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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通過此信，我們可以了解到曾國荃的態度，即不論好說歹說，“情願一人苦掙苦支，不願外人來攪亂局麵”。信首所謂“來書不忍卒讀”，無非就是曾國荃在病重戰苦的情況下，猶欲獨力“苦支”，不願外人攪局。兵事固然苦不堪言，然觀乎大勢，終必有成功之日；淮軍來援，兵事稍得緩解，而功名利祿俱須分去大半，其苦又更甚於前矣。譬如公司創業，理念、技術、產品俱佳，獨於流動資金稍感缺乏，然自忖隻需咬緊牙關勒緊褲帶，似亦能度此難關，此後必是苦盡甘來，前程似錦。忽有人焉，願意投資入股，而條件苛刻，要占權利之大半，創業者稍有骨氣、誌氣，必不肯苟且答應。曾國荃之誌，即此創業者之誌；其表現固為貪戀功名，其本質卻是艱苦卓絕，較之全無實際、沽名釣譽者，不啻霄壤。正因為這份理解，曾國藩才不得不尊重曾國荃的意見。此時此地，尊重曾國荃的意見，就是尊重五萬湘軍將士的意願，更是尊重那一種雖九死而未悔、歷百折而不撓的精神。所以，我們要正確理解“不得弟覆信，斷不輕奏先報”這句話，此決非僅僅照顧家門之內的兄弟私情；倘若當日戰天京者不是曾國荃，而是其他湘軍將領，我相信，曾國藩也會如此表態，也隻能如此表態。最早披露此三通書信的黃濬，無疑也同意我的看法，他說：
“清與太平天國之爭，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勢早定，金陵之摧，計時以俟而已。然在當時，局中之焦慮，局外之謗譏，正不知如何沸騰。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懼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書和盤托出。吾人與其嘲為天人交戰，毋寧佩其謀國之至忠。蓋其家庭骨肉之間，私書諄複，其權衡利害，褒貶是非，亦不過如此，則亦不失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輔’之嘆也”。
同治一朝，號為“中興”，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軍政固然有曾、李這樣的名臣大帥操辦一切，主持中樞朝政的慈禧、奕訢也決不是泛泛之輩。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風情，聽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與地方，“聖主”與“微臣”，地位不同，立場各異。諭旨全是官話，隻問遲速而不徇私情，無暇照顧三人間的兄弟之情和師生之誼。因此，五月八日後，連續下達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經迭諭李鴻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親往並飭令該撫酌辦。現當事機緊要之時，李鴻章務當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辦，力圖共濟，不準稍有推諉”；
五月十九日：“李鴻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親往會攻，毋稍避嫌推諉”；
五月二十九日：“前據李鴻章奏……兵力難分；……著仍遵前旨，於所部各營內挑選精壯便捷善於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劉銘傳等帶赴金陵。……該撫或俟長興得手後，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復”；
六月四日：“李鴻章仍遵前旨，俟長興克復，赴援金陵。並令劉銘傳等督帶選鋒先行，馳往助剿”；
前二首語氣嚴峻，後二首略形鬆緩，何其前倨後恭如此？不用說，李鴻章的“死扛”產生了效果。上次曾國藩催調黃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臉皮，其所得力處，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語；這次逡巡滬上，緩緩“遵辦”，不斷“推諉”，也是活用這九字秘訣。五月三十日，淮軍克復長興，似乎再沒有藉口逗留江蘇了，然而，李鴻章還是不動身。那麽，不能領受“君命”，他找了什麽理由？
首先，明確表示“畛域”、“嫌怨”之類的提法是無稽之談：
“金陵關係東南數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賊勢可漸瓦解；況在江蘇本境，臣義所應為，敢存畛域之見？臣在曾國藩營中從事多年，與曾國荃素相投契，現又諄切商催，更無嫌怨之可避” ；
“諄切商催”，指曾國藩已經谘調淮軍西去助剿，業已洗清湘軍不願人助的“流言”。然後，再強調湖州之患及調度之難，將淮軍未能助剿的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
“若欲臣會攻金陵，復令臣協剿湖州，臣力實有不給。若令臣棄湖州而赴金陵，事體固分輕重，時勢固有緩急，臣敢不仰體朝廷與督臣（謂曾國藩）殷殷責望之意？但使臣統兵遠去，而湖賊窺伺入境，孰與主持調度？若僅分兵遠去，少則無濟於事，多則各統將資望相等，號令不一，與曾國荃各軍錯處圍城之下，曾國藩與臣皆不放心” ；
踢皮球從來就是吾國政治生活中一門高超技巧。湖州為當時一大“賊巢”，正處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寧；更有甚者，湖州太平軍一旦沖圍西去，對金陵圍局也有影響。湖州攻守之戰略意義，中樞當然明白，故這條理由堂堂正正。不過，淮軍大部分兵力援剿長興，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實，如前所述，乃是李鴻章為緩援南京預先準備的藉口，並以深深得罪左宗棠為代價。現在，他準備再得罪左宗棠一次，賴在這兒和他一塊規復湖州。淮軍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辭毋庸協助，淮軍既克長興以後，左宗棠就不能拒絕協攻湖州了。因為，不但事實證明了協剿效果好，而且，剿賊也不能半途而廢，故李鴻章要賴在浙江，左宗棠一點辦法也沒有。因此，這一腳皮球，助跑、擺腿都很到位，觸球部位也恰到好處，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樞，比起今日很多臨難苟發、草草一腳的踢法要高明許多。皮球，也不是那麽好踢的，讀者當三致意焉。
“清與太平天國之爭，至甲子（同治三年）春大勢早定，金陵之摧，計時以俟而已。然在當時，局中之焦慮，局外之謗譏，正不知如何沸騰。文正欲令李文忠援其弟，而又懼分功生隙，其心事曲折，此三書和盤托出。吾人與其嘲為天人交戰，毋寧佩其謀國之至忠。蓋其家庭骨肉之間，私書諄複，其權衡利害，褒貶是非，亦不過如此，則亦不失為得性情之正者。宜左文襄有‘自愧不如元輔’之嘆也”。
同治一朝，號為“中興”，乃由中央、地方合力而成；地方軍政固然有曾、李這樣的名臣大帥操辦一切，主持中樞朝政的慈禧、奕訢也決不是泛泛之輩。曾、李固然能一唱一和，造出拖延之局，中央未必就不解風情，聽不出弦外之音。然而，中央與地方，“聖主”與“微臣”，地位不同，立場各異。諭旨全是官話，隻問遲速而不徇私情，無暇照顧三人間的兄弟之情和師生之誼。因此，五月八日後，連續下達了四道催促助剿的命令。
五月十六日：“前經迭諭李鴻章拔兵助攻金陵，能否親往並飭令該撫酌辦。現當事機緊要之時，李鴻章務當不分畛域，不避嫌怨，迅速遵辦，力圖共濟，不準稍有推諉”；
五月十九日：“李鴻章恪遵前旨，不分畛域，拔兵助剿，或親往會攻，毋稍避嫌推諉”；
五月二十九日：“前據李鴻章奏……兵力難分；……著仍遵前旨，於所部各營內挑選精壯便捷善於攻城者二三千人，即交劉銘傳等帶赴金陵。……該撫或俟長興得手後，統率諸軍助攻金陵，不必定俟湖州克復”；
六月四日：“李鴻章仍遵前旨，俟長興克復，赴援金陵。並令劉銘傳等督帶選鋒先行，馳往助剿”；
前二首語氣嚴峻，後二首略形鬆緩，何其前倨後恭如此？不用說，李鴻章的“死扛”產生了效果。上次曾國藩催調黃翼升，他悍然抗命，不惜撕破臉皮，其所得力處，在“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語；這次逡巡滬上，緩緩“遵辦”，不斷“推諉”，也是活用這九字秘訣。五月三十日，淮軍克復長興，似乎再沒有藉口逗留江蘇了，然而，李鴻章還是不動身。那麽，不能領受“君命”，他找了什麽理由？
首先，明確表示“畛域”、“嫌怨”之類的提法是無稽之談：
“金陵關係東南數省大局，如能迅速攻拔，江、鄂賊勢可漸瓦解；況在江蘇本境，臣義所應為，敢存畛域之見？臣在曾國藩營中從事多年，與曾國荃素相投契，現又諄切商催，更無嫌怨之可避” ；
“諄切商催”，指曾國藩已經谘調淮軍西去助剿，業已洗清湘軍不願人助的“流言”。然後，再強調湖州之患及調度之難，將淮軍未能助剿的責任全都攬在自己身上：
“若欲臣會攻金陵，復令臣協剿湖州，臣力實有不給。若令臣棄湖州而赴金陵，事體固分輕重，時勢固有緩急，臣敢不仰體朝廷與督臣（謂曾國藩）殷殷責望之意？但使臣統兵遠去，而湖賊窺伺入境，孰與主持調度？若僅分兵遠去，少則無濟於事，多則各統將資望相等，號令不一，與曾國荃各軍錯處圍城之下，曾國藩與臣皆不放心” ；
踢皮球從來就是吾國政治生活中一門高超技巧。湖州為當時一大“賊巢”，正處江、浙交界，不予剿除，二省俱不得安寧；更有甚者，湖州太平軍一旦沖圍西去，對金陵圍局也有影響。湖州攻守之戰略意義，中樞當然明白，故這條理由堂堂正正。不過，淮軍大部分兵力援剿長興，造成不可“遽撤”的既成事實，如前所述，乃是李鴻章為緩援南京預先準備的藉口，並以深深得罪左宗棠為代價。現在，他準備再得罪左宗棠一次，賴在這兒和他一塊規復湖州。淮軍未到浙西以前，左宗棠尚可措辭毋庸協助，淮軍既克長興以後，左宗棠就不能拒絕協攻湖州了。因為，不但事實證明了協剿效果好，而且，剿賊也不能半途而廢，故李鴻章要賴在浙江，左宗棠一點辦法也沒有。因此，這一腳皮球，助跑、擺腿都很到位，觸球部位也恰到好處，才能不偏不倚的踢回中樞，比起今日很多臨難苟發、草草一腳的踢法要高明許多。皮球，也不是那麽好踢的，讀者當三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