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在重慶這個難以適應的戰時首都，陷入孤立，這裏的公共設施過於擁擠，而且很不方便，氣候令人難以忍受。國民黨政權很快就腐敗盛行，而這卻成了高級軍官和官僚階層的一種生活方式；大量徵兵的行徑令人憤慨萬分，身披枷鎖的農民忍飢挨餓。身受病魔和死亡威脅的事實使得農民——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支持蔣介石和國民黨的最輕微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最後，巨大的通貨膨脹首先出現在重慶，達到了戰後的最高峰，給者百姓帶來了無窮的災難，也使得政權普遍腐化墮落。
蔣介石沒有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沒有對此採取任何措施，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對自己的道德操守確信不疑，但卻對他的家庭成員和下屬聚斂財富的醜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執政的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正好被它的對手和攻擊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國民黨政權本身給共產主義者成功地發動革命和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運動提供了理由。必須指出的是，從1923年底訪問蘇聯時開始，蔣介石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了一種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更了解列寧的觀點和共產國際的工作，但後來，他把共產主義看作鐵板一塊的簡單看法卻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澤東心中燃燒著民族主義的火焰。
中日戰爭初期，史達林願意給蔣介石政府一定的幫助。
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蘇聯得到一些暫時的好處，它把日本人拖進中國戰爭，使之遠離蘇聯遠東地區，這對蘇聯是有利的；從這個時候起，蘇聯開始向國民黨的中國提供武器和貸款。
按照史達林的希望，毛澤東開始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使國共兩黨實現暫時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間，共產國際世界性的宣傳機構高度評價了蔣介石，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和國際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對國民黨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它使日本在與蘇聯有關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國自由行動。
這時，史達林不再希望樹立蔣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國際宣傳係統口徑一下變了過來。同時，一種錯誤的觀點被廣泛傳播，並幾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論作者、評論家和一般的知識階層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隻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這種雙向宣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特別是對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更是如此。美國駐華大使館戰時和戰後分別由重慶和南京發回消息證明了這一點。
被歪曲的有關共產黨的觀點成為被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接受的教條，而蔣介石本人所作的宣傳卻沒有什麽效果。蔣夫人宋美齡為了本國政權的利益和爭取美國對其行動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國進行大量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國際通過其自覺和不自覺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須說明，中美之間當然已經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將軍從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國在中國擔任各種高級職務，他很快就從總體上反對蔣介石了。美國被迫參戰以後——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結果——蔣介石又回到他原來的觀點，認為相比之下，反對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國可以替他做這件事），而節省力量，準備同共產黨為奪取權力進行決戰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覺得蔣的這種態度難以理解而且事實上令人難以忍受的美國人。他把這種想法電告他的上司——羅斯福總統和國防部的馬歇爾將軍。蔣介石和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因此而變得緊張起來。由於在重慶和後來在南京的記者的反麵報導，也由於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同美國人和美國組織建立“統一戰線”的積極努力，這種分歧不斷加深。
在1943年召開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積極主張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支持1944年春緬甸大規模的保衛戰，這次保衛戰的目的是要打破對中國的封鎖；他還許諾在戰後阻止蘇聯攫取東北方麵支持中國。作為條件，他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了和共產黨共同解決國內問題的承諾。
但是，美國總統在德黑蘭同史達林和邱吉爾（沒有蔣介石）
進行了進一步的會晤。在德黑蘭會議上，他向蘇聯領導人保證不履行他答應蔣介石的條件，事實上，美國人沒有實現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答應蔣介石的任何承諾。在1945年2月召開的瓜分勢力範圍的雅爾達會議上，作為史達林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羅斯福總統答應了史達林對中國領土主權的要求。蘇聯按時參戰，占領東北。他們允許中共占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民黨政府重返東北，此外還把大量的日軍裝備送給共產黨的軍隊。
這些行為本身——在史達林這一邊，也在羅斯福那一邊——或許滿足了他們自己的需要，卻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然走向軍事失敗。
此外，蔣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次錯誤，從而加劇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對所占領的區域使用殘暴的統治手段，而蔣介石本人沒有控製住這種做法；西安事變過了10年之後，他仍然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他對希望能釋放少帥並派他回東北以確保國民黨統治的建議置之不理，相反卻繼續囚禁張學良；他解散了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的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使共產黨方麵的力量得到補充。
蔣介石沒有認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也沒有對此採取任何措施，這足他重大的疏忽。
他對自己的道德操守確信不疑，但卻對他的家庭成員和下屬聚斂財富的醜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執政的國民黨的所作所為正好被它的對手和攻擊它的人所利用，正是國民黨政權本身給共產主義者成功地發動革命和進行反對國民黨的運動提供了理由。必須指出的是，從1923年底訪問蘇聯時開始，蔣介石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有了一種固定的看法。他比同時代的大多數人更了解列寧的觀點和共產國際的工作，但後來，他把共產主義看作鐵板一塊的簡單看法卻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他看不到毛澤東心中燃燒著民族主義的火焰。
中日戰爭初期，史達林願意給蔣介石政府一定的幫助。
1937年8月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使蘇聯得到一些暫時的好處，它把日本人拖進中國戰爭，使之遠離蘇聯遠東地區，這對蘇聯是有利的；從這個時候起，蘇聯開始向國民黨的中國提供武器和貸款。
按照史達林的希望，毛澤東開始執行統一戰線的政策，使國共兩黨實現暫時的重新和解。在此期間，共產國際世界性的宣傳機構高度評價了蔣介石，稱他為一個偉大的民族領袖和國際政治家。
但1941年4月簽訂的《蘇日中立條約》，對國民黨中國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它使日本在與蘇聯有關的事情上可以在中國自由行動。
這時，史達林不再希望樹立蔣介石的形象了，巨大的國際宣傳係統口徑一下變了過來。同時，一種錯誤的觀點被廣泛傳播，並幾乎很普遍地被西方的社論作者、評論家和一般的知識階層所接受：中國共產黨根本不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們隻是一些土地改革家而已。
這種雙向宣傳的影響是不可估量的，特別是對美國公眾輿論的影響更是如此。美國駐華大使館戰時和戰後分別由重慶和南京發回消息證明了這一點。
被歪曲的有關共產黨的觀點成為被美國國務院和白宮接受的教條，而蔣介石本人所作的宣傳卻沒有什麽效果。蔣夫人宋美齡為了本國政權的利益和爭取美國對其行動的支持，以私人身份在美國進行大量宣傳。
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國際通過其自覺和不自覺的盟友，在中美摩擦中起了很大作用。必須說明，中美之間當然已經存在一些摩擦。
史迪威將軍從1942年3月到1944年9月代表美國在中國擔任各種高級職務，他很快就從總體上反對蔣介石了。美國被迫參戰以後——這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結果——蔣介石又回到他原來的觀點，認為相比之下，反對日本人是不重要的（既然美國可以替他做這件事），而節省力量，準備同共產黨為奪取權力進行決戰是最重要的。
史迪威並不是唯一的一個覺得蔣的這種態度難以理解而且事實上令人難以忍受的美國人。他把這種想法電告他的上司——羅斯福總統和國防部的馬歇爾將軍。蔣介石和美國盟友之間的關係因此而變得緊張起來。由於在重慶和後來在南京的記者的反麵報導，也由於共產黨和他們的同路人同美國人和美國組織建立“統一戰線”的積極努力，這種分歧不斷加深。
在1943年召開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積極主張把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支持1944年春緬甸大規模的保衛戰，這次保衛戰的目的是要打破對中國的封鎖；他還許諾在戰後阻止蘇聯攫取東北方麵支持中國。作為條件，他從蔣介石那裏得到了和共產黨共同解決國內問題的承諾。
但是，美國總統在德黑蘭同史達林和邱吉爾（沒有蔣介石）
進行了進一步的會晤。在德黑蘭會議上，他向蘇聯領導人保證不履行他答應蔣介石的條件，事實上，美國人沒有實現羅斯福在開羅會議上答應蔣介石的任何承諾。在1945年2月召開的瓜分勢力範圍的雅爾達會議上，作為史達林參加對日作戰的條件，羅斯福總統答應了史達林對中國領土主權的要求。蘇聯按時參戰，占領東北。他們允許中共占領大部分鄉村地區，阻止國民黨政府重返東北，此外還把大量的日軍裝備送給共產黨的軍隊。
這些行為本身——在史達林這一邊，也在羅斯福那一邊——或許滿足了他們自己的需要，卻使蔣介石在內戰中必然走向軍事失敗。
此外，蔣介石犯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次錯誤，從而加劇了他的不幸。他的部下對所占領的區域使用殘暴的統治手段，而蔣介石本人沒有控製住這種做法；西安事變過了10年之後，他仍然對自己的遭遇耿耿於懷，他對希望能釋放少帥並派他回東北以確保國民黨統治的建議置之不理，相反卻繼續囚禁張學良；他解散了30萬曾為日本人效力的偽軍，在東北把他們全部釋放，結果使共產黨方麵的力量得到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