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用航空和潛水艇的發展,也同樣促成了這種形勢的變化,削弱了戰艦在海上的統治權,特別象地中海那樣狹小的海域,不再能象納爾遜時代那樣由一支英國小艦隊加以控製了。地中海上通往中東和遠東的交通線受到了威脅。與此同時帝國內的一條重要鏈環也受到了威脅。


    按照帝國有關領土的性質來說,擺在英國政府麵前的戰略問題,有這樣兩個不同的方麵:居民大部分是英國後裔的自治領,其感情和態度和那些主要居住著異族人民的英國領地大不相同;其次,就英國保護這些領土的力量日益削弱而言,則對帝國這兩類領土都引起了一些根本的變化。


    就自治領而言,英國對它們事務的管理權除禮儀方麵外,全都早已放棄了,但感情和休戚相關的聯繫仍然是強有力的,足以使所有的自治領(愛爾蘭自由邦除外)在歐戰爆發以後幾乎立即站到英國一邊參加戰爭。自治領能夠和願意提供的援助是很大的,既有經濟援助,也有直接的軍事援助。然而,英國戰略上的軟弱,卻引起了帝國整體防務與各自治領本身的防務之間有可能產生一場實際的利害衝突。1941 年春季在製訂太平洋方麵的參謀計劃時,這種潛在的分歧就變得很明顯。當時澳大利亞人擔心澳大利亞大陸本身的安全,不願意象英國海軍方案製訂人希望他們所做的那樣,把他們薄弱的海軍力量大量派去防衛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這種分歧變得更加尖銳了。英國力圖在緬甸使用澳大利亞軍隊,也引起了他們很大的反感。


    力量的現實使自治領同美國建立起新的關係。1941年以後,單就自衛這項直接的工作來說,加拿大和太平洋上兩個自治領,主要是指望美國而不是指望英國給予援助。加拿大長期以來就既隸屬於美國的經濟範圍,又隸屬於英國的政治家庭。在戰爭的年代裏,加拿大仍保持著這樣一種地位。但是在太平洋上,戰爭引起了相當引人注目的變化。1941 年以前,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同美國的接觸很少,而在日本發動進攻後,援助它們的主要是美國人。英國人在新加坡失陷後,幾乎已被完全逐出了太平洋地區。


    就南非而論,由於荷蘭血統的南非白人與英國人之間的內部傾軋,以及他們雙方對於在數量上占優勢的黑人居民都抱有同樣的恐懼,因而對戰爭的軍事貢獻較少。南非正如它的人口組成一樣,它對戰爭的貢獻,恰恰介於各自治領與英帝國的殖民地之間。


    各殖民地和印度的戰爭動員不可能達到象自治領那樣的規模。落後程度各不相同的那些土著居民,隻有經過長期訓練之後才能投入戰鬥;而且,他們對英國政權在政治上缺乏任何強烈的感情,他們之所以服役,主要是出於僱傭兵那種職業的自豪感。由英國部隊和印度部隊混合編成的印度軍,提供了幾個精銳師參與英國的作戰,但總的說來,印度的情緒說明了英國人在同帝國的那些土著居住地區打交道時所麵臨的進退兩難局麵。


    這種進退兩難局麵是這樣的:當印度人經過訓練和教育,熟悉了西方的思想和技術,因而可直接投入現代戰爭時,在受過教育的人中間有很大一部份便對英國的政治統治不滿,不想為加強英國的軍事力量而效勞。有許多印度兵則幾乎或完全不受反英運動的影響,而且對印度農民來說,當兵在經濟上具有很大吸引力,因此英國當局在招募他們所能訓練和裝備的新兵方麵始終沒有遇到任何困難。但國大黨的積極反對,嚴重地幹擾了印度為英國作戰作出貢獻,在1942年日本虎視耽耽地迫近印度的時候,這種反對就達到特別危險的程度。


    本來可以用於向敵人發動進攻的士兵,這時卻需要在印度維持冶安;成千上萬受過良好教育的印度人拒絕服兵役,或者甚至在監獄裏忍受折磨而憔悴。


    在帝國殖民地中的不發達地區,不滿英國統治的情緒比較淡薄,但是土著居民的軍事價值也比較低。象馬來亞、近東及非洲殖民地這類地區。它們所起的作用大半是經濟方麵的。土著工人生產各種原料和半製成品,這些產品有時對英美兩國的經濟極為重要。但是這些地區的戰時動員工作做得極不充分,則仍是事實,因此,當香港,馬來亞和緬甸這類地區遭到敵人進攻時,土著居民對於英國統治的覆滅,不是無動於衷,就是表示積極歡迎。


    在管理殖民地和印度的工作中存在的這些微妙的問題,被美國人所採取的態度弄得更形複雜。許多美國人都抱著贊同的態度指望在戰後取消一切牌號的歐洲帝國主義,並在以前的殖民地區內施行一種世界泛圍的新政。帝國這個詞在美國人聽來通常是一個帶有邪惡與犯罪意義的詞。這是美國國內政治上各趨極端的派別都一致同意的一個論點。羅斯福的最忠誠的自由派支持者和孤立主義者當中他的最激烈的政敵,在不信任英帝國主義上是團結一致的。總統一直擔心的一件事就是,他可能會受人操縱而利用或者好象是在利用美國的權力去支持英國的殖民帝國。


    羅斯福本人並不相信殖民帝國能夠存在下去或是值得存在。他對未來的世界懷有宏大的夢想,在那個世界裏,各族人民都能夠自由自在地生活。能夠主宰他們自己的政治命運;他想像,對不能立即在平等基礎上加入民族大家庭的那些落後民族,規定一個國際託管的臨時過渡時期。羅斯福和他意見一致的其他美國人無疑低估了任何這種規劃實行起來會遇到的困難。他們往往以為美國的政治方式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搬用到完全不同的社會中去。這一點在羅斯福信口向邱吉爾提出的一項建議中便得到了證明,他建議印度問題可以這樣解決:仿照美國大陸會議和《聯邦約法》建立新的統治機構,到適當的時候再製訂憲法,成立一個固定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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