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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然而，如上引文所示，蘇州城的防禦，外有護城河、石壘、長城，開花炮距離過遠，不能直接轟擊城牆，隻有破除障礙後，方能直逼城根，架炮開打。而要破除障礙，光有陸軍還不行。因為李秀成慣於以攻為守、反客為主，時不時就能從水路派出奇兵來抄圍軍的後路；不解決這個後顧之憂，陸軍一味進攻外城，時不時就會遭遇腹背受敵的滅頂之災。所以需要水師協助，封鎖蘇州周遭如西塘、蘆墟、陽澄湖、九裏湖、黃天盪等十幾處水域，杜絕李秀成派出奇兵的可能性。水域既廣，汛地 又多，勢必需要大量水師營哨；李鴻章入蘇後，先已攜帶淮揚水師同行，後逢太湖水師前來接防，此時恰能派上用場。故引文所述蘇州城外的石壘、土牆，經水、陸合攻，在十月間一舉攻破，淮軍、常勝軍方能“徑抵城下，逼城轟打”，而駐蘇太平軍見外圍屏障盡失，全城俱在開花大炮射程之內，不免“膽寒”，遂有“乞為內應”之舉。由此可見，水師於蘇州之役，作用巨大。
但是，這兩路水師中由黃翼升率領的淮揚水師，按照全局戰略規劃，此時應該出現在蘇、皖之交的洪澤湖，協剿降而復叛的苗沛霖，怎麽仍滯留蘇南呢？早在五月間，曾國藩奏復剿苗方略，就提出調黃翼升北上助剿，江蘇境內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師接防 ，奉旨依允 。同時，通知李鴻章速遣黃翼升北上 。李鴻章聽令而行的話，手邊就隻能留下李朝斌一軍；而欲攻蘇州，必須封鎖周遭所有水域，單單一支水師絕不敷用，所以，為了攻下蘇州，他沒有遵守這個命令。從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間的通信，黃翼升水師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話題。曾國藩當然知道李鴻章攻蘇州不能無水師助陣的實際情況，但是，安徽巡撫唐訓方是湘軍將領，正受命進攻苗沛霖，於公於私，他都要施以援手。總統湘軍水師的楊嶽斌、彭玉麟，則是黃翼升的頂頭上司，與唐的關係則又密近於李，故極力支持調派黃翼升北上。朝命、軍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黃翼升一軍沒有不走的理由；而終於“梗令”達五個月之久，李鴻章、黃翼升反了不成？這就是前麵說的為成功而不顧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軍雖於一年內攻克十餘座城池，但是，不將蘇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戲無高潮的養生之法，聊可自娛；不足成其戰則勝攻則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賞。統帥如李鴻章，部將如黃翼升，所思所慮俱不能出此範圍，所以才一氣串通，悍然違命。功利二字連用；克蘇州是功，黃翼升一軍餉需取自李鴻章，則是利。曾國藩給彭玉麟分析黃翼升敢於抗命的原因，說：“昌歧（黃翼升字）餉項出自滬中，固不能不聽少荃（李鴻章字）調遣” ；羅爾綱先生研究湘軍、淮軍製度對近代兵製的影響，說最重要也是最惡劣的一點，就是由於軍隊就地籌餉，統帥私人籌餉，導致國有軍隊變成私人軍隊，開創了清末民國軍閥割據的局麵 。曾國藩說黃翼升敢於拒絕統帥曾國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餉項出自滬中”，不敢得罪財神爺李鴻章的緣故。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種歷史現象，我多費點筆墨，用現代行政製度的弊端解釋一番。地方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之時，各省都曾發生公安、檢察、司法部門為“維護”本地企業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綁架”相關“涉案”人員的極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則，公、檢、法等機構都應根據國家法律，遵從上級機構命令，合法行使權力，無庸也不能為地方事務濫用權力。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在“餉項”方麵不能盡行滿足各部門的預定“餉章”、乃至符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規定的實際“需求”，各部門經費不得不靠地方財政解決一部分。既然部門經費、福利與地方財政發生關係，那麽，地方財政的盈絀必將影響各部門的實際收益，於是，各部門不得不應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擔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的義務和責任，從而將使用權力的依據由國家法律置換為地方利益，將政令來源由上級機關置換為地方政府，因此，國家權力變成了地方權力。以黃翼升為代表的武裝（公、檢、法等地方機構），名義上是官軍（國家執法機關），卻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級主管機構）的命令，隻聽命於為之提供經費的江蘇政府或者說李鴻章個人（地方政府），則本質上已經蛻變為地方或者私人軍隊（地方權力）。
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國藩能夠理解，但不能夠縱容，於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鴻章下達最後通牒：
“昌歧（黃翼升字）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閣下五、六、七月各緘均稱待李質堂（朝斌）軍到齊，即令黃部換防赴淮，至八月後忽變前說。……楚軍歷年之規模，彭（玉麟）、楊（嶽斌）與唐（訓方）之公議，迫我以不得不參”；
所謂“八月後忽變前說”，即蘇州圍定後，必須水陸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廣，淮揚、太湖兩軍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鴻章不能放走黃翼升，不能遵守黃、李換防的“前說”。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曾國藩不得已，隻能“不得不參”。信到之時，李鴻章正在蘇州督戰，外圍牆壘盡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憚於嚴命，將水路撤圍，必將前功盡棄。所以，他橫下一條心，頑抗到底，遂寫下這封“詞意乖忤，氣質不平” 的答覆：
但是，這兩路水師中由黃翼升率領的淮揚水師，按照全局戰略規劃，此時應該出現在蘇、皖之交的洪澤湖，協剿降而復叛的苗沛霖，怎麽仍滯留蘇南呢？早在五月間，曾國藩奏復剿苗方略，就提出調黃翼升北上助剿，江蘇境內另派李朝斌太湖水師接防 ，奉旨依允 。同時，通知李鴻章速遣黃翼升北上 。李鴻章聽令而行的話，手邊就隻能留下李朝斌一軍；而欲攻蘇州，必須封鎖周遭所有水域，單單一支水師絕不敷用，所以，為了攻下蘇州，他沒有遵守這個命令。從五月到十月，曾、李之間的通信，黃翼升水師之行止就成了最主要的話題。曾國藩當然知道李鴻章攻蘇州不能無水師助陣的實際情況，但是，安徽巡撫唐訓方是湘軍將領，正受命進攻苗沛霖，於公於私，他都要施以援手。總統湘軍水師的楊嶽斌、彭玉麟，則是黃翼升的頂頭上司，與唐的關係則又密近於李，故極力支持調派黃翼升北上。朝命、軍令、交情，三者合力之下，黃翼升一軍沒有不走的理由；而終於“梗令”達五個月之久，李鴻章、黃翼升反了不成？這就是前麵說的為成功而不顧一切的人之常情在起作用了。淮軍雖於一年內攻克十餘座城池，但是，不將蘇州拿下，就好似有前戲無高潮的養生之法，聊可自娛；不足成其戰則勝攻則克的赫赫之功，用能懋賞。統帥如李鴻章，部將如黃翼升，所思所慮俱不能出此範圍，所以才一氣串通，悍然違命。功利二字連用；克蘇州是功，黃翼升一軍餉需取自李鴻章，則是利。曾國藩給彭玉麟分析黃翼升敢於抗命的原因，說：“昌歧（黃翼升字）餉項出自滬中，固不能不聽少荃（李鴻章字）調遣” ；羅爾綱先生研究湘軍、淮軍製度對近代兵製的影響，說最重要也是最惡劣的一點，就是由於軍隊就地籌餉，統帥私人籌餉，導致國有軍隊變成私人軍隊，開創了清末民國軍閥割據的局麵 。曾國藩說黃翼升敢於拒絕統帥曾國藩和直管上司彭玉麟的命令，就是“餉項出自滬中”，不敢得罪財神爺李鴻章的緣故。
為了更形象地說明這種歷史現象，我多費點筆墨，用現代行政製度的弊端解釋一番。地方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之時，各省都曾發生公安、檢察、司法部門為“維護”本地企業的利益，在本地或竟奔赴外省“綁架”相關“涉案”人員的極端案例。按照行政原則，公、檢、法等機構都應根據國家法律，遵從上級機構命令，合法行使權力，無庸也不能為地方事務濫用權力。但是，由於中央政府在“餉項”方麵不能盡行滿足各部門的預定“餉章”、乃至符合本地經濟發展水平而又超出中央規定的實際“需求”，各部門經費不得不靠地方財政解決一部分。既然部門經費、福利與地方財政發生關係，那麽，地方財政的盈絀必將影響各部門的實際收益，於是，各部門不得不應允地方政府的要求，承擔為地方經濟“保駕護航”的義務和責任，從而將使用權力的依據由國家法律置換為地方利益，將政令來源由上級機關置換為地方政府，因此，國家權力變成了地方權力。以黃翼升為代表的武裝（公、檢、法等地方機構），名義上是官軍（國家執法機關），卻不遵守朝廷（中央政府）和直管上司（上級主管機構）的命令，隻聽命於為之提供經費的江蘇政府或者說李鴻章個人（地方政府），則本質上已經蛻變為地方或者私人軍隊（地方權力）。
這種有奶便是娘的做法，曾國藩能夠理解，但不能夠縱容，於是，十月九日，他向李鴻章下達最後通牒：
“昌歧（黃翼升字）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閣下五、六、七月各緘均稱待李質堂（朝斌）軍到齊，即令黃部換防赴淮，至八月後忽變前說。……楚軍歷年之規模，彭（玉麟）、楊（嶽斌）與唐（訓方）之公議，迫我以不得不參”；
所謂“八月後忽變前說”，即蘇州圍定後，必須水陸合攻方可致效；而水域太廣，淮揚、太湖兩軍合力才足以布防，故李鴻章不能放走黃翼升，不能遵守黃、李換防的“前說”。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曾國藩不得已，隻能“不得不參”。信到之時，李鴻章正在蘇州督戰，外圍牆壘盡被“踏平”，克城指日可待，倘若憚於嚴命，將水路撤圍，必將前功盡棄。所以，他橫下一條心，頑抗到底，遂寫下這封“詞意乖忤，氣質不平” 的答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