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波蘭人同俄國人之間相互對抗的領土野心是找不到一個妥協方案的,但英國人如果不努力在這兩國之間搞出某種暫時解決的辦法,那就很難同兩國都保持聯盟關係。因此,1941年7月5日,俄國同波蘭的代表在倫敦開始了外交談判。這次談判歷時很久,而且往往爭論得很激烈,但終於在1941年7月30日締結了一個協定,根據這項協定,波蘭流亡政府同蘇聯恢復了外交關係。在領土爭端上,協定中說:“蘇聯政府承認,1939 年蘇-德條約中關於變更波蘭領土的條款業已失效。”此外,蘇聯政府同意釋放在蘇聯的全體波蘭戰俘,並允許從釋放出來的戰俘中招募新兵,在俄國境內組成一支波蘭軍隊。


    就領土問題而言,波蘭人並不滿足於這個協定中的模稜兩可的措詞。英國政府想用一份官方照會使他們安心,該照會宣布“英王陛下政府不承認1939年8月以後在波蘭所出現的任何領土變更。”但是外交大臣在下院答覆一項質詢時卻說:“我剛才向下院宣讀的兩國交換的照會,並不涉及英王陛下政府對疆界的任何保證。”他的這番話大大抵銷了上述照會的效力。


    實際上,對於把波蘭東部的邊界調整一下,使之更接近於種族邊界的這種意見,英國有些官員並不是漠然置之的。邱吉爾認為不急於對戰後波蘭的疆界承擔任何義務,是英國可以採取的唯一明智的方針。這樣,敵對的波-俄領土野心的正麵衝突,便可以推遲到將來的一次和平會議上去處理,那時戰爭時期集結起來的軍事和經濟實力,可望有利於英國人和美國人而不利於俄國人。邱吉爾在鼓吹他這種拖延辦法時,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有些波蘭人至少也情願把邊界問題留待將來處理,他們想像到那時被戰爭削弱或戰敗了的俄國,對波蘭至少實現其一部分領土野心也許無力來反對了。


    在1941年7月30日這個協定的解釋方麵,俄國和波蘭兩國政府當局之間發生了許多針鋒相對的分歧點。波蘭人張揚地把協定的本文解釋作戰前的疆界已經恢復;俄國人則正式否認曾對任何最後決定取得一致的意見。此外,俄國人在波蘭士兵出獄以前或以後,對待他們都很苛刻,而且俄國國內軍需不足,使得組成一支新的波蘭軍隊並不那麽容易辦到。波蘭總理瓦迪斯瓦夫·西科爾斯基將軍早在1941年12月就訪問了莫斯科,力圖解決一部分這類難題。經過幾次同史達林長時間坦率的商談之後,他在大多數問題上都能夠獲得滿意的承諾。史達林想再次提出邊界爭端,但西科爾斯基拒絕作出任何保證。史達林經過短暫的堅持後,就讓這個問題暫時擱置下來。這一次,史達林同西科爾斯基的接觸大體上說是友好的,1941年12月4日發表了友好互助聯合聲明,結果竟然成為戰時俄-波親善的最高點的標誌。


    因此,到珍珠港事件發生時,敵對的俄國與波蘭雙方的領土野心,已經取得了一個看來頗為有效的調解。英國作為這兩國的盟國的地位開始具有意義了。


    (2)英國同蘇聯的關係


    1941年6月22日,德軍入侵俄國。這天晚上,邱吉爾為了歡迎俄國這個新盟友發表聲明說:“讓以往的一切罪惡、愚昧和悲劇都隨著往昔的日子瞬息逝去吧。”但是,不論邱吉爾在那個夏天的晚上想到些什麽,實際上,以往的事決不會也並沒有停止發揮它的影響。相反,俄英兩國之間多難的關係史所帶來的回憶與憂慮,仍然妨礙著希特勒硬加在這兩國肩上的共同進行的作戰任務。


    隻要回溯到1917年,當時曾經最直言不諱地鼓吹協約國應當對布爾什維克採取幹涉政策的那個英國人,居然會是那個擔任英國戰時首相歡迎蘇俄成為反對希特勒的鬥爭中一個新的十分需要的盟國的人,這真是歷史的一個絕妙的諷刺。但是,即使邱吉爾本人可以忘卻往事,俄國人卻無法忘卻邱吉爾在二十五年前所推行的是什麽政策。


    英國同俄國的關係還受到另外一個時間更近、因而也記得更清楚的陰影的影響。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後期,某些身居要職的英國人曾經希望,如果納粹的擴張行動不能和平地加以製止,那末,至少可以把它引向東方,離開他們本國而轉向俄國。史達林和他的那些顧問的希望正與此相反,他們利用1939年8月締結的互不侵犯條約,順利地使納粹進攻的主要壓力針對兩個西方國家——法國和英國。俄國政府並不甘心保持“思想上和行動上的中立”。俄國的軍需品大量地運到了德國,而且直到德國進攻俄國的前夜,共產黨的宣傳機器還全力以赴地攻擊西方的“帝國主義戰爭販子”。


    西方國家方麵也完全以牙還牙地回敬了蘇聯對它們的憎恨。當俄國人在1939-1940年的冬季進攻芬蘭時,法國和英國就著手準備組織一支遠征軍去幫助芬蘭人,如果這支遠征軍真的派出,那末,西方國家顯然會發現自己既在同德國交戰又在同俄國交戰。的確,法國和英國的作戰計劃是把這樣一個局勢也考慮在內的,它們曾設想從中東的基地對巴庫油田進行一次轟炸,希望由此切斷德國的石油供應。


    幸而,挪威和瑞典不肯讓法英兩國軍隊在它們的領土上自由通過,而土耳其人也不肯讓法國和英國的飛機飛越國境,因而延誤了這次行動。直到芬蘭投降和德國在法國發動閃電戰,才打消了盟國先發製人的一切想法。從後來事態的發展看來,1939-1940年的這些計劃似乎很輕率,但是,這些計劃卻是基於一種信念而認真製訂的,那就是確信俄國的社會製度正在爆炸的邊緣上搖搖欲墜,隻要輕輕一擊,就會取得重大的成果。這種低估俄國軍事力量和內部穩定的殘餘觀念,直到珍珠港事件發生以前,甚至在以後,一直構成英-俄關係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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