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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第二段材料，則來自王闓運。祁門危急時，幕客、委員紛紛逃逸，王闓運也是其中一員；他有一句詩：“直慚攜短劍，真為看山來” ；就是為此次不甚光彩的行為自我解嘲。他提供的材料則是：
“李（鴻章）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怏望，後以沅浦（曾國荃）、俊臣（陳士傑）俱辭避，李乃自請行。非曾（國藩）意也” ；
鹹豐十一年十月，在滬紳士公推錢鼎銘赴安慶請援。錢於座次痛哭流涕，叩頭乞師。此前，曾國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軍則沿長江向東推進，計劃中暫無援蘇的規劃，一是兵力不敷調配，二是餉源無法落實。錢鼎銘帶來的江蘇紳士公啟（馮桂芬執筆）中，所謂“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無餉之鎮江”、“兵單餉乏之杭（州）、湖（州）”之外，還有個“有餉無兵之上海” 。因此，錢鼎銘此次帶來的，不僅僅是江蘇人民籲天待救的悲情，還有上海地區商紳籌集的巨款，所謂“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國藩不能不思有以應之。錢的問題解決了，就得解決人的問題。當日，他手下大將隻有鮑超、曾國荃，鮑超正在江西東部鏖戰，不可抽調；曾國荃克服安慶後，回鄉添募士兵，正好可派為援蘇之軍。朝廷接到江蘇告急之信，也點名派曾國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寫信給曾國荃：“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萬金 ，實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然則，援蘇不僅可報國家“厚恩”，還能解決湘軍餉絀的窘況，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可是，曾國荃自打攻克安慶後，精力所注，全在克復南京，其他種種，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絕 。最適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這個“次”，還輪不到李鴻章，曾國藩找的是湖南老鄉陳士傑。幸虧石達開這會正在騷擾陳士傑的家鄉桂陽，而陳又是大孝子，唯恐“驚憂太夫人”，故在鄉率兵防守，“不敢一日離” 。就這樣，曾國藩高瞻遠矚的目光才由遙遠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邊的李鴻章身上。而且，根據王闓運的說法，也就是矚目暗示而已，並未像對待老弟、老鄉那樣直言託付，所以，“發憤怏望”的李鴻章得學上一回毛遂，“自請”之後方能脫穎而出。這時候的李鴻章，是替補的替補，預備隊都不讓進，還比不上失意於埃弗頓隊的李瑋峰 啊。
由此可見，不出現這些陰差陽錯的情況，李鴻章怎麽做得了淮軍的統帥？確定統帥的人選，竟如此富有戲劇性，那支軍隊的組建，能不倉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國商船裝載這支倉促組建的新軍，緩緩駛過南京附近由太平軍控製的下關、九洑洲兩處炮台，到達上海。為防止太平軍糾察，李鴻章和其他將士一起“閉置西國汽舟中” ，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悶氣，應該比船艙中的悶氣更悶上百倍千倍吧。
當然，考察歷史事實，我們固然要注意個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個人情感去揣測當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謂非常，就是說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個人恩怨，而要行所當行，止所當止。曾國藩畢竟是他的老師，曾國藩畢竟是他的領導，曾國藩畢竟是他一生學問功業的奠基者，李鴻章倘因一時受氣，遂槍法大亂，那也就不是李鴻章了。仔細考察他抵滬以後的行止，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他的非常之處。人情、餉事、軍務諸端，頭緒太多；我們先講攻取蘇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擇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後再講拒援南京，證明他更具有止所當止的非常之度。
三、戰天京李鴻章告別青澀歲月
李鴻章於元年三月至上海，隨即一麵操練新軍，一麵規劃大計。六月，親赴泖湖、澱山湖前線實地考察後，遂大舉向西進攻，一年多時間，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崑山、江陰等城。二年七月，程學啟會同戈登常勝軍，進逼到蘇州城下。
蘇州本就是一座堅城，三年來，經李秀成、譚紹光精心布防，更覺堅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鯰魚口流入蘇州胥、盤兩門，外繞至婁門、齊門，大河如帶，橫豎三四道，環繞城垣。該逆憑河築長城，周圍十幾裏，槍眼炮台，層層密布。長城內，石壘土營數十座，南自盤門、北至婁門，聯絡扼紮。牆內多穴地為屋，堆土覆板於其上，以避開花炮，布置極為嚴整” ；
淮軍攻城，和湘軍區別甚大。湘軍曾、胡、左諸人最怕“老師堅城”，指示將領機宜時，時刻叮囑的就是圍而莫打。因為，挖地道、搭雲梯等等戰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傷亡，並不能對守軍造成致命打擊，遑論攻克。城垣高大，外繞護河的堅城，除了巨型炸炮，別無他法可破。湘軍隻有一件叫劈山炮的軍火，用於守營、野戰，效果固然不錯；用於攻城，則最多在牆上打凹幾個彈坑而已，可以稱之為浮雕藝術，絕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慶之克，都是圍上一年多，城內彈盡糧絕，方才大舉進攻；從未有兵臨城下，不及數月，遽行攻打之事 。淮軍則否。圍城前做好清場工作（即篇首所謂“外圍”），是一般軍事原則，淮軍固如湘軍一樣遵守；但是，圍定之後，淮軍即行猛攻，未有如湘軍候敵自潰者。原因何在？擁有開花大炮之故也。攻蘇州要帶上戈登率領的常勝軍，主要原因就是能藉助其炮火“轟坍”城牆，然後“梯而登之”，甚至“躍而入之”。擁有此等利器，淮軍攻城，當然比湘軍快捷得多。
“李（鴻章）在軍中不見知，常發憤怏望，後以沅浦（曾國荃）、俊臣（陳士傑）俱辭避，李乃自請行。非曾（國藩）意也” ；
鹹豐十一年十月，在滬紳士公推錢鼎銘赴安慶請援。錢於座次痛哭流涕，叩頭乞師。此前，曾國藩已安排左宗棠自江西援浙，己軍則沿長江向東推進，計劃中暫無援蘇的規劃，一是兵力不敷調配，二是餉源無法落實。錢鼎銘帶來的江蘇紳士公啟（馮桂芬執筆）中，所謂“江蘇今日之情事，……有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除了“有兵無餉之鎮江”、“兵單餉乏之杭（州）、湖（州）”之外，還有個“有餉無兵之上海” 。因此，錢鼎銘此次帶來的，不僅僅是江蘇人民籲天待救的悲情，還有上海地區商紳籌集的巨款，所謂“深情款款”也。所以，曾國藩不能不思有以應之。錢的問題解決了，就得解決人的問題。當日，他手下大將隻有鮑超、曾國荃，鮑超正在江西東部鏖戰，不可抽調；曾國荃克服安慶後，回鄉添募士兵，正好可派為援蘇之軍。朝廷接到江蘇告急之信，也點名派曾國荃前去援剿，所以，他便寫信給曾國荃：“吾家一門，受國厚恩，不能不力保上海重地。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厘捐六十萬金 ，實為天下膏腴。吾今冬派員去提二十萬金，當可得也” ；然則，援蘇不僅可報國家“厚恩”，還能解決湘軍餉絀的窘況，一舉兩得，何樂不為。可是，曾國荃自打攻克安慶後，精力所注，全在克復南京，其他種種，非所思存，故回信拒絕 。最適合去的人不想去，不得已，退而求其次。可是，這個“次”，還輪不到李鴻章，曾國藩找的是湖南老鄉陳士傑。幸虧石達開這會正在騷擾陳士傑的家鄉桂陽，而陳又是大孝子，唯恐“驚憂太夫人”，故在鄉率兵防守，“不敢一日離” 。就這樣，曾國藩高瞻遠矚的目光才由遙遠的湖南徐徐收回，落到近在身邊的李鴻章身上。而且，根據王闓運的說法，也就是矚目暗示而已，並未像對待老弟、老鄉那樣直言託付，所以，“發憤怏望”的李鴻章得學上一回毛遂，“自請”之後方能脫穎而出。這時候的李鴻章，是替補的替補，預備隊都不讓進，還比不上失意於埃弗頓隊的李瑋峰 啊。
由此可見，不出現這些陰差陽錯的情況，李鴻章怎麽做得了淮軍的統帥？確定統帥的人選，竟如此富有戲劇性，那支軍隊的組建，能不倉促？同治三年三月，七艘英國商船裝載這支倉促組建的新軍，緩緩駛過南京附近由太平軍控製的下關、九洑洲兩處炮台，到達上海。為防止太平軍糾察，李鴻章和其他將士一起“閉置西國汽舟中” ，我想，他心中憋的那股悶氣，應該比船艙中的悶氣更悶上百倍千倍吧。
當然，考察歷史事實，我們固然要注意個人恩怨的重要性，但也不能一味以個人情感去揣測當事者的一言一行。能成非常之功，必是非常之人；所謂非常，就是說能超乎常情之外，不必事事都出以個人恩怨，而要行所當行，止所當止。曾國藩畢竟是他的老師，曾國藩畢竟是他的領導，曾國藩畢竟是他一生學問功業的奠基者，李鴻章倘因一時受氣，遂槍法大亂，那也就不是李鴻章了。仔細考察他抵滬以後的行止，我們才能真正認識他的非常之處。人情、餉事、軍務諸端，頭緒太多；我們先講攻取蘇州，可知他固然具有但求成功、不擇手段的很忍之心，然後再講拒援南京，證明他更具有止所當止的非常之度。
三、戰天京李鴻章告別青澀歲月
李鴻章於元年三月至上海，隨即一麵操練新軍，一麵規劃大計。六月，親赴泖湖、澱山湖前線實地考察後，遂大舉向西進攻，一年多時間，連克青浦、嘉定、常熟、太倉、崑山、江陰等城。二年七月，程學啟會同戈登常勝軍，進逼到蘇州城下。
蘇州本就是一座堅城，三年來，經李秀成、譚紹光精心布防，更覺堅不可摧：
“太湖之水，由胥口、鯰魚口流入蘇州胥、盤兩門，外繞至婁門、齊門，大河如帶，橫豎三四道，環繞城垣。該逆憑河築長城，周圍十幾裏，槍眼炮台，層層密布。長城內，石壘土營數十座，南自盤門、北至婁門，聯絡扼紮。牆內多穴地為屋，堆土覆板於其上，以避開花炮，布置極為嚴整” ；
淮軍攻城，和湘軍區別甚大。湘軍曾、胡、左諸人最怕“老師堅城”，指示將領機宜時，時刻叮囑的就是圍而莫打。因為，挖地道、搭雲梯等等戰法，除了造成己方大量傷亡，並不能對守軍造成致命打擊，遑論攻克。城垣高大，外繞護河的堅城，除了巨型炸炮，別無他法可破。湘軍隻有一件叫劈山炮的軍火，用於守營、野戰，效果固然不錯；用於攻城，則最多在牆上打凹幾個彈坑而已，可以稱之為浮雕藝術，絕不敢大言攻城。故九江、安慶之克，都是圍上一年多，城內彈盡糧絕，方才大舉進攻；從未有兵臨城下，不及數月，遽行攻打之事 。淮軍則否。圍城前做好清場工作（即篇首所謂“外圍”），是一般軍事原則，淮軍固如湘軍一樣遵守；但是，圍定之後，淮軍即行猛攻，未有如湘軍候敵自潰者。原因何在？擁有開花大炮之故也。攻蘇州要帶上戈登率領的常勝軍，主要原因就是能藉助其炮火“轟坍”城牆，然後“梯而登之”，甚至“躍而入之”。擁有此等利器，淮軍攻城，當然比湘軍快捷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