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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害怕和拍馬無疑是強有力的動機，但是它們在行政工作上並不有助於增加智慧和靈活性。特別是，下屬很可能把沒能完成任務的情況故意隱瞞起來不讓上司知道。這樣使會使上司對事實真相有所誤解。視察人員和新聞工作者對這種行為起製止作用，但他們也可能受到腐蝕，需要有視察人員的視察人員，這樣漫無止境地延伸下去。
這些弊病是任何官僚政治組織或多或少必然會有的。但在沙皇政體下和在布爾什維主義下的俄國，官僚政治特別容易發生這些弊病，這是因為有下列原因。假如個別官員在私生活中有機會到另外地方去發跡，他們有時就敢跟他們的上級頂嘴，並且總能夠用反映出某種人類平等意識的精神去接近較高的權力，這種半獨立性可以準許官僚階層上上下下有效地交換意見和消息。可是在俄國，官員們始終沒有可供挑選的職業，這種情況在布爾什維主義下比在革命以前更為確實。結果，一切事情都取決於獲得主管當局的愛好——甚至對最愚蠢的命令也象奴隸那樣服從，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後果。總的說來，由於這種情況而在官員中間產生的那種心情，建立起一個瘋狂的不負責任的機構——一個不能由最高級充分加以控製的機構，因為當一項命令發布出來時，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可能出現的全部情況或預見到可能出現的全部困難。同時，如同已經說過的那樣，最高級的人員有時也不能夠防止他們原來的意圖不被那些沒有頭腦、沒有道德心的下屬由於誇大或過火地去完成任務而有所背離。
盡管如此，無論俄國的官僚政治如何笨拙和反常，必須承認的是，它們的嚴格的獨裁主義和冷酷的不顧人情卻獲得了它們的報酬。正象西方的軍紀表明能夠把人力組織成不然便無法獲致的巨大的權力工具那樣，俄國的行政機構也表明，它能夠把俄國社會的全部力量組織起來去完成傳統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中空前未有的各種改革。布爾什維克的成就應當與十八世紀後期法國革命人士的成就相比擬。正象法國人那時候向一個難以駕馭的歐洲所表明的，政府是人們意誌和習慣的創造物而不是上帝建立的製度那樣；俄國人在二十世紀似乎正在向一個難以駕馭的世界表明，經濟和社會關係是人為的，能夠依照周密的計劃加以改變。在法國和俄國，革命人士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使局外人大為驚駭，但是為了應付每一個革命政權所引起的挑戰，竟然有必要在原則上模仿革命的重要改革，盡管在細節上有所改變。因此，打敗拿破崙的是一個國家化的、本質上多少自由化的歐洲；在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努力把它們的經濟按照布爾什維克首先有意識地，考慮周詳地創造出來的方式，改變成為有計劃的、政府指導的政策工具。
布爾什維克所發展的經濟和社會計劃的主要優點是把社會的全部資源比較大規模地集中起來，這樣可以用於任何希望達到的目標上。自從三十年代初期起，布爾什維克全力以赴的重大目標就是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充分表明了這個製度新發現的軍事效能。
象布爾什維克所著手的這種宏偉的社會物質工程的成功，首先需要有一批幹練的、辛勤的管理人員負責管理和計劃。通過共產黨，俄國人能夠產生出這樣一批優秀分子。成功還需要人民順從。俄國人部分通過說服、部分通過強迫，也創造出了這個先決條件。管理人員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是工匠和材料的關係，結果對人生必然會冷漠無情——這種冷漠無情在俄國傳統中根深蒂固，但是布爾什維克的學說使之更為加強而且在道義上受到尊敬。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理想變得很古怪地顛倒過來。自我任命的統治者奉行的原則是，他們比群眾更知道什麽是對群眾有利的。這個學說從道義上批準了布爾什維克對自己人民和對鄰近的各族人民推行的可怕行為——一切都是為了絕大多數人在遙遙無期的將來的更大的利益。這種道義上的態度或許可以看作布爾什維克在社會物質工程方麵取得成功的第三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統治集團的勇氣幾乎肯定會受到挫折，而且群眾的默認也更不容易爭取到。
不管布爾什維克改造俄國的某些實例在西方人士看來可能多麽令人厭惡，必須承認的是，他們的榜樣已經間接地影響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政府的政策。布爾什維克的榜樣，通過證明在人類社會裏政府控製的範圍可以如何予以擴大，已經改變了國際關係的性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交戰國家發展起來的那種動員的方法就特別表明了這一點。
的確，布爾什維主義最重要的方麵之一就是它的戰爭學說和實踐。從一開始，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一種戰爭的信條。布爾什維克就是在戰爭時期首次掌權的，他們作為在內戰和對外戰爭中的領袖鞏固了對俄國的統治。布爾什維克經常想到戰爭，並且致力於這種主張，認為直到世界革命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基礎以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絕對的，因此布爾什維克的語言中盡是戰爭的隱喻，這決不是偶然的。生產戰線、工業化的戰鬥、收割小麥的戰役、革命幹部等等，充斥了三十年代俄國報紙的篇幅，正象莫斯科和史達林格勒的戰役在 1941年和1942年那樣。
的確，人們可以說，蘇聯政權摧毀了戰爭與和平的傳統區別。根據正統的學說，除了會產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國內的階級鬥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階級鬥爭成為正常關係。按照這種見解看來，公開的“合法”戰爭僅僅是長期敵對的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政治變成了僅僅是國內或國與國之間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戰爭並不被看作是使用強製手段的政治的一種暫時的、非常的擴張。
這些弊病是任何官僚政治組織或多或少必然會有的。但在沙皇政體下和在布爾什維主義下的俄國，官僚政治特別容易發生這些弊病，這是因為有下列原因。假如個別官員在私生活中有機會到另外地方去發跡，他們有時就敢跟他們的上級頂嘴，並且總能夠用反映出某種人類平等意識的精神去接近較高的權力，這種半獨立性可以準許官僚階層上上下下有效地交換意見和消息。可是在俄國，官員們始終沒有可供挑選的職業，這種情況在布爾什維主義下比在革命以前更為確實。結果，一切事情都取決於獲得主管當局的愛好——甚至對最愚蠢的命令也象奴隸那樣服從，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後果。總的說來，由於這種情況而在官員中間產生的那種心情，建立起一個瘋狂的不負責任的機構——一個不能由最高級充分加以控製的機構，因為當一項命令發布出來時，沒有一個人能夠理解可能出現的全部情況或預見到可能出現的全部困難。同時，如同已經說過的那樣，最高級的人員有時也不能夠防止他們原來的意圖不被那些沒有頭腦、沒有道德心的下屬由於誇大或過火地去完成任務而有所背離。
盡管如此，無論俄國的官僚政治如何笨拙和反常，必須承認的是，它們的嚴格的獨裁主義和冷酷的不顧人情卻獲得了它們的報酬。正象西方的軍紀表明能夠把人力組織成不然便無法獲致的巨大的權力工具那樣，俄國的行政機構也表明，它能夠把俄國社會的全部力量組織起來去完成傳統的社會和經濟關係中空前未有的各種改革。布爾什維克的成就應當與十八世紀後期法國革命人士的成就相比擬。正象法國人那時候向一個難以駕馭的歐洲所表明的，政府是人們意誌和習慣的創造物而不是上帝建立的製度那樣；俄國人在二十世紀似乎正在向一個難以駕馭的世界表明，經濟和社會關係是人為的，能夠依照周密的計劃加以改變。在法國和俄國，革命人士使用暴力和流血的手段使局外人大為驚駭，但是為了應付每一個革命政權所引起的挑戰，竟然有必要在原則上模仿革命的重要改革，盡管在細節上有所改變。因此，打敗拿破崙的是一個國家化的、本質上多少自由化的歐洲；在二十世紀中葉，西方國家努力把它們的經濟按照布爾什維克首先有意識地，考慮周詳地創造出來的方式，改變成為有計劃的、政府指導的政策工具。
布爾什維克所發展的經濟和社會計劃的主要優點是把社會的全部資源比較大規模地集中起來，這樣可以用於任何希望達到的目標上。自從三十年代初期起，布爾什維克全力以赴的重大目標就是軍事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充分表明了這個製度新發現的軍事效能。
象布爾什維克所著手的這種宏偉的社會物質工程的成功，首先需要有一批幹練的、辛勤的管理人員負責管理和計劃。通過共產黨，俄國人能夠產生出這樣一批優秀分子。成功還需要人民順從。俄國人部分通過說服、部分通過強迫，也創造出了這個先決條件。管理人員和群眾之間的關係是工匠和材料的關係，結果對人生必然會冷漠無情——這種冷漠無情在俄國傳統中根深蒂固，但是布爾什維克的學說使之更為加強而且在道義上受到尊敬。原來的馬克思主義理想變得很古怪地顛倒過來。自我任命的統治者奉行的原則是，他們比群眾更知道什麽是對群眾有利的。這個學說從道義上批準了布爾什維克對自己人民和對鄰近的各族人民推行的可怕行為——一切都是為了絕大多數人在遙遙無期的將來的更大的利益。這種道義上的態度或許可以看作布爾什維克在社會物質工程方麵取得成功的第三個先決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統治集團的勇氣幾乎肯定會受到挫折，而且群眾的默認也更不容易爭取到。
不管布爾什維克改造俄國的某些實例在西方人士看來可能多麽令人厭惡，必須承認的是，他們的榜樣已經間接地影響了世界上所有主要國家政府的政策。布爾什維克的榜樣，通過證明在人類社會裏政府控製的範圍可以如何予以擴大，已經改變了國際關係的性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有交戰國家發展起來的那種動員的方法就特別表明了這一點。
的確，布爾什維主義最重要的方麵之一就是它的戰爭學說和實踐。從一開始，布爾什維主義就是一種戰爭的信條。布爾什維克就是在戰爭時期首次掌權的，他們作為在內戰和對外戰爭中的領袖鞏固了對俄國的統治。布爾什維克經常想到戰爭，並且致力於這種主張，認為直到世界革命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基礎以前，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絕對的，因此布爾什維克的語言中盡是戰爭的隱喻，這決不是偶然的。生產戰線、工業化的戰鬥、收割小麥的戰役、革命幹部等等，充斥了三十年代俄國報紙的篇幅，正象莫斯科和史達林格勒的戰役在 1941年和1942年那樣。
的確，人們可以說，蘇聯政權摧毀了戰爭與和平的傳統區別。根據正統的學說，除了會產生太平盛世的世界革命以外，國內的階級鬥爭以及國與國之間的階級鬥爭成為正常關係。按照這種見解看來，公開的“合法”戰爭僅僅是長期敵對的一種非常活躍的狀態。政治變成了僅僅是國內或國與國之間階級鬥爭的代名詞，戰爭並不被看作是使用強製手段的政治的一種暫時的、非常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