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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此摺以懇辭三省節製之命開頭，卻以建議廣東進行高層任免結尾，不問而知：辭欽命是假，報私怨是真。郭嵩燾自能深切領會其中的兇險，而也在這時，他才恍然大悟：“不能為鄰省代固藩籬”、奏調淮軍回蘇、“驅賊入粵”、提供候補人選，竟是一套驅逐自己的組合拳，爭功雲雲，根本不是左宗棠的真實意圖。鹹豐末年，郭嵩燾不僅在皇帝召對時為左宗棠大力揄揚，其後更不惜為陷入冤案的左宗棠向潘祖蔭行賄，雖說自己不是市恩望報的小人，但怎麽也想不到會有恩將仇報的今日。回憶往事則觸緒紛來，感念身世則百感交並，“自揣既熟”，卻“不達於時軌”，二十年前曾國藩的贈言終於變成了讖語。除了辭職，還能有別的選擇麽？
當然，郭嵩燾決定辭職，除了來自福建的攻訐，同城督、撫不和這個傳統痼疾也是重要原因。總督，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胡思敬說：
“總督名實不稱，載之國史，徒滋後世之疑。雲貴總督駐雲南，未嚐問貴州事；兩湖（伯牛案即湖廣）總督駐武昌，未嚐問湖南事；推之兩廣、閩浙、陝甘，莫不皆然。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總督駐江寧；巡撫駐蘇州；提督駐清江浦，兼兵部侍郎，專典製淮南，同於督、撫。江督名節製三省，其實號令不出一城，遑問皖、贛” ；
總督名義上管二至三省，實際上隻管得了駐在省的事情，而駐在省又有個巡撫，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內事。然則，督、撫同城，為了爭奪本省控製權，不得不有一番鬥爭。不論督、撫，其中一人或後台更硬，或才能更強，必能壓製另一人；若勢均力敵，則整日廝鬥，任內俱都不得安寧。同治九年，張文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情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就用督撫不和來解釋，說幕後主使是江蘇巡撫丁日昌。雖未敢確信，但也見出督、撫不和所引發的爭端能夠到達多麽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燾所在的廣東來說：嘉慶年間，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明爭暗鬥，百齡遂因失察家丁，擬遣戌。孫玉庭繼任巡撫，也繼承了鬥誌，終以“濫賞盜魁”的罪名劾罷那彥成；後百齡再來，任總督，以怨報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罷孫玉庭。職位之間不解的世仇，自然也傳染了瑞麟和郭嵩燾，他在《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中披露了督、撫不和的實況，略謂：
“李福泰粉飾軍情；方耀聞賊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軍潰散；卓興駐省兩月，索餉二十萬，由老隆調赴興寧，徑報率勇歸家，已而復稱各勇均經招回。瑞麟概不查問。長樂失守，惠州戒嚴，郭嵩燾欲駐紮惠州，瑞麟將會商之司、道麵斥，且對眾宣言：巡撫欲加整頓，卓興、方耀將反” ；
方耀、卓興，名在瑞麟推舉的“粵東三大將”中，而疲玩塞責如此；參以左宗棠“驕怯有餘，樸勇不足”的考語，應屬可信。瑞麟“概不查問”，讓盡心王事的郭巡撫在一邊幹著急。郭嵩燾作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氣，要求率軍進駐惠州。瑞麟卻加以指斥，並稱要“整頓”巡撫，否則會激反武將。然則，郭嵩燾徒有謀國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種調和督、撫關係的權變之術；碰到事態激化，無力轉圜，惱怒之下，遂隻能託病求去。但是，中樞竟不批準他的辭呈，說：“覽其所奏，語多負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郭嵩燾嚴行申飭”，並命左宗棠“就近將郭嵩燾所參各節確切訪查，該督撫因何不協，究竟為公為私？據實復奏，請旨遵行” 。
辭職要受“申飭”，藏拙要被“訪查”，當官當成這樣，真不如回家烤紅薯來得自在。而奉命調查之人恰是“假公濟私”的左宗棠，公牘私函之間，二人何以為情？
五、相期無負平生（上）純剛與至柔
左宗棠和曾國藩對待天子 賜予“極權”時的態度大相逕庭。所謂“極權”，即在非常時期授予地區長官超乎本職事權的權限，一般表現形式為節製數省軍務、吏事。鹹豐十一年，諭令曾國藩節製贛、皖、蘇、浙四省，曾國藩再辭不獲。同治四年，又讓他節製直、魯、豫三省，他四次固辭，終於矇混過去。第三、四次辭命時還有個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辭摺中說，倘不蒙批準，“更當累疏瀆陳，雖上幹嚴譴，所不敢辭” ；隨後，又耍了個消極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戲，惹得“聖慈”哭笑不得，說：
“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製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明心細，一下就看出曾國藩“藉此獲咎”、不想承擔“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獪，行跡如薄情男子；諭旨措辭，則逼肖怨婦口吻。兩廂對照，令人忍俊不禁。當然，這次辭任，曾國藩實有調度不靈的苦衷；隨同“剿撚”者幾乎都是淮軍人馬，更願接受李鴻章的統率，而不聽奉他的號令。不過，與鹹豐末那次辭任一樣，曾國藩對待權力的態度非常謹慎，秉承“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聖訓，追求一種不居其名、能行其實的境界。鹹豐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權專一的“實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餘；再度出山後，汲取教訓，一心講求敬慎畏懼之學，終於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則一反其道而行之，卻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其中奧妙，不可不參詳一番。而且，不將這個道理說分明，繼續講述左、郭情事，才疏筆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從何著手的困惑。
當然，郭嵩燾決定辭職，除了來自福建的攻訐，同城督、撫不和這個傳統痼疾也是重要原因。總督，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胡思敬說：
“總督名實不稱，載之國史，徒滋後世之疑。雲貴總督駐雲南，未嚐問貴州事；兩湖（伯牛案即湖廣）總督駐武昌，未嚐問湖南事；推之兩廣、閩浙、陝甘，莫不皆然。江蘇幅員不及四川四分之一，總督駐江寧；巡撫駐蘇州；提督駐清江浦，兼兵部侍郎，專典製淮南，同於督、撫。江督名節製三省，其實號令不出一城，遑問皖、贛” ；
總督名義上管二至三省，實際上隻管得了駐在省的事情，而駐在省又有個巡撫，本省大政也是他的分內事。然則，督、撫同城，為了爭奪本省控製權，不得不有一番鬥爭。不論督、撫，其中一人或後台更硬，或才能更強，必能壓製另一人；若勢均力敵，則整日廝鬥，任內俱都不得安寧。同治九年，張文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案情撲朔迷離，眾說紛紜，其中一種說法，就用督撫不和來解釋，說幕後主使是江蘇巡撫丁日昌。雖未敢確信，但也見出督、撫不和所引發的爭端能夠到達多麽激烈的程度。就拿郭嵩燾所在的廣東來說：嘉慶年間，總督那彥成與巡撫百齡明爭暗鬥，百齡遂因失察家丁，擬遣戌。孫玉庭繼任巡撫，也繼承了鬥誌，終以“濫賞盜魁”的罪名劾罷那彥成；後百齡再來，任總督，以怨報德，用“葸懦”的罪名劾罷孫玉庭。職位之間不解的世仇，自然也傳染了瑞麟和郭嵩燾，他在《奏請開缺另簡能員接任廣東巡撫疏》中披露了督、撫不和的實況，略謂：
“李福泰粉飾軍情；方耀聞賊至而先期避去，致令全軍潰散；卓興駐省兩月，索餉二十萬，由老隆調赴興寧，徑報率勇歸家，已而復稱各勇均經招回。瑞麟概不查問。長樂失守，惠州戒嚴，郭嵩燾欲駐紮惠州，瑞麟將會商之司、道麵斥，且對眾宣言：巡撫欲加整頓，卓興、方耀將反” ；
方耀、卓興，名在瑞麟推舉的“粵東三大將”中，而疲玩塞責如此；參以左宗棠“驕怯有餘，樸勇不足”的考語，應屬可信。瑞麟“概不查問”，讓盡心王事的郭巡撫在一邊幹著急。郭嵩燾作為守土之臣，有“城在臣在” 的勇氣，要求率軍進駐惠州。瑞麟卻加以指斥，並稱要“整頓”巡撫，否則會激反武將。然則，郭嵩燾徒有謀國之忠，而缺乏胡林翼那種調和督、撫關係的權變之術；碰到事態激化，無力轉圜，惱怒之下，遂隻能託病求去。但是，中樞竟不批準他的辭呈，說：“覽其所奏，語多負氣，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郭嵩燾嚴行申飭”，並命左宗棠“就近將郭嵩燾所參各節確切訪查，該督撫因何不協，究竟為公為私？據實復奏，請旨遵行” 。
辭職要受“申飭”，藏拙要被“訪查”，當官當成這樣，真不如回家烤紅薯來得自在。而奉命調查之人恰是“假公濟私”的左宗棠，公牘私函之間，二人何以為情？
五、相期無負平生（上）純剛與至柔
左宗棠和曾國藩對待天子 賜予“極權”時的態度大相逕庭。所謂“極權”，即在非常時期授予地區長官超乎本職事權的權限，一般表現形式為節製數省軍務、吏事。鹹豐十一年，諭令曾國藩節製贛、皖、蘇、浙四省，曾國藩再辭不獲。同治四年，又讓他節製直、魯、豫三省，他四次固辭，終於矇混過去。第三、四次辭命時還有個小故事。他在第三封辭摺中說，倘不蒙批準，“更當累疏瀆陳，雖上幹嚴譴，所不敢辭” ；隨後，又耍了個消極怠工（即久不奏事）的小把戲，惹得“聖慈”哭笑不得，說：
“該大臣日久迄無奏報。於近來皖、豫軍情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陳奏；歷次所奉諭旨，亦未答覆。實屬疲玩因循。若欲藉此獲咎，冀卸節製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諒該大臣公忠體國之心，何忍出此？”
慈禧眼明心細，一下就看出曾國藩“藉此獲咎”、不想承擔“朝廷”的“倚任”。五十老翁，作弄狡獪，行跡如薄情男子；諭旨措辭，則逼肖怨婦口吻。兩廂對照，令人忍俊不禁。當然，這次辭任，曾國藩實有調度不靈的苦衷；隨同“剿撚”者幾乎都是淮軍人馬，更願接受李鴻章的統率，而不聽奉他的號令。不過，與鹹豐末那次辭任一樣，曾國藩對待權力的態度非常謹慎，秉承“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的聖訓，追求一種不居其名、能行其實的境界。鹹豐七年，他向天子要求事權專一的“實任”，不果，回家反省年餘；再度出山後，汲取教訓，一心講求敬慎畏懼之學，終於修到不求名而名至、不希功而功成的善果。左宗棠則一反其道而行之，卻也能立德、立功；殊途同歸，異曲同工，其中奧妙，不可不參詳一番。而且，不將這個道理說分明，繼續講述左、郭情事，才疏筆拙如伯牛者，竟有不知從何著手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