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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絕交，首先就要絕音問，故左宗棠此信發出後，曾國藩就沒給他回信。事後，左宗棠也發現這番話說得太狠了：
“滌帥自前書牴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
“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剛不能柔，得理不饒人，正是左宗棠一貫的風格。這時候的曾國藩，尚未完成由申韓之學向“禹墨為體、莊老為用”之黃老之學的轉變，故不能即刻原諒左宗棠的“不善道” 。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守墓“讀禮”，曾國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術愈柔，其道愈廣；鹹豐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經過長沙，與左宗棠在一周之內數次深談 ，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
兩年後，發生樊燮事件，曾國藩幫了左宗棠一把。在諭旨密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盡其所長”時，曾國藩復奏：
“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
一年後，朝命曾國藩節製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四省軍務，他一麵力辭，一麵極力保舉左宗棠：
“（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製” ；
旋即奉旨：“浙江巡撫著左宗棠補授” 。
經過“奪情”、樊案兩次風波的考驗，曾、左二人的關係在此時達到最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國藩，不但做到了“不念舊惡”，還做到了左宗棠輓聯所謂的“知人之明”，並由此體現“謀國之忠”的襟懷。但是，過此之後，曾、左這對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兩度交惡，又著實印證了左氏輓聯所謂的“攻錯若石”。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偽幼主是死是活？
先說因公交惡。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破南京，俘虜了李秀成，卻沒抓到幼天王洪天貴福。本書《戰天京》一篇中，謂曾國藩給曾國荃提供了一份克復南京後報捷奏摺的範本，重點強調：“洪秀全之下落，銀錢之多寡，不可不說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洪秀全前此病死，掘墓鞭屍而已，毋庸贅議，但是，幼天王是死是活，卻是個問題。怎麽說這個“大概”，真是一門學問。排除掉“天國”派遣“天使”下凡來拯救幼天王的非常情況，那麽，根據經驗和常識，洪天貴福的下落無非三種：一、被殺並覓得屍首；二、被殺而找不到屍首；三、
出逃。如果是第一種情況，毫無疑問，曾氏兄弟可以邀功請賞，朝廷可以明降諭旨宣布反革命徹底垮台。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曾氏兄弟需要找到有力證據（主要是敵我雙方人證），證明洪天貴福確已被殺，屍首或被焚毀或被踐踏以至於不可辨認，則亦可邀功請賞、亦可明示成功。如果出現外逃，則須查明出逃方向、隨從人數等數據，或由湘軍追擊或由友軍協剿，將之擒殺後，方能報功，方能昭告天下。
語雲：星火燎原；又雲：除惡務盡；說的就是“元兇大惡”漏網逃生後的兩種解讀。洪天貴福雖不像其父那樣是實實在在的“元兇大惡”，但在此時，卻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太平軍餘部聊可推戴的象徵。沒有他這尊偶像，太平軍殘餘諸軍就是無首的群龍，失去戰略目標，沒有最高指示，無法團結起來進行下一步的戰鬥。而在清廷諸人而言，不能擒殺洪天貴福，勢必睡不安寢、食不甘味。勝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無數財力人力，隻是為了探尋建文太子的準確下落，就是這種“憂患意識”的具體表現。因此，上述三種情況中，最令人放心的乃是死能見屍的捷報，稍可放心的是逃而有跡的“匪蹤”，最不令人放心的則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據稱”。第二種情況，所謂被殺而找不屍體，本質上就是最不令人放心的“據稱”。考慮到這層利害關係，沒有十分把握，將領不敢以此報告；沒有十分證據，中樞也不敢據此結案。
我們先看看洪天貴福出逃的實際情況。李秀成供狀雲：
“（六月十六日）初更之候，舍死領頭衝鋒，自向帶幼主在後而耒[來]，沖由九帥放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耒。衝出城之後，過九帥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 ；
衝出南京後，李秀成將自己的坐騎讓給洪天貴福，故洪天貴福得以逃之夭夭。而且，洪天貴福“將頭髮熨卷，裝扮洋人” ，也是得以逃脫的重要原因。隨後，洪天貴福在劉慶漢等人保衛下，從淳化經東壩到達安徽廣德，彼時人數不過數百。數日後，洪天貴福又被黃文金接到浙江湖州，訂下自贛入鄂以圖西安的戰略 。
那麽，曾國藩是怎麽報告的呢？南京城破後一周，他說：
“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 ；
“滌帥自前書牴牾後，即彼此不通音問。蓋滌以吾言過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盡在滌矣” ；
“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剛不能柔，得理不饒人，正是左宗棠一貫的風格。這時候的曾國藩，尚未完成由申韓之學向“禹墨為體、莊老為用”之黃老之學的轉變，故不能即刻原諒左宗棠的“不善道” 。但是，經過一年多的守墓“讀禮”，曾國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術愈柔，其道愈廣；鹹豐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經過長沙，與左宗棠在一周之內數次深談 ，並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為一聯，請精於篆書的左宗棠書寫，遂“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
兩年後，發生樊燮事件，曾國藩幫了左宗棠一把。在諭旨密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盡其所長”時，曾國藩復奏：
“當此需才孔亟之際，或飭令辦理湖南團防，或簡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圖報，有裨時局” ；
一年後，朝命曾國藩節製安徽、江西、江蘇、浙江四省軍務，他一麵力辭，一麵極力保舉左宗棠：
“（左宗棠）其才實可獨當一麵，應請皇上明降諭旨，令左宗棠督辦浙江全省軍務，所有該省主客各軍均歸節製” ；
旋即奉旨：“浙江巡撫著左宗棠補授” 。
經過“奪情”、樊案兩次風波的考驗，曾、左二人的關係在此時達到最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國藩，不但做到了“不念舊惡”，還做到了左宗棠輓聯所謂的“知人之明”，並由此體現“謀國之忠”的襟懷。但是，過此之後，曾、左這對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兩度交惡，又著實印證了左氏輓聯所謂的“攻錯若石”。
六、相期無負平生（下）偽幼主是死是活？
先說因公交惡。同治三年六月，湘軍攻破南京，俘虜了李秀成，卻沒抓到幼天王洪天貴福。本書《戰天京》一篇中，謂曾國藩給曾國荃提供了一份克復南京後報捷奏摺的範本，重點強調：“洪秀全之下落，銀錢之多寡，不可不說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洪秀全前此病死，掘墓鞭屍而已，毋庸贅議，但是，幼天王是死是活，卻是個問題。怎麽說這個“大概”，真是一門學問。排除掉“天國”派遣“天使”下凡來拯救幼天王的非常情況，那麽，根據經驗和常識，洪天貴福的下落無非三種：一、被殺並覓得屍首；二、被殺而找不到屍首；三、
出逃。如果是第一種情況，毫無疑問，曾氏兄弟可以邀功請賞，朝廷可以明降諭旨宣布反革命徹底垮台。如果是第二種情況，曾氏兄弟需要找到有力證據（主要是敵我雙方人證），證明洪天貴福確已被殺，屍首或被焚毀或被踐踏以至於不可辨認，則亦可邀功請賞、亦可明示成功。如果出現外逃，則須查明出逃方向、隨從人數等數據，或由湘軍追擊或由友軍協剿，將之擒殺後，方能報功，方能昭告天下。
語雲：星火燎原；又雲：除惡務盡；說的就是“元兇大惡”漏網逃生後的兩種解讀。洪天貴福雖不像其父那樣是實實在在的“元兇大惡”，但在此時，卻是太平天國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太平軍餘部聊可推戴的象徵。沒有他這尊偶像，太平軍殘餘諸軍就是無首的群龍，失去戰略目標，沒有最高指示，無法團結起來進行下一步的戰鬥。而在清廷諸人而言，不能擒殺洪天貴福，勢必睡不安寢、食不甘味。勝朝三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耗費無數財力人力，隻是為了探尋建文太子的準確下落，就是這種“憂患意識”的具體表現。因此，上述三種情況中，最令人放心的乃是死能見屍的捷報，稍可放心的是逃而有跡的“匪蹤”，最不令人放心的則是活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據稱”。第二種情況，所謂被殺而找不屍體，本質上就是最不令人放心的“據稱”。考慮到這層利害關係，沒有十分把握，將領不敢以此報告；沒有十分證據，中樞也不敢據此結案。
我們先看看洪天貴福出逃的實際情況。李秀成供狀雲：
“（六月十六日）初更之候，舍死領頭衝鋒，自向帶幼主在後而耒[來]，沖由九帥放倒城牆缺口而出。君臣捨命衝出關耒。衝出城之後，過九帥營寨，疊疊層層，濠深壘固。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帥營中，營營炮發，處處喊聲不絕，我與幼主兩下分離” ；
衝出南京後，李秀成將自己的坐騎讓給洪天貴福，故洪天貴福得以逃之夭夭。而且，洪天貴福“將頭髮熨卷，裝扮洋人” ，也是得以逃脫的重要原因。隨後，洪天貴福在劉慶漢等人保衛下，從淳化經東壩到達安徽廣德，彼時人數不過數百。數日後，洪天貴福又被黃文金接到浙江湖州，訂下自贛入鄂以圖西安的戰略 。
那麽，曾國藩是怎麽報告的呢？南京城破後一周，他說：
“曾國荃親訊李萬材供稱：城破後，偽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衝出，被官軍馬隊追至湖熟橋邊，將各頭目全行殺斃，更無餘孽。又據城內各賊供稱：城破後，偽幼主積薪宮殿，舉火自焚等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