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如何，這隻是一種理論，而現在——1928年1月——
蔣介石正提倡給這三個連續的階段下一個清晰而直接的定義。
這樣，人們便可知道他們立身於何處了。
在中國的所有地區，官員們必須接受自治培訓，同時還要舉行專業考試，以便發現合適的專家，從事合適的工作。
幾天以後，國民黨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時，採納了蔣的全部建議。然而，他關於對“訓政”階段規定期限的要求則形同虛設。在1928年2月，整個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而且令人困惑。
確切他講，“訓政”階段甚至沒有開始，因為“軍政”階段還沒有過去，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繼續北伐，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蔣介石被問及北伐需要多長時間，他說他認為8月份之前能完成這一工作。
會議於2月7日結束。幾天以後，蔣便與馮玉祥取得了取係。兩個人共同草擬了重新北伐的詳細計劃，並完成了最高軍事人選安排。
由於馮較晚與國民黨結盟，眼下他還無意對蔣的最高權力表示疑問。雙方同意蔣除了總體指揮外，還將親自率領一路軍的10萬人；馮玉祥率領二路軍；三路軍由閻錫山率領；李宗仁率領四路軍，作為留守部隊。
即使在這一動盪與期待的時刻，上海還是吸引著蔣介石。
3月初，他攜同蔣夫人又來到了上海。
霍林頓·唐曾記述到：“他對位於黃埔江畔的這個世界性的大城市並不非常喜愛，隻有當職責需要時，他才呆在那裏，”如果不是“非常喜愛”的話，那也一定是有與之具有同等潛在價值的東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錢、影響、罪惡的魅力？——因為他從來不會離開上海很長時間。無論如何，他這次絕非是為了讚揚它而來到上海，而隻是為了檢閱他在龍華警備區的部隊，並提醒他們，對於涉及到租界內外國部隊的麻煩事情要袖手旁觀，因為近來那兒已發生了幾起類似的事件。
他說：“上海是一個所有國家的人匯集的地方，如果我們這兒的人不守秩序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將變得倍加艱難。上海的環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駐紮在此地三個月或者最多半年的軍隊都要變得士氣低落，軟弱無力。因此，我們這些軍官必須下決心控製好部隊，使士兵免受各種誘惑，約束他們的惡習，並為我們的士兵樹立榜樣。”
幾天後，當他回到南京時，他決心採取無情的行動，槍決了50名士兵，因為他們被指控參與了頭一年反對外國的暴亂。
此外還有很多人遭到軍事逮捕。
這便是他向外國勢力保證不再幹擾他們的方式。他希望與他們的接觸範圍縮小而不是疏遠。隨後，他又正式向他們保證，在北伐期間將不會再有任何反對外國人的暴行。接著，他呼籲外國停止向軍閥提供武器和資金，因為那樣會延長內戰。
月底，蔣把他的指揮部移到了徐州，這是北伐第二階段國民軍前進所至的最北處。他把他的部隊在揚子江的北岸按東西線部署。大約有70萬人聽從他的指揮，這是第一次北伐軍隊的近7倍。而他麵對的是張作霖的40萬人馬——由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指揮，另外6萬人由別的將領指揮。
4月7日，蔣宣布發起總攻，他的戰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的。主力部隊是他自己的一路軍，沿著津浦線向北挺進。與此同時，馮玉祥的二路軍和閻錫山的三路軍分別從南部和西部進攻河北，把東北軍閥的部隊從主戰場牽製過來。進攻開始後的第21天，國民軍開進了山東省會濟南。
然而在濟南，他們受到了一個新的意想不到的敵人——日本人的阻難。日軍的一係列暴行是由所謂的“濟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為蔣感到一絲驕做，因為蔣受的是他們的那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現在他們卻把蔣看成是對他們掠奪北方計劃的一個威脅，應該以某種方式控製住蔣，否則，他要把日本的保護對象——張作霖趕出北京。
日本人製造“濟南事件”是因為在那裏有重要的商業利益。
根據1919年的一個協議，日本已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中國還沒有承認這一現狀，日本卻決定行使這一權利，並把它作為阻撓國民黨北伐的理由。所以，他們向這個城市派駐了大量部隊。
蔣介石急於避免衝突。他的部隊沒有必要經過濟南，因為北部的軍隊已經潰退，於是他命令軍官們不要進駐濟南。但是，其中有名軍官可能誤解了這個命令，也可能對之表示蔑視，結果，他們開進了濟南。不久，國民黨軍和日本便處於緊張對峙狀態。
第一起暴行發生了。日本人包圍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當地的辦事處，割掉了負責人及16名人員的鼻子和耳朵，隨後又殺害了他們。
當蔣派遣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前去和日本將領談判時，也遭到逮捕。在脅迫下，他簽署了一項聲明，譴責中國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與此同時，濟南城遭到了機關槍的掃射和炮轟。總司令麵臨著兩種選擇。他要麽抵抗日本人，但這必須冒著劇烈對抗和戰敗的危險，要麽屈服於日本人，繼續向北進攻。他選擇了後者，靜悄悄地從濟南撤出了他的部隊，把他的主力部隊轉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區。當戰火停息的時候，這一退卻給他招來許多批評。
蔣介石正提倡給這三個連續的階段下一個清晰而直接的定義。
這樣，人們便可知道他們立身於何處了。
在中國的所有地區，官員們必須接受自治培訓，同時還要舉行專業考試，以便發現合適的專家，從事合適的工作。
幾天以後，國民黨中央召開全體會議時，採納了蔣的全部建議。然而，他關於對“訓政”階段規定期限的要求則形同虛設。在1928年2月，整個問題看起來很不真實而且令人困惑。
確切他講，“訓政”階段甚至沒有開始，因為“軍政”階段還沒有過去，首先應該考慮的是繼續北伐，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蔣介石被問及北伐需要多長時間，他說他認為8月份之前能完成這一工作。
會議於2月7日結束。幾天以後，蔣便與馮玉祥取得了取係。兩個人共同草擬了重新北伐的詳細計劃，並完成了最高軍事人選安排。
由於馮較晚與國民黨結盟，眼下他還無意對蔣的最高權力表示疑問。雙方同意蔣除了總體指揮外，還將親自率領一路軍的10萬人；馮玉祥率領二路軍；三路軍由閻錫山率領；李宗仁率領四路軍，作為留守部隊。
即使在這一動盪與期待的時刻，上海還是吸引著蔣介石。
3月初，他攜同蔣夫人又來到了上海。
霍林頓·唐曾記述到：“他對位於黃埔江畔的這個世界性的大城市並不非常喜愛，隻有當職責需要時，他才呆在那裏，”如果不是“非常喜愛”的話，那也一定是有與之具有同等潛在價值的東西在吸引他——朋友、金錢、影響、罪惡的魅力？——因為他從來不會離開上海很長時間。無論如何，他這次絕非是為了讚揚它而來到上海，而隻是為了檢閱他在龍華警備區的部隊，並提醒他們，對於涉及到租界內外國部隊的麻煩事情要袖手旁觀，因為近來那兒已發生了幾起類似的事件。
他說：“上海是一個所有國家的人匯集的地方，如果我們這兒的人不守秩序的話，那麽，我們的任務將變得倍加艱難。上海的環境太糟糕了，大部分駐紮在此地三個月或者最多半年的軍隊都要變得士氣低落，軟弱無力。因此，我們這些軍官必須下決心控製好部隊，使士兵免受各種誘惑，約束他們的惡習，並為我們的士兵樹立榜樣。”
幾天後，當他回到南京時，他決心採取無情的行動，槍決了50名士兵，因為他們被指控參與了頭一年反對外國的暴亂。
此外還有很多人遭到軍事逮捕。
這便是他向外國勢力保證不再幹擾他們的方式。他希望與他們的接觸範圍縮小而不是疏遠。隨後，他又正式向他們保證，在北伐期間將不會再有任何反對外國人的暴行。接著，他呼籲外國停止向軍閥提供武器和資金，因為那樣會延長內戰。
月底，蔣把他的指揮部移到了徐州，這是北伐第二階段國民軍前進所至的最北處。他把他的部隊在揚子江的北岸按東西線部署。大約有70萬人聽從他的指揮，這是第一次北伐軍隊的近7倍。而他麵對的是張作霖的40萬人馬——由他的兒子張學良（“少帥”）指揮，另外6萬人由別的將領指揮。
4月7日，蔣宣布發起總攻，他的戰略很清楚，而且最初是嚴格按照計劃進行的。主力部隊是他自己的一路軍，沿著津浦線向北挺進。與此同時，馮玉祥的二路軍和閻錫山的三路軍分別從南部和西部進攻河北，把東北軍閥的部隊從主戰場牽製過來。進攻開始後的第21天，國民軍開進了山東省會濟南。
然而在濟南，他們受到了一個新的意想不到的敵人——日本人的阻難。日軍的一係列暴行是由所謂的“濟南事件”引起的。
日本人曾一度為蔣感到一絲驕做，因為蔣受的是他們的那套嚴格的軍事訓練；但現在他們卻把蔣看成是對他們掠奪北方計劃的一個威脅，應該以某種方式控製住蔣，否則，他要把日本的保護對象——張作霖趕出北京。
日本人製造“濟南事件”是因為在那裏有重要的商業利益。
根據1919年的一個協議，日本已接管了德國在山東的特權。中國還沒有承認這一現狀，日本卻決定行使這一權利，並把它作為阻撓國民黨北伐的理由。所以，他們向這個城市派駐了大量部隊。
蔣介石急於避免衝突。他的部隊沒有必要經過濟南，因為北部的軍隊已經潰退，於是他命令軍官們不要進駐濟南。但是，其中有名軍官可能誤解了這個命令，也可能對之表示蔑視，結果，他們開進了濟南。不久，國民黨軍和日本便處於緊張對峙狀態。
第一起暴行發生了。日本人包圍了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當地的辦事處，割掉了負責人及16名人員的鼻子和耳朵，隨後又殺害了他們。
當蔣派遣的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前去和日本將領談判時，也遭到逮捕。在脅迫下，他簽署了一項聲明，譴責中國人首先挑起了事端。
與此同時，濟南城遭到了機關槍的掃射和炮轟。總司令麵臨著兩種選擇。他要麽抵抗日本人，但這必須冒著劇烈對抗和戰敗的危險，要麽屈服於日本人，繼續向北進攻。他選擇了後者，靜悄悄地從濟南撤出了他的部隊，把他的主力部隊轉移到河南他接管的地區。當戰火停息的時候，這一退卻給他招來許多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