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認識到需要一種意識形態，但他試圖創立的新觀念卻讓人難以接受，最後終於流產。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盡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盡管被當作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麵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麵，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徵。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麵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幹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裏，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隻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作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持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佯的指示。
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布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製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隻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裏，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劃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裏，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裏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這也必須算作蔣介石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勝負的評估表上，這應該算是他的對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丟分。
“圍剿”計劃的全麵失敗和西安事變中的慘敗使蔣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別無選擇，盡管他還是希望有更多的準備時間。
我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未至磨爭論過，我認為蔣介石以大撤退爭取時間的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的，但卻帶來了長遠的對他不利的政治後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產黨遊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的英雄主義氣概。
而此時國民黨卻聽憑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踐踏。除個別地區，例如“模範長官”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外，國民黨在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的、成功而堅強的遊擊軍。
結果，抗戰結束時，毛澤東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的戰略上，而且很關心中國之外的大國政治，因而忽視了“微型戰爭”，而正是這種戰爭為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實現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目標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盡管蔣介石的戰略從軍事常規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級將領看來是正確的，但在國民黨方麵卻有一種深深的災難性的感覺。
雖然，麵對殘忍的侵略者，他們在轉入內地的過程中經受了種種艱難困苦，但在戰爭初期——從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氣一直很高昂。從1939年初開始，一種腐敗現象出現了。
他的“新生活運動”沒有激起普遍的熱情，盡管半法西斯主義的“藍衣社”和清教式的“基督教青年黨”積極推動這次運動，這個“新生活運動”是儒家思想和基督教思想所造成的一種奇怪的混合物。
這一次，毛澤東發表了《新民主主義論》，又略勝一籌，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盡管被當作官方經典大力推廣，但沒有受到知識階層的重視，大多數人對它一無所知。
必須說明，蔣介石麵臨巨大的困難：在孫中山革命失敗之後出現了普遍的混亂局麵，中國共產黨和蘇聯支持者的挑戰，以及日本的入侵，還有他的盟友們不小的判斷錯誤、欺騙行為和對他的背叛。
但我們卻不能站在他一方說他的困難要比共產黨初期遇到的困難大。
毛澤東作為一個處境艱難的少數黨的領袖，在強大得多的政府軍包圍下，好幾年得不到蘇聯的援助。不過，最後蘇聯的援助對共產黨取得優勢起了很大的作用，而蔣介石卻失去了相應的外援。
蔣介石犯下的第一個，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最致命的錯誤是在1926年至1928年間向北進軍途中他所產生的征服中國的幻想。在國民黨的史書中，這次進軍叫“北伐戰爭”。蔣介石經過充分的準備，正式接受軍閥們交給他的領導大權，這是一種懲罰的標誌，也是蔣介石的權力膨脹的象徵。
對蔣介石來說，這種權勢轉移是一個輝煌的勝利，因為蔣介石希望用簡單的方法達到這個目的。
也許，這是因為他別無選擇。一些軍閥，例如閻錫山和馮玉祥，力量很強，能夠發動正麵進攻。蔣介石一心想迅速取得成果，他不想把這些軍閥趕出他們的據點，也不想用他選定的人來代替他們。他希望結束北伐，使之告一段落，以便騰出手幹他真正感興趣的事——“消滅共產黨”。
在大陸的其餘時間裏，蔣介石則往往由於草率從事而自食其果。
在軍閥看來，他隻不過是他們中的一員而已——但無疑是最大的、最有權力的軍閥。
但是，他們從來沒有無條件地把他當作領袖，甚至當他在1928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時，他們也依然如此。當有利可圖時，他們會派軍隊支持蔣介石，但在一般情況下，他們總是拒絕在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外與蔣合作，在日本侵略時情況是如此，在內戰期間也不例外。
我曾指出蔣介石最大的判斷錯誤是在1931年日本入侵時指示張學良不要抵抗。
從軍事角度上講，蔣介石有很充分的理由作這佯的指示。
日軍在裝備、訓練、紀律和指揮上都大大超過中國軍隊，蔣介石的抗戰部署尚在開始階段，他希望能在對日軍進行反擊之前完成這些布置，以彌補軍事上的不足。
首先，在對付日本人之前，如果進展順利，他希望能“消滅共產黨”。
在所有這些問題上，他於1931年製定的政策都是慘重的失敗。這就給廣大中國人民和知識分子以及軍閥一個明顯的印象——蔣介石不準備抗日，他隻想讓中國人打中國人。
正因為如此，少帥才在1936年把他扣押在西安。很不光彩的獲釋以及周恩來戲劇性的出現使得蔣介石永遠不肯原諒張學良，因此把他無休止地囚禁在屋子裏，這也是蔣介石犯下的一個大錯。
雖然蔣介石常常是阻礙他自己成功的最大敵人，但他還有些真正可怕的“合法的”敵人。
他1934年的第五次“剿共”計劃使紅軍在江西的實驗成為泡影，但是毛澤東突破了他的嚴密封鎖，率領紅軍和他們的追隨者行軍6000英裏，到達了中國西北的陝西省。他們不僅在那裏繼續戰鬥而且徹底推翻了蔣介石在大陸的統治。
對蔣介石來說，第五次“剿共”戰役無疑是一個勝利，但從長遠看，紅軍長征的意義衝散了蔣介石的勝利。因此，這也必須算作蔣介石失敗的原因之一。在勝負的評估表上，這應該算是他的對手得分而不能算他丟分。
“圍剿”計劃的全麵失敗和西安事變中的慘敗使蔣介石除了抗日之外別無選擇，盡管他還是希望有更多的準備時間。
我曾經和日本軍事作家未至磨爭論過，我認為蔣介石以大撤退爭取時間的戰略是正確也是成功的，但卻帶來了長遠的對他不利的政治後果，使得大片土地由共產黨遊擊隊滲透，並表現出抗日的英雄主義氣概。
而此時國民黨卻聽憑人民遭受日本人的踐踏。除個別地區，例如“模範長官”閻錫山領導下的山西外，國民黨在大部分地區都未能建立起訓練有素的、成功而堅強的遊擊軍。
結果，抗戰結束時，毛澤東在北方大部分地區建立了自己的軍隊。蔣介石把注意力集中在大規模的戰略上，而且很關心中國之外的大國政治，因而忽視了“微型戰爭”，而正是這種戰爭為毛澤東和他的追隨者們實現他們的政治和軍事目標奠定了基礎。
不僅如此，盡管蔣介石的戰略從軍事常規的角度以及在陷入困境的日本高級將領看來是正確的，但在國民黨方麵卻有一種深深的災難性的感覺。
雖然，麵對殘忍的侵略者，他們在轉入內地的過程中經受了種種艱難困苦，但在戰爭初期——從1937年夏到1939年初，士氣一直很高昂。從1939年初開始，一種腐敗現象出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