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軍閥最不能接受的一條就是：他們應該下台，接受製憲政府的領導。此外，北方的親日勢力十分強大。因此，等待孫中山的既有爭吵，又有危險。
於是，孫博士將他的追隨者召集到廣州開會，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說服孫中山不要北上，但他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決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孫中山啟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孫中山乘坐的船隻經過黃埔，當晚他在黃埔軍校過夜。他對蔣介石說：“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麽說，我是去那裏進行鬥爭。看了黃埔軍校表現出來的精神麵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務。
這樣，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孫中山啟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
孫中山就這件事徵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麽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紮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象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歷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麵，人們認為他大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歲；另一方麵，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盡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誌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年2月20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隻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文件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麽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盡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歷，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
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啟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麵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汙。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滲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
於是，孫博士將他的追隨者召集到廣州開會，想聽聽他們的意見。這些人都想說服孫中山不要北上，但他為了完成自己崇高的使命，仍決定去北京，1924年11月12日，孫中山啟程前往北京。11月13日，孫中山乘坐的船隻經過黃埔，當晚他在黃埔軍校過夜。他對蔣介石說：“我就要去北京了，是否能活著回來還很難說，不管怎麽說，我是去那裏進行鬥爭。看了黃埔軍校表現出來的精神麵貌，我感到它能完成我的革命任務。
這樣，我就是死也可以瞑目了。”
在孫中山啟程北上之前，鮑羅廷曾邀請他去莫斯科訪問。
孫中山就這件事徵求蔣介石的意見，蔣介石對此事的評價不高，他認為，與俄國人的合作是中國爭取自由和獨立所必須邁出的一步，但共產黨總是抓住一些事情大作文章。如果孫中山去訪問莫斯科，那麽俄國人肯定會就此事散布一些有害的謠言。孫中山靜靜地聽著，不加評論。
孫中山的健康在北上途中急劇惡化，終於在天津臥床不起，但他在新年前夕又掙紮著離開了病床。他到達北京後又碰到了挫折，親日派根本就沒有象孫中山所希望的那樣拒絕簽署那些不平等條約，他們已經與列強交換了對那些條約的外交承認。
由於傷心失望加上癌細胞已擴散到他身體的要害器官，孫中山於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不但使他免於經歷更大、更令人心酸的失望，而且，使他被追認為中華民國的國父，這個稱號既得到了國民黨的承認，也得到了共產黨的承認。
在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內部展開了一場爭奪繼承權的鬥爭。在開始的時候，蔣介石算不上一個真正的競爭者。
一方麵，人們認為他大年輕了，他當時還不到40歲；另一方麵，他是一個軍人——而不是一個搞黨務的人（盡管他是一個黨員）。
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愷三人則是真正有實力的競爭者——孫中山對他們三人幾乎都給予了同樣的信任，此外，他們三人還有一個有利條件，他們都是廣東人，這一條是蔣介石所欠缺的。人們都知道孫博士對他的廣東同誌較為偏心，他與大多數廣東人一樣，認為自己的同鄉比其他省的人更聰明更富於革命性，那些不幸的外省人免不了在孫中山的背後議論說他不能擺脫“老鄉觀念”。
汪精衛後來由於在1937年——1945年中日戰爭期間與日本人合作而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惡名，他在日本人手下擔任傀儡政府主席的職務，從此，他被冠以“漢奸”、“傀儡”之類的稱呼。
但在20年代，汪精衛被公認為是一個有獻身精神的革命者，他曾在1910年試圖刺殺清王朝的攝政王並因此而受到監禁，革命發生後他才重獲自由，從此，他身上就籠罩著某種神聖的光環。在三個競爭者中，他是唯一一個陪孫博士北上的人。在孫中山彌留之際，由汪精衛負責起草了他的政治遺囑，該遺囑經孫中山修改後，於1925年2月20日被抄錄下來。由於汪精衛後來背叛祖國，有些國民黨人又試圖對這份遺囑提出疑問，但這份遺囑隻不過表達了孫中山希望自己的追隨者要繼續自己未竟的事業這一願望，它並沒提誰是孫中山的繼承人，懷疑汪精衛偽造了這份文件的想法是沒有根據的。
在中國，年紀大的人比年輕人更受尊敬。汪精衛的一個不利之處在於他是三個競爭者中最年輕的一個。他在公共場合總是強烈支持與俄國人進行合作。因此，人們認為他是個左派，但他從未明確表示過他有什麽特別的原則。
廖仲愷則是一個更富有獻身精神的左派，右翼的國民黨人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的秘密黨員（盡管他們並沒有掌握任何有力的證據），他曾受孫中山的派遣，到日本與蘇聯代表越飛就國民黨與蘇聯合作一事進行過長達一個月的會談。
第三個競爭者胡漢民是一個保守派。他對俄國人抱有很深的疑慮。胡漢民有著光榮的革命經歷，因為他過去一直都在協助孫中山進行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編輯出版一份報紙並因此而聞名全國。胡漢民是一個學者，曾擔任過孫中山的秘書——
汪精衛也偶爾幹過這工作。比起另外兩個競爭者來，胡漢民還有一大優勢，那就是，孫中山在啟程前往北京之前，曾任命他為代理大元帥。
當時的競爭局麵就是這樣的。但蔣介石這匹黑馬卻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中國當時還發生了兩起流血事件，從而進一步激起了中國人的仇外情緒。當外國人得罪了中國人時，國民黨總是能從中獲益。這一次俄國人也成了受益者，因為這一次他們沒有與帝國主義列強同流合汙。
英國人把這兩次發生的事稱為“事件”，而中國人則稱之為“滲案”，這牽涉到誰是受害者的問題。
第一件是“5月30日事件”（或者說是中國歷史學家所稱的“五卅慘案”），英國軍官指揮各國巡捕向上海的示威群眾開槍射擊，當場打死了很多人。鮑羅廷得知了這個消息之後說：“我們沒有製造五卅慘案，這是別人送上門來的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