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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英國和俄國：它們的合作和衝突1941-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五卷） 作者：[英]阿諾德·托因比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對俄國政府行動所作的第二種總的解釋，則摒棄意識形態和陰謀論，認為它們是口頭虛構，旨在哄騙天真無知的人們。相反，現實政治，即追求權力，以及安全地享有權力，這些都可以提出來作為對蘇聯迂迴曲折的政策一種充分的解釋。根據這種看法，蘇聯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和通常存在於民族國家同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並沒有任何實質上的差別。俄國的統治階級或集團愈覺得自己的政權不鞏固，他們就愈變得不安，於是通過自我約束(即通過黨)，並輔之以宣傳和警察，以爭取獲得國內的安全。與此同時，統治者則通過聯盟、領土擴張以及軍備來追求國外的安全。
根據這種看法，蘇維埃政權的特點是來自困擾著統治集團的那種持續不斷的不安全感。強烈的不安全感導致史達林和他的顧問們對國內政冶及國際事務的政策作出劇烈而突然的改變。比較穩定的政權，如美國或英國存在的那種政權，對內對外都已在較長的時期內穩定下來，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麵作出比較激烈的改變。但是，盡管有這種差別，我們仍然可以爭辯講，實質上到處都是同一個動機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義以及統治階級或集團(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樣)的利己主義支配著一切掌握權力的團體；政府領導人所唱的高調和道德或政冶原則，事實上隻不過是一種手法——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不知不覺地使用的——憑著這種手法更容易使群眾服從。
盡管在極端的形式下，這種理論事實上顯然也過於簡化，但是認為這種理論不屑一顧，那也是錯誤的。政府畢竟要盡力去維護自己的權力，而且隻要有機會更要增強這種權力。同時當道德原則同那些看來是自身利益的事情發生牴觸時，原則很少能占優勢。
每一個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則與自身的利益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權宜手段之間，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實際上都顯得含糊不清。有見識的人在設法說明官方的政策時，總是將兩者都考慮在內。實際上，要在兩者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或者要精確地估計，在作出任何特殊決定時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特點是，意識形態與權宜手段之間所發生的劇烈的相互作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種使人易醉的酒，能夠贏得許多人情感上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麵，俄國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國社會和技術發展的水平，則使它容易受到攻擊。在一個劃分為實際的或潛在的敵對民族國家的世界上，這樣一個比較軟弱的社會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於權宜之計的小心謀算才成。但是共產主義的理想越強，就越難製定出與俄國國家安全的要求妥協的辦法。
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內心安寧和他們的實際效力來說，幸運的是這種衝突通過一種並不費事的合理處理，往往就可以消除。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心，畢竟是對一個未來的美好社會的幻想，但是這種幻想並不意味著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因此，一再肯定一個沒有國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會這一最終的理想，而同時又在社會主義自衛的名義下，實際上擴大國家的權力，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劃分嚴格的差別，利用暴虐的警察去製止危險的行為和思想，並建立起一支龐大的軍隊，這完全是可能的。經過列寧和史達林重新擬訂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把這樣一種解決原則與權宜手段之間的矛盾的辦法奉為神聖，策略與最終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為形勢所迫，那末，任何策略都可以認為是正當的。
原則與權宜手段之間一係列的妥協，經過一段為時數年或數十年的時期的作用以後，結果當然會使理想變成徒有其名的東西，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在舉行儀式的時候嘴上說說的東西。但原來感染著白熱化革命熱情的理想失去對日常行動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時間的，而這樣一種對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國似乎還不可能說已經發生了。同時，在克裏姆林宮的領導集團裏大概存在著原則與權宜之計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可能還很尖銳的緊張狀態。
體現俄國政策對立兩極的那兩個機構是，布爾什維克黨和紅軍。黨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權力的正當理由，就在於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輕的共產黨員都宗教式地從偉大的革命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經文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神聖理論。紅軍則首先是俄羅斯國家和民族的保衛者。它直接繼承了沙皇時代軍隊的傳統，紅軍軍官始終沒有完全受到共產黨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間俄國國內的發展看成是一種介於軍隊的統治與黨的統治之間的搖擺，這是可能的。而且也許還頗能說明問題。當然，黨和軍隊之間並沒有公開發生衝突，但軍隊和黨的領袖在群眾中所據的顯要地位，卻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而且在宣傳方麵，也有同樣的改變，從戰時的愛國主義，恢復到戰後年代中宣傳布爾什維主義。
共產主義原則同俄國國家利益之間的不調和，並沒有越出俄國歷史中業已持續了多年的一種更為廣泛的緊張狀態的範圍。俄國對西歐國家的態度至少從伊凡大帝的時代起，就是吸引與排斥，模仿與拒絕，羨慕與厭惡的一種稀奇的大混合。史達林政府並沒有避免這種由來已久的兩類互相衝突的情感。布爾什維主義本身，至少就起源來講，原是一種西方的信條。美國的效率作為一種理想早已向蘇聯工人和企業管理人員推薦了，1936 年的憲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範而擬定的。另一方麵，對西方的排斥則採取了新的形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一切邪惡都歸諸歐美社會，而始終堅持、有時甚至可笑地堅持蘇維埃製度的優越性。人們認為俄國人進行外交談判時的那種僵硬死板的作風，就是由於他們竭力壓製麵對資本帝國主義以及較為開明的西方國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結果，這種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
根據這種看法，蘇維埃政權的特點是來自困擾著統治集團的那種持續不斷的不安全感。強烈的不安全感導致史達林和他的顧問們對國內政冶及國際事務的政策作出劇烈而突然的改變。比較穩定的政權，如美國或英國存在的那種政權，對內對外都已在較長的時期內穩定下來，不致被迫在政策方麵作出比較激烈的改變。但是，盡管有這種差別，我們仍然可以爭辯講，實質上到處都是同一個動機在起作用：民族的利己主義以及統治階級或集團(如目前所理解的那樣)的利己主義支配著一切掌握權力的團體；政府領導人所唱的高調和道德或政冶原則，事實上隻不過是一種手法——在某些情況下，或許是不知不覺地使用的——憑著這種手法更容易使群眾服從。
盡管在極端的形式下，這種理論事實上顯然也過於簡化，但是認為這種理論不屑一顧，那也是錯誤的。政府畢竟要盡力去維護自己的權力，而且隻要有機會更要增強這種權力。同時當道德原則同那些看來是自身利益的事情發生牴觸時，原則很少能占優勢。
每一個政府的政策，在宣布的原則與自身的利益之間，在意識形態與權宜手段之間，在道德與不道德之間，實際上都顯得含糊不清。有見識的人在設法說明官方的政策時，總是將兩者都考慮在內。實際上，要在兩者之間劃出一條清晰的界線，或者要精確地估計，在作出任何特殊決定時所涉及的力的指向和大小，那是不可能的。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特點是，意識形態與權宜手段之間所發生的劇烈的相互作用。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是一種使人易醉的酒，能夠贏得許多人情感上強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麵，俄國的地理位置，以及俄國社會和技術發展的水平，則使它容易受到攻擊。在一個劃分為實際的或潛在的敵對民族國家的世界上，這樣一個比較軟弱的社會要存在下去，就需要有敏捷的步法和出於權宜之計的小心謀算才成。但是共產主義的理想越強，就越難製定出與俄國國家安全的要求妥協的辦法。
對布爾什維克領袖們的內心安寧和他們的實際效力來說，幸運的是這種衝突通過一種並不費事的合理處理，往往就可以消除。共產主義理想的中心，畢竟是對一個未來的美好社會的幻想，但是這種幻想並不意味著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因此，一再肯定一個沒有國家的、平等、自由、和平的社會這一最終的理想，而同時又在社會主義自衛的名義下，實際上擴大國家的權力，在不同的社會集團之間劃分嚴格的差別，利用暴虐的警察去製止危險的行為和思想，並建立起一支龐大的軍隊，這完全是可能的。經過列寧和史達林重新擬訂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就把這樣一種解決原則與權宜手段之間的矛盾的辦法奉為神聖，策略與最終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是為形勢所迫，那末，任何策略都可以認為是正當的。
原則與權宜手段之間一係列的妥協，經過一段為時數年或數十年的時期的作用以後，結果當然會使理想變成徒有其名的東西，最後可能變成一種在舉行儀式的時候嘴上說說的東西。但原來感染著白熱化革命熱情的理想失去對日常行動的支配力量是需要時間的，而這樣一種對理想的完全背叛，在俄國似乎還不可能說已經發生了。同時，在克裏姆林宮的領導集團裏大概存在著原則與權宜之計的一種持續不斷的、可能還很尖銳的緊張狀態。
體現俄國政策對立兩極的那兩個機構是，布爾什維克黨和紅軍。黨的存在的全部目的和它掌握權力的正當理由，就在於它完成革命的能力；年輕的共產黨員都宗教式地從偉大的革命英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史達林——的經文中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神聖理論。紅軍則首先是俄羅斯國家和民族的保衛者。它直接繼承了沙皇時代軍隊的傳統，紅軍軍官始終沒有完全受到共產黨的支配。如果把1941年至1950年間俄國國內的發展看成是一種介於軍隊的統治與黨的統治之間的搖擺，這是可能的。而且也許還頗能說明問題。當然，黨和軍隊之間並沒有公開發生衝突，但軍隊和黨的領袖在群眾中所據的顯要地位，卻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變，而且在宣傳方麵，也有同樣的改變，從戰時的愛國主義，恢復到戰後年代中宣傳布爾什維主義。
共產主義原則同俄國國家利益之間的不調和，並沒有越出俄國歷史中業已持續了多年的一種更為廣泛的緊張狀態的範圍。俄國對西歐國家的態度至少從伊凡大帝的時代起，就是吸引與排斥，模仿與拒絕，羨慕與厭惡的一種稀奇的大混合。史達林政府並沒有避免這種由來已久的兩類互相衝突的情感。布爾什維主義本身，至少就起源來講，原是一種西方的信條。美國的效率作為一種理想早已向蘇聯工人和企業管理人員推薦了，1936 年的憲法大部分是仿照西方的典範而擬定的。另一方麵，對西方的排斥則採取了新的形式：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以及一切邪惡都歸諸歐美社會，而始終堅持、有時甚至可笑地堅持蘇維埃製度的優越性。人們認為俄國人進行外交談判時的那種僵硬死板的作風，就是由於他們竭力壓製麵對資本帝國主義以及較為開明的西方國家所感到的根深蒂固的不快的結果，這種看法似乎是有理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