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是“沙基慘案”（或者說“沙基事件”）。6月23日，一艘要停泊在廣州英國租界旁邊的法國炮艦向正在就“五卅慘案”舉行示威的群眾開炮，英國人則用機槍進行掃射，造成了很多入的傷亡。而大約在10天前，也就是6月12日，蔣介石剛剛從雲南和廣西軍閥手中奪回了廣州，粉碎了這兩個地方的軍閥企圖利用孫中山的逝世而奪權的計劃。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製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同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月1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十六人的委員製的國民政府和一個八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劃，該計劃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劃，廣東政府每年四千萬銀元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盡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
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盡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裏。不久後，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麽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盡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勾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月20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併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隻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年10月6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
“今天，我們長驅600裏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成群結隊的湧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象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裏）。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麽，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隻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麵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隻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麵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盡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劃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
當時的廣州明顯地籠罩著一種對外國人既恨又怕的氣氛，其中又混雜著一些勝利的喜悅情緒，因為這時國民黨正要進行重新改組，它所控製的地盤也有所擴大。國民黨的大元帥府也改稱為“同民政府”，這樣聽起來就顯得更正式一些了。所有忠於國民黨的軍隊現在也改稱為“國民革命軍”。1925年7月1日，國民黨選出了一個十六人的委員製的國民政府和一個八人的軍事委員會。汪精衛當上了這兩個委員會的主席。在大多數人看來，汪精衛這時明顯地被推上了孫中山的繼承人的位置。
在軍事委員會舉行的第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了他重新修改後的北伐計劃，該計劃要求把國民革命軍分為七個軍，並建立兵工廠和重工業。根據這個計劃，廣東政府每年四千萬銀元的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將被用於軍事預算。
盡管汪精衛偏向左派，但他同時也為國民黨右派所接受。
正因為他是左右兩派都可接受的人物，才使得他在競爭中壓倒了胡漢民和廖仲愷而奪得主席的寶座，盡管他比他們兩人都年輕，胡漢民為左派所憎惡，而廖仲愷則得不到右派的信任。不過，這兩人也都當選國民政府的委員和軍事委員會的委員。蔣介石也當選為軍事委員會的委員。
清王朝被推翻後，謀殺和背叛在中國成了司空見慣的事，1925年8月25日，廖仲愷被人暗殺，毫無疑問，暗殺是右派分子策劃的。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也是暗殺的策劃者之一，此事令胡漢民十分難堪。
鮑羅廷認為胡漢民與此事也有牽連，由於胡毅生已經逃跑，因此，鮑羅廷要求懲罰胡漢民，但蔣介石和汪精衛都不相信這一指控。蔣介石還將胡漢民藏在自己的家裏。不久後，胡漢民被有意派到蘇聯去執行一項特別使命，這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對他的一種奇怪的懲罰。由於此事嚴重地削弱了國民黨右派在黨內的地位，一批右派離開廣州，到上海或北方去另起爐灶。
此事使得汪精衛在黨內的競爭中處於領先地位，蔣介石則緊隨其後。但情況並不這麽簡單。軍事部長許崇智當時是蔣介石的上級，盡管他不是一個積極的競爭者，但他的存在對蔣介石可能抱有的政治野心仍不失為一個障礙，在廖仲愷被暗殺後，國民黨成立了一個處理軍政事務的特別委員會，許、汪、蔣三人是這個特別委員會的“三巨頭”。
接下來的是進一步的勾心鬥角。人們後來發現，許崇智與被擊敗的客家人陳炯明將軍保持著秘密接觸，而且，他手下的軍官也與廖仲愷一案有牽連。
9月20日，蔣介石率領他手下的黃埔軍校學員突然解除了許崇智部隊的武裝，而這些部隊後來被併入蔣介石的第一軍。
第二天，許崇智被解除了軍事部長的職務，並被剝奪了對粵軍的指揮權。他還被從廣州驅逐到上海。現在，競爭國民黨最高領導人的對手隻剩下蔣、汪兩人了。
被擊敗但尚未完蛋的陳炯明對國民黨來說，仍然如同芒刺在背。他從1925年初就一直在製造麻煩，現在他又重新發動了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覺得有必要一勞永逸地拔掉陳炯明這根刺。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國民革命軍的五個軍於1925年10月6日開始東征。一個月之後，蔣介石向廣州發去了報捷的電報：
“今天，我們長驅600裏已抵達惠州。普通老百姓從四麵八方成群結隊的湧來爭睹我軍的風采，並給我軍送吃送喝。”惠州是陳炯明叛軍的總部，該城被攻下後，陳炯明逃到香港避難，從此以後，他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
在蔣介石寫給當時任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的周恩來的一封信中，蔣抱怨各師團中黨的工作沒有做到家；他還抱怨軍官們的粗野行為（最不象話的一個例子是一個班長將臭襪子塞入一個士兵的嘴裏）。他寫道：“我們正在進行一場革命，如果我們不開始改善士兵的生活，那麽，所有那些關於改革和社會進步的標語就隻不過是一些空話，”遺憾的是，那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總理的回信沒有保留下來。
在戰場上取勝的蔣介石現在又麵對一場意想不到的政治挑戰。那些心懷不滿的國民黨右派，為了取得戲劇性的效果，在北京郊外的西山碧雲寺孫中山的靈樞前開了個會議。他們一共隻有十個人，但這並不妨礙他們發表一個口氣很大的決議。這個決議要求將所有的共產黨員從國民黨中清除出去，驅逐鮑羅廷等俄國顧問，全麵改組國民黨，將國民黨總部由廣州遷到上海等，當時正在惠州的蔣介石聽到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後，憤怒地譴責了西山會議的參加者，這使他仍然維持著一個國民黨左派領袖的形象。
這時，另一個叫“孫文學會”的右派組織也開始在廣州積極進行反共活動。
盡管有這些分裂活動存在，蔣介石此時仍覺得可以積極籌劃北伐，至少在軍事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