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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就這麽挖啊挖，一直挖了大半年，炸藥費去十數萬，工兵死了一兩千，南京城還是完好無損。曾國荃憤懣異常，但又無計可施，加之肝病復發，身心俱壞，乃“逢人輒怒，遇事輒憂” 。曾國藩也用不上勁，隻好日日致函，多方設譬，大談性命之道，聊為寬慰：
“自蘇、杭克復，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獨不期其速，而期其穩。故發信數十次，總戒弟之欲速。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處，吾兄弟須有定識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動，井然不紊。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風波經過之後再行動手，實不為晚。吾所慮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營猛攻地道，多損精銳而無以禦援賊耳” ；
這等安慰，聊勝於無而已。至於“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本是抽象用語，類似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之類務虛的方略，孰料一語成讖，不久還真來了“一番大風波”。
朝廷考察曾國荃的工作進程，不會從三年正月合圍算起，而會將元年五月進紮雨花台認作曾國荃經營金陵的開端。然則迄今耗時已近二年，曾、李、左三路軍隊中，李、左連克名城，捷報頻傳，南京卻毫無成效。中樞諸公不能不形成一種看法，即湘軍暮氣已深，而蘇、浙兩軍，尤其是蘇軍如日方升，朝氣可用。那麽，調派蘇軍前來會攻，也就成為軍機處的議題。蘇州收復後，江蘇境內的“賊巢”，就隻剩常州城；常州離南京甚近，倘若克復常州，李鴻章帶領炮隊，順勢西進，以攻蘇、常之法，助攻南京，未嚐不是迅奏膚公的好辦法。
四月五日，淮軍攻克常州。中樞旋即下旨，命李鴻章派人接防東壩，並有“會攻（南京）之說”。淮軍剛剛經歷大戰，士卒須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隊西向，所以，諭旨僅示諮詢之意，沒有敦促之情。李鴻章和曾國藩通氣，就淮軍助剿之事，第一次表明立場：
“廷旨有令敝軍會攻之說。鄙意苦戰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勞苦累年，經營此城，一簣未竟；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是以常州奏捷後，不敢輕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將軍（明阿）遽欲會攻，誠為有損無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賊尚無去誌；左帥（宗棠）屢雲逼城，其實距城尚遠。昨來谘，屬勿會攻，請蘇軍進長興以扼其喉。月初當派劉、王、郭、楊四軍圖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而為進趨廣德、泗安之勢。……屆時，如金陵未克，必須炮隊往助，隻要吾師與沅丈一紙書，七月中旬可派鶴弟（李鶴章）帶數將前去” ；
如前所述，情急勢迫如催調黃翼升時，李鴻章能寫“詞意乖忤，氣質不平”之信，據理力爭，鋒芒盡露。而好整以暇之時，他又善體人情，能作此頭頭是道、義理俱勝之書。寥寥數語，安排一切，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一番。
先粗略分析湘、淮、楚（即左軍）三軍形勢。三軍中，湘最苦，楚次之，淮則獨享悠閑之樂。湘軍頓兵南京城下，一籌莫展，固不待言；楚軍雖克杭州，但湖州未下，未竟全功；而蘇、常克復，全省肅清，淮軍業已功成名就，無所追求。當然，中樞決不會讓行有餘力者就此硜硜自守，獨享清福，必定要調淮軍援助湘、楚。淮軍大部駐紮常州，西可會攻南京，南可助攻湖州；朝廷之意，自欲淮軍西進，因為南京在戰略上的價值，何啻十個湖州？但是，李鴻章故作懵懂，不去會攻南京，卻來援剿湖州。曾國荃不願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嚐沒這個意思；二月間，淮軍“撈過界”，攻克浙江嘉興，就惹得左宗棠大發牢騷：
“少荃中丞受蘇州之降，智則智矣，而究不免為島人（按即謂英國人）所輕。茲仍欲以此越界立功，而於宜（興）、溧（陽）本轄之劇賊則置之不顧，任其狂竄，而後擊之。於用兵機勢得矣，然不可謂謀國之忠也” ；
李鴻章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越界立功”必遭忌恨。往西往南，都是得罪人的事，而大勢所趨，又不得不選定一處來得罪，絕做不到兩麵討好。於是，權衡利弊、分別親疏，他決定繼續得罪左宗棠，繼嘉興以後，再去分剿湖州。當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絕，真將部隊開到湖州，楚軍非跟淮軍打一仗不可，故李鴻章選擇進攻湖州北部的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協攻湖洲，與協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別巨大，毋庸贅言；而且，協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違背朝意，又觸怒“左帥”，可說是利少害多，得不償失。李鴻章視而不見，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誼，“師門”與“沅丈”必然心領神會，大受感動。
此外，信中所謂“富將軍遽欲會攻”，乃指駐守揚州的富明阿於四月間主動請纓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並非缺少兵將，乃無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時抱貪鄙之念，遂冒然請旨助剿。軍機處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純屬幫倒忙，於是“諭旨令其以江北為重” ，毋庸南渡。李鴻章拈出此事，適足反襯自己樂於成人之美，毫無貪念。
世間之人，每當事態萌發之時，昧於查察之明，不能當機立斷，以至綿延遷就，小眚釀成大錯。淮軍助剿這個說法甫露端倪，李鴻章便態度鮮明的表明立場：“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並立即安排淮軍助剿浙江，全麵杜絕朝廷遣調的可能性。此舉固然如左宗棠所說“不可謂謀國之忠”，但舍此之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兼顧人情、國事麽？
“自蘇、杭克復，人人皆望金陵之速克。吾獨不期其速，而期其穩。故發信數十次，總戒弟之欲速。蓋深知洪逆非諸賊可比，金陵非他城可比也。此等處，吾兄弟須有定識定力，望老弟巍然不動，井然不紊。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吾弟若破地道，且待大風波經過之後再行動手，實不為晚。吾所慮者，一恐弟求速效而焦灼生病，一恐各營猛攻地道，多損精銳而無以禦援賊耳” ；
這等安慰，聊勝於無而已。至於“將克未克之際，必有一番大風波”，本是抽象用語，類似於“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之類務虛的方略，孰料一語成讖，不久還真來了“一番大風波”。
朝廷考察曾國荃的工作進程，不會從三年正月合圍算起，而會將元年五月進紮雨花台認作曾國荃經營金陵的開端。然則迄今耗時已近二年，曾、李、左三路軍隊中，李、左連克名城，捷報頻傳，南京卻毫無成效。中樞諸公不能不形成一種看法，即湘軍暮氣已深，而蘇、浙兩軍，尤其是蘇軍如日方升，朝氣可用。那麽，調派蘇軍前來會攻，也就成為軍機處的議題。蘇州收復後，江蘇境內的“賊巢”，就隻剩常州城；常州離南京甚近，倘若克復常州，李鴻章帶領炮隊，順勢西進，以攻蘇、常之法，助攻南京，未嚐不是迅奏膚公的好辦法。
四月五日，淮軍攻克常州。中樞旋即下旨，命李鴻章派人接防東壩，並有“會攻（南京）之說”。淮軍剛剛經歷大戰，士卒須稍作休息，未便即刻拔隊西向，所以，諭旨僅示諮詢之意，沒有敦促之情。李鴻章和曾國藩通氣，就淮軍助剿之事，第一次表明立場：
“廷旨有令敝軍會攻之說。鄙意苦戰日久，宜略休息。且沅丈勞苦累年，經營此城，一簣未竟；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是以常州奏捷後，不敢輕言越俎。朝命亦未敦促。富將軍（明阿）遽欲會攻，誠為有損無益，似宜拒之。湖州之賊尚無去誌；左帥（宗棠）屢雲逼城，其實距城尚遠。昨來谘，屬勿會攻，請蘇軍進長興以扼其喉。月初當派劉、王、郭、楊四軍圖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而為進趨廣德、泗安之勢。……屆時，如金陵未克，必須炮隊往助，隻要吾師與沅丈一紙書，七月中旬可派鶴弟（李鶴章）帶數將前去” ；
如前所述，情急勢迫如催調黃翼升時，李鴻章能寫“詞意乖忤，氣質不平”之信，據理力爭，鋒芒盡露。而好整以暇之時，他又善體人情，能作此頭頭是道、義理俱勝之書。寥寥數語，安排一切，我們有必要認真學習一番。
先粗略分析湘、淮、楚（即左軍）三軍形勢。三軍中，湘最苦，楚次之，淮則獨享悠閑之樂。湘軍頓兵南京城下，一籌莫展，固不待言；楚軍雖克杭州，但湖州未下，未竟全功；而蘇、常克復，全省肅清，淮軍業已功成名就，無所追求。當然，中樞決不會讓行有餘力者就此硜硜自守，獨享清福，必定要調淮軍援助湘、楚。淮軍大部駐紮常州，西可會攻南京，南可助攻湖州；朝廷之意，自欲淮軍西進，因為南京在戰略上的價值，何啻十個湖州？但是，李鴻章故作懵懂，不去會攻南京，卻來援剿湖州。曾國荃不願他人分功，左宗棠何嚐沒這個意思；二月間，淮軍“撈過界”，攻克浙江嘉興，就惹得左宗棠大發牢騷：
“少荃中丞受蘇州之降，智則智矣，而究不免為島人（按即謂英國人）所輕。茲仍欲以此越界立功，而於宜（興）、溧（陽）本轄之劇賊則置之不顧，任其狂竄，而後擊之。於用兵機勢得矣，然不可謂謀國之忠也” ；
李鴻章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越界立功”必遭忌恨。往西往南，都是得罪人的事，而大勢所趨，又不得不選定一處來得罪，絕做不到兩麵討好。於是，權衡利弊、分別親疏，他決定繼續得罪左宗棠，繼嘉興以後，再去分剿湖州。當然，事情不能做得太絕，真將部隊開到湖州，楚軍非跟淮軍打一仗不可，故李鴻章選擇進攻湖州北部的長興，“以避協攻湖郡之名”。協攻湖洲，與協攻南京，在“功利”上差別巨大，毋庸贅言；而且，協攻湖洲而不是南京，既違背朝意，又觸怒“左帥”，可說是利少害多，得不償失。李鴻章視而不見，毅然自承，其中的深情厚誼，“師門”與“沅丈”必然心領神會，大受感動。
此外，信中所謂“富將軍遽欲會攻”，乃指駐守揚州的富明阿於四月間主動請纓助剿南京一事。富明阿一介莽夫，不明白南京未克，並非缺少兵將，乃無西洋大炮之故；而性情浮躁，時抱貪鄙之念，遂冒然請旨助剿。軍機處諸人比他明白得多，知道他此去純屬幫倒忙，於是“諭旨令其以江北為重” ，毋庸南渡。李鴻章拈出此事，適足反襯自己樂於成人之美，毫無貪念。
世間之人，每當事態萌發之時，昧於查察之明，不能當機立斷，以至綿延遷就，小眚釀成大錯。淮軍助剿這個說法甫露端倪，李鴻章便態度鮮明的表明立場：“不但洋將常勝軍不可分彼功利，即蘇軍亦須緩議”；並立即安排淮軍助剿浙江，全麵杜絕朝廷遣調的可能性。此舉固然如左宗棠所說“不可謂謀國之忠”，但舍此之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兼顧人情、國事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