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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天京：晚清軍政傳信錄 作者：譚伯牛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超受官職，例必謝恩，謝恩摺例必客氣辭讓一番，這套虛文我就不講了，單講講曾國藩如何手把手教他兄弟寫奏摺。
胡林翼說：“天下奏牘，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 ；“洞庭以南”，即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國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鴻章寫奏摺也是一把好手，隻是當時頭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選。曾國藩既為“三把手”之一，曾國荃對阿兄在寫作奏摺方麵的意見，自然言聽計從，不像論軍務那樣“每每長篇辯駁”。
曾國荃補授巡撫，可以“單銜奏事”，便思有所表見。此前軍務、人事、餉況，都由其兄代奏，略無遺漏；曾九胸中實無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達天聽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雙，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達一圈，曾九急於奏事之情，頗具此種童趣。但是，立言有體有要，像這種沒話找話、純屬嚐新的不穩重，就是不識大體，所以，曾國藩給他上的奏摺第一課，就是：
“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闕後三個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餘辦可也” ；
“左季帥”，左宗棠，字季高，時方率領楚軍攻戰於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國藩當作榜樣，令曾國荃效法。曾國荃此時奏事，無非調防布圍等瑣事，剿滅小股等細事，沒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愛聽的是克服城池，捕殺“著名賊目”，不愛聽的是軍隊潰敗，喪失守地，這兩種大喜、大憂，都不能隱瞞不報，要據實上陳。其他瑣細事務，屬於地方、軍隊首長職權範圍，可以自行處理，不是諭旨垂詢，自無屢瀆天聽的必要。除此之外，減少主動奏事次數，還有另外一層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諳體製，歷來是中央、地方聚訟紛紜的根源。六部製度，有則有例，構成一套嚴密繁瑣的操作章程，不要說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關鍵。真正掌握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們地位低，工資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閑。因為，非如此不能凸現業務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財；借事所生之財，名曰“部費”，尤為胥吏“喜事”的根本動力。“部費”是什麽呢？一語以蔽之曰：賄賂。舉個報銷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於法的“部費”，實具有內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當性”。戰事完畢，統帥例須向戶部報銷軍費，而戶部胥吏則藉此索要“部費”。打仗是公事，報銷也是公事，軍方出具費用明細，財政部門加以審計，公事公辦，多退少補，其中何有賄賂一說？可分為兩種情況，加以考察：一、將領有貪汙之嫌，帳目經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將領分一杯羹，則審計時睜一隻眼閉一支眼，船過得舵也過得，大家按比例分贓，公私兩便；一、將領清廉，帳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門則例的優勢，大至報表格式、報銷標準，小到銀錢成色、庫存實數，絞盡腦汁加以刁難，或無中生有造成冤案，或遷延時日造成耽擱。將領不勝其煩，隻好散財消災。這就是部費的內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費，眾生平等，從不吃軟怕硬，一概雁過拔毛，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當性”。福康安征西藏，軍功顯赫，回京後，照例往戶部遞交會計帳冊，報銷軍費。他依仗軍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費。部吏基於前所說“合法性”與“正當性”，登門造訪，“賀喜請賞”（“賞”即部費）。福康安大怒：“麽麽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部吏不卑不亢，說：
“索費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資，僅就本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倦厭，必幹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為中堂計，非為各胥計也”；
部費是陋規，所以胥吏要為此另立名目。數額太大，報表太多，隻有“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才能速報速結；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實際費用，名正言順，絕無“賄賂”之意。倘無此項費用，那麽，幾個月的財務審計，可能要“三數年”方可畢功。本來，大軍凱旋，龍顏大悅，打鐵趁熱，報銷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遷延數年，“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喜聞戰勝攻取之情逐漸冷卻，警惕中飽幹沒之意油然而生，於是“上意倦厭”，必定囑咐部吏對帳目嚴加審核。稍有差池，“必幹詰責”，而“物議”四起，紀檢監察部門必聞風而動，帳務方麵的技術錯誤就可能上綱上線，成為原則錯誤，乃至成為犯罪證據，“必興大獄”。所以，用於僱人加班之“部費”，實為保護“中堂”的政治生命，並非滿足“各胥”的私慾。說辭堂堂正正，情理俱當，所暗示的後果，極能撼動人心。所以福康安“聞之，大為激賞，遽飭糧台以二百萬與之” 。
胡林翼說：“天下奏牘，僅三把手，而均在洞庭以南” ；“洞庭以南”，即是湖南；“三把手”，即曾國藩、左宗棠和他自己。李鴻章寫奏摺也是一把好手，隻是當時頭角未露，所以不在其選。曾國藩既為“三把手”之一，曾國荃對阿兄在寫作奏摺方麵的意見，自然言聽計從，不像論軍務那樣“每每長篇辯駁”。
曾國荃補授巡撫，可以“單銜奏事”，便思有所表見。此前軍務、人事、餉況，都由其兄代奏，略無遺漏；曾九胸中實無多少不吐不快的“下情”，非得上達天聽不可。小孩子新得套鞋一雙，不管是否下雨，先穿上出外溜達一圈，曾九急於奏事之情，頗具此種童趣。但是，立言有體有要，像這種沒話找話、純屬嚐新的不穩重，就是不識大體，所以，曾國藩給他上的奏摺第一課，就是：
“應奏之事暫不必忙。左季帥奉專銜奏事之旨，闕後三個月始行拜疏；雪琴得巡撫及侍郎後，除疏辭、復奏二次後，至今未另奏事。弟非有要緊事件，不必專銜另奏；尋常報仗，仍由餘辦可也” ；
“左季帥”，左宗棠，字季高，時方率領楚軍攻戰於浙江。“雪琴”，彭玉麟字。此二人被曾國藩當作榜樣，令曾國荃效法。曾國荃此時奏事，無非調防布圍等瑣事，剿滅小股等細事，沒有大作文章的必要。中央愛聽的是克服城池，捕殺“著名賊目”，不愛聽的是軍隊潰敗，喪失守地，這兩種大喜、大憂，都不能隱瞞不報，要據實上陳。其他瑣細事務，屬於地方、軍隊首長職權範圍，可以自行處理，不是諭旨垂詢，自無屢瀆天聽的必要。除此之外，減少主動奏事次數，還有另外一層深意。
京官不知外事，外官不諳體製，歷來是中央、地方聚訟紛紜的根源。六部製度，有則有例，構成一套嚴密繁瑣的操作章程，不要說一般外官，本部堂官也不一定就明白其中關鍵。真正掌握這套章程的人，多是部中胥吏，他們地位低，工資少，不避繁冗，就怕清閑。因為，非如此不能凸現業務才能，非如此不能借事生財；借事所生之財，名曰“部費”，尤為胥吏“喜事”的根本動力。“部費”是什麽呢？一語以蔽之曰：賄賂。舉個報銷的案例，就能知道不容於法的“部費”，實具有內在“合法性”，而舞文弄法的胥吏，亦具有程序“正當性”。戰事完畢，統帥例須向戶部報銷軍費，而戶部胥吏則藉此索要“部費”。打仗是公事，報銷也是公事，軍方出具費用明細，財政部門加以審計，公事公辦，多退少補，其中何有賄賂一說？可分為兩種情況，加以考察：一、將領有貪汙之嫌，帳目經不起推敲。胥吏要求將領分一杯羹，則審計時睜一隻眼閉一支眼，船過得舵也過得，大家按比例分贓，公私兩便；一、將領清廉，帳目清楚。胥吏利用熟悉部門則例的優勢，大至報表格式、報銷標準，小到銀錢成色、庫存實數，絞盡腦汁加以刁難，或無中生有造成冤案，或遷延時日造成耽擱。將領不勝其煩，隻好散財消災。這就是部費的內在“合法性”。胥吏索要部費，眾生平等，從不吃軟怕硬，一概雁過拔毛，這就是部吏的程序“正當性”。福康安征西藏，軍功顯赫，回京後，照例往戶部遞交會計帳冊，報銷軍費。他依仗軍功，且自忖深得帝心，故悍然不提部費。部吏基於前所說“合法性”與“正當性”，登門造訪，“賀喜請賞”（“賞”即部費）。福康安大怒：“麽麽小胥，敢向大帥索賄賂乎！”部吏不卑不亢，說：
“索費非所敢。但用款多至數千萬，冊籍太多，必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數月之間全行具奏，上方賞功成，必一喜而定。若無巨資，僅就本有之人，分案陸續題達，非三數年不能了事。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上意倦厭，必幹詰責，物議因而乘之，必興大獄。此乃為中堂計，非為各胥計也”；
部費是陋規，所以胥吏要為此另立名目。數額太大，報表太多，隻有“多添書手，日夜迅辦”，才能速報速結；意即增添人手和加班的實際費用，名正言順，絕無“賄賂”之意。倘無此項費用，那麽，幾個月的財務審計，可能要“三數年”方可畢功。本來，大軍凱旋，龍顏大悅，打鐵趁熱，報銷之事“必一喜而定”。倘若遷延數年，“今日所奏乃西軍報銷，明日所奏又西軍報銷”，喜聞戰勝攻取之情逐漸冷卻，警惕中飽幹沒之意油然而生，於是“上意倦厭”，必定囑咐部吏對帳目嚴加審核。稍有差池，“必幹詰責”，而“物議”四起，紀檢監察部門必聞風而動，帳務方麵的技術錯誤就可能上綱上線，成為原則錯誤，乃至成為犯罪證據，“必興大獄”。所以，用於僱人加班之“部費”，實為保護“中堂”的政治生命，並非滿足“各胥”的私慾。說辭堂堂正正，情理俱當，所暗示的後果，極能撼動人心。所以福康安“聞之，大為激賞，遽飭糧台以二百萬與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