠，而且還標誌著這樣一個重要的跡象，即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已走向瓦解，盟國在對日作戰中的有效合作也已經結束。就理論上講，澳大利亞政府接受韋維爾作為最高司令官，但到了危急的時候他們卻不願意接受他的計劃去保衛由他負責的地區。應當說明的是，澳大利亞人決不是違背了他們應盡的義務。韋維爾和邱吉爾想調往緬甸去的軍隊，並沒有正式撥給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他們都是回到本國去的，韋維爾和邱吉爾都無權命令他們去執行任何任務。雖然如此，澳大利亞的拒絕卻使韋維爾喪失了在陸上組成一條抗日戰線的唯一殘存的希望。
在這慘痛的結局到來前，麥克阿瑟將軍已於3月11日乘坐魚雷艇和飛機到達南方的澳大利亞去承擔起更高的指揮職務。菲律賓的挫敗，使他個人受到很大的刺激。麥克阿瑟對菲律賓的感情和他要盡快打回去的強烈願望，對於太平洋戰爭中後來的戰略決策有著重要的影響，但在1942年的黑暗年代裏，巴丹的保衛在心理上產生了重大的意義。美國人對自己及菲律賓部隊的戰鬥可以感到相當自豪。
然而，從全麵的觀點來看，巴丹的後衛戰鬥僅僅是一個插曲。日本人的主要矛頭是指向更東南的地區。在阿卡迪亞會議上，盟國已經委任韋維爾將軍去保衛那個受威脅的地區。但是要求他建立起來的統一的盟軍指揮部還沒有開始工作，日軍的攻勢已經把它打得粉碎了。1942年1月10日，韋維爾到達爪哇的巴達維亞來就任他的新職。可是要他統率的部隊實在太少了。盟國的海軍顯著地不及日本，盟國的空軍甚至處於更不利的地位。日本人具有海空兩軍的優勢，幾乎能夠隨心所欲地進行攻擊，他們在荷屬東印度群島和西南太平洋的島嶼上一處又一處登陸，還在馬來亞包抄到英國的戰線後方，並且威脅著澳大利亞。
韋維爾還不得不麵對著他自己陣營內部的複雜的矛盾。在阿卡迪亞會議上決定成立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時，事先並沒有同荷蘭商量過，因此荷蘭感到不快是可以理解的。後來經羅斯福和邱吉爾撫慰解釋，荷蘭才同意了這種安排，但是盡管如此，還是留下了強烈的反感。成功本來會很快消除這種反感的，然而災難卻起了相反的作用。荷蘭的海軍將領們因為發覺他們島嶼的保衛工作掌握在英美軍官的手裏而感到很憤慨，同時又沒有多少時間去解決參謀聯絡程序和信號布置等等方麵所存在的問題。結果，最高司令部始終沒有很好地工作過，特別是在新加坡淪陷以後。隨著英國的軍事威望大大下降，韋維爾將軍的軍權也下降了。
不僅是荷蘭人難以應付，澳大利亞人也對他們本國的安全感到一種強烈的憂慮，他們不願意看到澳大利亞部隊或艦艇在其他戰線上支撐不堪一擊的防禦。當日軍進攻開始時，澳大利亞有四師人駐紮在中東。澳大利亞政府自然想把這些有作戰經驗的部隊調回本國，而且越快越好。在新加坡，澳大利亞損失了接近一個師的兵力，這使許多澳大利亞人確信，英國的司令官是笨拙無能的。美國人在巴丹進行的抵抗和英國人在新加坡的慘敗兩相對比，使他們越來越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
當船舶問題獲得解決後，澳大利亞在中東的四個師裏有兩師人立即起程回國。領先的一個師剛繞過印度次大陸的南端時，突然又出現了一場新的危機。韋維爾以美英荷澳聯軍戰區最高司令官的身分決定，緬甸是這些開往本國去的澳大利亞軍隊最需要去的地方。日本軍隊已經開始攻打緬甸，並且有切斷滇緬公路的危險，但是及時的增援看來或許可以阻止日軍的前進，甚至迫使他們後退。邱吉爾也得出同樣的結論，希望能說服澳大利亞政府同意。他的意見是假使美國軍隊能去澳大利亞本土保衛那個大陸。阻止日軍在東翼的前進，那末澳大利亞軍隊就可以在緬甸同樣地阻止日軍在西翼的前進。正當澳大利亞人橫渡印度洋時，美國部隊實際上也正在橫渡太平洋開赴澳大利亞。
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計劃即使有點冒險，似乎也是非常合理的。誰也不能肯定，澳大利亞人會及時到達緬甸，也不能肯定他們的人數足以阻擋住日軍。但是邱吉爾的計劃並沒有考慮到澳大利亞人的心情。因此，1942年2月20日，即在新加坡淪陷後的第五天，當邱吉爾要求澳大利亞政府同意把他們的一個師調往緬甸時，他遭到了堅決的拒絕。而由於邱吉爾的輕率行動，局麵變得更糟。他感到時間的重要性，沒有等待澳大利亞政府的答覆，就命令那些載運澳軍的船隻朝北駛向緬甸。這隻能激怒澳大利亞人。他們記得希臘和新加坡兩次戰役，感到英國人又一次準備把澳大利亞部隊投入一場危險的賭博，這場賭博可能會使澳大利亞本身有受到侵略的危險，柯廷首相斷然重申他的要求：澳大利亞各師應予調回，邱吉爾隻得同意。2月23日，他在一個簡短的電報中答應照辦。
這件事不僅嚴重地挫傷了澳大利亞對英國的忠誠，而且還標誌著這樣一個重要的跡象，即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已走向瓦解，盟國在對日作戰中的有效合作也已經結束。就理論上講，澳大利亞政府接受韋維爾作為最高司令官，但到了危急的時候他們卻不願意接受他的計劃去保衛由他負責的地區。應當說明的是，澳大利亞人決不是違背了他們應盡的義務。韋維爾和邱吉爾想調往緬甸去的軍隊，並沒有正式撥給美英荷澳聯軍司令部。他們都是回到本國去的，韋維爾和邱吉爾都無權命令他們去執行任何任務。雖然如此，澳大利亞的拒絕卻使韋維爾喪失了在陸上組成一條抗日戰線的唯一殘存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