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除了蔣介石之外，馬歇爾將軍已無人可談了，他們兩人於12月1日進行了一次會談，雙方的分歧已無法彌補。
馬歇爾嚴厲地指責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了他的調解工作，並指責他把70％的預算用於軍費，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這樣做隻會為共產主義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蔣介石回答說：共產黨從來就沒打算與國民黨合作，在蘇聯的影響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辦法隻有消滅共產黨的軍隊，這需要八到十個月，至於經濟形勢，他無比自信地說，不會有崩潰的危險，因為中國是農業經濟。談到這裏，兩個人不歡而散。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蔣介石顯然不再理會馬歇爾將軍了。
他自行其是，於11月27日向“國民大會”提交了一部憲法草案，這個草案於1946年聖誕節那天通過，從表麵上看，這部憲法處處都是按孫中山的希望製定的，它規定，一切公民和種族都是平等的；實行全民不記名投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享有選舉權；保障權利和自由；總統六年選舉一次；隻許連任一次等等。
遵照孫中山的臨終遺言，政府將分五個部門，即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考選部門。大會同意憲法於一年之後生效。
中共和民盟沒有參加憲法的製定。除了國民黨之外，隻有兩個很小的黨派參加了憲法的製定工作，即青年黨和張嘉森領導的民主社會黨。
就中國大陸當時的情形而言，這部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國民黨被趕到台灣之後，這些規定才在那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執行。
看到事情已毫無希望，馬歇爾將軍要求將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國，擔任國務卿。
當天，他發表了一份長篇的“個人聲明”，說他的失敗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對方都有著“幾乎無法解除的懷疑”。
兩黨都是由極端分子操縱的，國民黨裏的是“一批反動派”，共產黨裏的則是“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
他認為，在共產黨裏，有一批開明派，特別是那些年輕人，“他們是因為憎惡地方政府的腐敗才轉向共產黨的，”他們會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共產主義思想之上。
他的聲明中沒有提到蘇聯，似乎中共從這一年開始出現的強硬態度，與史達林放棄與美國合作，幫助中共壯大軍隊的決定毫無關係。
美國對馬歇爾使命的失敗作了許多反省，這些反省包括馬歇爾將軍自己的觀點，已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是，中國方麵的解釋雖然沒有引起那麽大的注意，但卻對馬歇爾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無法調和的，這就象兩條平行線，永遠走不到一起。雙方都沒接受美國調解人的意見。
在談判中共產黨比它的對手更成功一些。國民黨的談判代表並不是些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負責人張治中在軍方在黨內都沒有什麽人支持，蔣介石對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個姓張的助手，雖然說是代表係，但他的話卻代表不係，他得聽命於陳家兄弟，並向他們請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沒有什麽作用，挑選他去談判是因為他有一個“溫和派”的名聲。
這三個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蔣介石，隻能通過張群間接地向他匯報。
張治中深知，美國希望問題能和平解決，於是他便利用這種希望，常把馬歇爾的眼光引向過於樂觀的和平前景。
就他個人而言，他是贊成聯合政府的。他認為自己將在這樣一個政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陳立夫和他係在宣傳上一直不停地攻擊共產黨，他們質問談判會有什麽作用。
在宣傳戰線上，共產黨無疑在每個方麵都比國民黨聰明。
共產黨的代表因住在梅園5號，離國民政府大樓隻有幾百碼遠（這幢樓在推行憲政之後改為總統辦公樓）。中共代表團成為中外記者唯一的消息來源。周恩來對要求進行評論的記者總是有求必應。
埃裏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點去拜訪他，周恩來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發言人王炳南等也對記者十分熱情。從南京發出的有關和談的消息都是以共產黨的說法為根據的，這麽說毫不過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國民黨的傳聲筒中央新聞社和《中央日報》，都要靠共產黨提供和談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談判被認為是秘密的，而且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和發言人都害怕說出什麽讓蔣介石不高興的話，實在躲不過了，他們才會同意接見記者，但卻拒絕發言。這使共產黨一方控製了消息報導。
軍方的意見是有分歧的，蔣介石直接控製的中央軍完全反對與共產黨講和。抗日戰爭時他們與共產黨之間發生的局部衝突仍記憶猶新。另外，他們受的教育一直是讓他們去恨共產黨，恨了這麽長的時間，再讓他們去愛共產黨，已為時過晚。
而原來的軍閥手下的各種地方軍隊則大多採取中間立場。
誠然，他們不喜歡共產黨，但他們同時也恨中央軍，因為中央軍在裝備方麵有各種優先權。
閻錫山（山西的“模範省長”）是個例外，對所有的人他都說共產黨對和平並不真正感興趣。和其他的將領不同，閻錫山認為，即使能夠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共產黨也不會放棄將全中國共產化的計劃。他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都這麽說，1947年和談還沒有破裂時，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出了這一點。
馬歇爾嚴厲地指責蔣介石用軍事行動破壞了他的調解工作，並指責他把70％的預算用於軍費，使國家經濟陷於崩潰，這樣做隻會為共產主義的蔓延提供肥沃的上壤。
蔣介石回答說：共產黨從來就沒打算與國民黨合作，在蘇聯的影響下，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搞垮政府。唯一的辦法隻有消滅共產黨的軍隊，這需要八到十個月，至於經濟形勢，他無比自信地說，不會有崩潰的危險，因為中國是農業經濟。談到這裏，兩個人不歡而散。
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蔣介石顯然不再理會馬歇爾將軍了。
他自行其是，於11月27日向“國民大會”提交了一部憲法草案，這個草案於1946年聖誕節那天通過，從表麵上看，這部憲法處處都是按孫中山的希望製定的，它規定，一切公民和種族都是平等的；實行全民不記名投票；二十歲以上的男女享有選舉權；保障權利和自由；總統六年選舉一次；隻許連任一次等等。
遵照孫中山的臨終遺言，政府將分五個部門，即行政、立法、司法，監察和考選部門。大會同意憲法於一年之後生效。
中共和民盟沒有參加憲法的製定。除了國民黨之外，隻有兩個很小的黨派參加了憲法的製定工作，即青年黨和張嘉森領導的民主社會黨。
就中國大陸當時的情形而言，這部憲法的規定形同虛設。
在國民黨被趕到台灣之後，這些規定才在那裏或多或少地得到了某種程度上的執行。
看到事情已毫無希望，馬歇爾將軍要求將他召回。
1947年1月7日，他回到美國，擔任國務卿。
當天，他發表了一份長篇的“個人聲明”，說他的失敗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和共產黨對對方都有著“幾乎無法解除的懷疑”。
兩黨都是由極端分子操縱的，國民黨裏的是“一批反動派”，共產黨裏的則是“頑固的共產主義分子”。
他認為，在共產黨裏，有一批開明派，特別是那些年輕人，“他們是因為憎惡地方政府的腐敗才轉向共產黨的，”他們會把中國人民的利益放在共產主義思想之上。
他的聲明中沒有提到蘇聯，似乎中共從這一年開始出現的強硬態度，與史達林放棄與美國合作，幫助中共壯大軍隊的決定毫無關係。
美國對馬歇爾使命的失敗作了許多反省，這些反省包括馬歇爾將軍自己的觀點，已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但是，中國方麵的解釋雖然沒有引起那麽大的注意，但卻對馬歇爾失敗的原因作出了具有新意的分析。
國民黨和共產黨提出的條件是無法調和的，這就象兩條平行線，永遠走不到一起。雙方都沒接受美國調解人的意見。
在談判中共產黨比它的對手更成功一些。國民黨的談判代表並不是些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們的負責人張治中在軍方在黨內都沒有什麽人支持，蔣介石對他也不太信任。他的一個姓張的助手，雖然說是代表係，但他的話卻代表不係，他得聽命於陳家兄弟，並向他們請示。另一位是邵力子，他沒有什麽作用，挑選他去談判是因為他有一個“溫和派”的名聲。
這三個人都不能直接找到蔣介石，隻能通過張群間接地向他匯報。
張治中深知，美國希望問題能和平解決，於是他便利用這種希望，常把馬歇爾的眼光引向過於樂觀的和平前景。
就他個人而言，他是贊成聯合政府的。他認為自己將在這樣一個政府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陳立夫和他係在宣傳上一直不停地攻擊共產黨，他們質問談判會有什麽作用。
在宣傳戰線上，共產黨無疑在每個方麵都比國民黨聰明。
共產黨的代表因住在梅園5號，離國民政府大樓隻有幾百碼遠（這幢樓在推行憲政之後改為總統辦公樓）。中共代表團成為中外記者唯一的消息來源。周恩來對要求進行評論的記者總是有求必應。
埃裏克一周有一次早上三點去拜訪他，周恩來毫不拖延地接待了他。他的發言人王炳南等也對記者十分熱情。從南京發出的有關和談的消息都是以共產黨的說法為根據的，這麽說毫不過分。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連國民黨的傳聲筒中央新聞社和《中央日報》，都要靠共產黨提供和談的消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談判被認為是秘密的，而且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和發言人都害怕說出什麽讓蔣介石不高興的話，實在躲不過了，他們才會同意接見記者，但卻拒絕發言。這使共產黨一方控製了消息報導。
軍方的意見是有分歧的，蔣介石直接控製的中央軍完全反對與共產黨講和。抗日戰爭時他們與共產黨之間發生的局部衝突仍記憶猶新。另外，他們受的教育一直是讓他們去恨共產黨，恨了這麽長的時間，再讓他們去愛共產黨，已為時過晚。
而原來的軍閥手下的各種地方軍隊則大多採取中間立場。
誠然，他們不喜歡共產黨，但他們同時也恨中央軍，因為中央軍在裝備方麵有各種優先權。
閻錫山（山西的“模範省長”）是個例外，對所有的人他都說共產黨對和平並不真正感興趣。和其他的將領不同，閻錫山認為，即使能夠成立一個聯合政府，共產黨也不會放棄將全中國共產化的計劃。他在公開和私下的場合都這麽說，1947年和談還沒有破裂時，他就在太原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出了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