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冬季，蔣介石每天天亮前三小時就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去餵自己的馬，然後上早操，他整天都在戶外，晚上日本士兵們通常要幹奴僕般的苦活。
後來蔣介石對他在日本這幾年的生活隻字不提。這些活是規定死了的，非幹不可，他幾乎沒有時間和自己的中國同學往來，但一旦和他們聊起來，他總要說些“上戰場比這要苦得多，沒有人不可忍耐之事，習慣成自然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很奇怪，蔣介石似乎並沒給他的日本長官們留下什麽印象。他們絕沒想到他會幹成什麽大事。幾年以後的1929年，這時的蔣介石已出名了。
長岡外史冥思苦想試圖找到蔣成功的秘密，他寫了篇文章回憶說：1927年在東京，他邀請蔣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樣，蔣穿戴得筆挺，“象個瀟灑的影星”，謙恭有禮得有點兒過分，告別的時候，蔣獻給長岡一個條幅，上書“不負師教”四個字。長岡外史認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報才是蔣介石成功的秘密。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中時，他便決定暫時放棄在日本的軍事學業，馬上回去參加革命。自那以後，尤其是參加杭州戰鬥以後，蔣介石的個人經歷就開始同中國的現代史結合在一起了。
開始他並不引人注目，後來則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國民黨的史學家們都稱蔣介石的部下為“敢死隊”。在帶領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撫衙門之前，他給母親寫了封信，信中懇切地希望母親“恕兒不孝之罪”。接著他又說他是多麽希望能幹一番事業出人頭地，縱然戰死也心甘情願。從他母親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確實是個名副其實的剛強的母親。她在給兒的回信中說：“獻身與否均由你的事業決定。家中的事不必掛念。”
戰鬥勝利結束了，盡管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他的作用與重大得多的整個事業相比顯得很有限——而且這場戰鬥的勝利充其量也隻能算整個杭州起義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認為他於得挺不錯。後來，一位將領寫了本不長的書《浙江獨立紀實》，書中把蔣介石當作英雄特寫了一番。為表敬意，他獻給蔣介石一本，並隨書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風尚，蔣介石回信說，他無功受過獎，受之有愧，並希望此書再版時，作者也能公正地評價一下書中未曾提及的參加了這次戰鬥的其他人員。
有一本蔣介石的傳記記錄了這次信件往來，但沒說明日期。不過可以推斷出這事可能發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這個月.國民黨成立了。也正是在這個月，袁世凱派人暗殺了一位民國將領。
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運動的狀況：清政府被推翻了、但這種變化的結果隻是僅僅讓另一個清朝的官員上台，而他對孫逸仙的革命綱領——三民主義毫無興趣，如果這樣的話，那這種變化還有什麽意義呢？蔣介石覺得幻想破滅了，他不甘謀職於袁世凱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決定返回東京繼續學習他的軍事。
他一麵學習，一麵擔任《軍聲》雜誌的編輯工作，該雜誌經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軍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這段時間寫成的。他在《軍聲》雜誌創刊號上撰文嚮往一個大同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各種族和睦相處，隻需警察來維持秩序，沒有戰爭，因而也無需軍隊。他更現實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勢，指出俄國和日本最有可能與中國為敵，他排除了中國能經受得住俄國人進攻的可能性，指出實際上無論侵略來自何方，中國都不堪一擊，並大聲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萬人的正規陸軍來保衛國家。
就中國的麵積和當時龐大的人口而言，這已是相當小的兵力，但這也將花去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國家收入。
他還強烈批評了把軍權和民權集中於省總督一人之手的製度，他寫道：這種製度要是不改變，中國總有一天會變成由許多各自為政的王國組成的一個鬆散的拚盤，因此，軍權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掌握。
蔣介石發表這通狂論時是二十五、六歲。20和30年代，戴高樂就法國的國防問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和書籍，並引起了爭論。這樣看來，蔣介石發表類似文章時比戴高樂要年輕十歲。
盡管那時人們同樣愛好爭論，但蔣介石的這篇文章是否引起過類似的爭論並無記載。不過，當時他還很年輕，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還是在一個異邦的首都寫出來的。
那時候在遠東，任何一個想從事軍事生活的年輕人學習軍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後才能輪到另一個軍事強國德國。蔣介石正打算去德國繼續他的軍事學習時，孫逸仙為推翻袁世凱而發動了“二次革命”。蔣介石立即趕往上海投奔陳其美，擔任了陳的參謀長。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計劃，陳其美宣布上海獨立，但這次也和以前一樣，革命者舉事迅速，失敗也迅速。他們攻打的製造局防守嚴密，戰鬥中蔣介石還被一名哨兵抓獲，但他設法逃了出來。
蔣介石失敗了，但並沒因此而失寵，在孫逸仙眼裏，他甚至變得更堅強了。要說孫中山是個成功的革命領袖，似乎不太恰當，但蔣介石對他身處逆境所表現出的勇氣倍加欽佩。
禦用的傳記作者因此而認為他倆的親密友誼即始於此時。
後來蔣介石對他在日本這幾年的生活隻字不提。這些活是規定死了的，非幹不可，他幾乎沒有時間和自己的中國同學往來，但一旦和他們聊起來，他總要說些“上戰場比這要苦得多，沒有人不可忍耐之事，習慣成自然嘛”等等諸如此類的話。
很奇怪，蔣介石似乎並沒給他的日本長官們留下什麽印象。他們絕沒想到他會幹成什麽大事。幾年以後的1929年，這時的蔣介石已出名了。
長岡外史冥思苦想試圖找到蔣成功的秘密，他寫了篇文章回憶說：1927年在東京，他邀請蔣和日奉大佐一起喝茶。和往常一樣，蔣穿戴得筆挺，“象個瀟灑的影星”，謙恭有禮得有點兒過分，告別的時候，蔣獻給長岡一個條幅，上書“不負師教”四個字。長岡外史認為正是忠心耿耿和知恩必報才是蔣介石成功的秘密。
當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蔣介石耳中時，他便決定暫時放棄在日本的軍事學業，馬上回去參加革命。自那以後，尤其是參加杭州戰鬥以後，蔣介石的個人經歷就開始同中國的現代史結合在一起了。
開始他並不引人注目，後來則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
國民黨的史學家們都稱蔣介石的部下為“敢死隊”。在帶領部下成功地攻打浙江巡撫衙門之前，他給母親寫了封信，信中懇切地希望母親“恕兒不孝之罪”。接著他又說他是多麽希望能幹一番事業出人頭地，縱然戰死也心甘情願。從他母親的回信可以看出，她確實是個名副其實的剛強的母親。她在給兒的回信中說：“獻身與否均由你的事業決定。家中的事不必掛念。”
戰鬥勝利結束了，盡管對一個年輕人來說，他的作用與重大得多的整個事業相比顯得很有限——而且這場戰鬥的勝利充其量也隻能算整個杭州起義的一部分，但大家都認為他於得挺不錯。後來，一位將領寫了本不長的書《浙江獨立紀實》，書中把蔣介石當作英雄特寫了一番。為表敬意，他獻給蔣介石一本，並隨書附信一封。按照儒家的風尚，蔣介石回信說，他無功受過獎，受之有愧，並希望此書再版時，作者也能公正地評價一下書中未曾提及的參加了這次戰鬥的其他人員。
有一本蔣介石的傳記記錄了這次信件往來，但沒說明日期。不過可以推斷出這事可能發生在1912年8月。正是在這個月.國民黨成立了。也正是在這個月，袁世凱派人暗殺了一位民國將領。
這些事件反映了革命運動的狀況：清政府被推翻了、但這種變化的結果隻是僅僅讓另一個清朝的官員上台，而他對孫逸仙的革命綱領——三民主義毫無興趣，如果這樣的話，那這種變化還有什麽意義呢？蔣介石覺得幻想破滅了，他不甘謀職於袁世凱麾下。也就是在那一月——1912年8月，他決定返回東京繼續學習他的軍事。
他一麵學習，一麵擔任《軍聲》雜誌的編輯工作，該雜誌經常由他自己撰槁。他的第一篇軍事政治著作就是在1912年——
1913年這段時間寫成的。他在《軍聲》雜誌創刊號上撰文嚮往一個大同的世界，在這樣的世界裏各種族和睦相處，隻需警察來維持秩序，沒有戰爭，因而也無需軍隊。他更現實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勢，指出俄國和日本最有可能與中國為敵，他排除了中國能經受得住俄國人進攻的可能性，指出實際上無論侵略來自何方，中國都不堪一擊，並大聲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萬人的正規陸軍來保衛國家。
就中國的麵積和當時龐大的人口而言，這已是相當小的兵力，但這也將花去相當於中國的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國家收入。
他還強烈批評了把軍權和民權集中於省總督一人之手的製度，他寫道：這種製度要是不改變，中國總有一天會變成由許多各自為政的王國組成的一個鬆散的拚盤，因此，軍權必須由中央政府來掌握。
蔣介石發表這通狂論時是二十五、六歲。20和30年代，戴高樂就法國的國防問題也發表了一些文章和書籍，並引起了爭論。這樣看來，蔣介石發表類似文章時比戴高樂要年輕十歲。
盡管那時人們同樣愛好爭論，但蔣介石的這篇文章是否引起過類似的爭論並無記載。不過，當時他還很年輕，又不太出名，而且文章還是在一個異邦的首都寫出來的。
那時候在遠東，任何一個想從事軍事生活的年輕人學習軍事，首先想到的便是日本，然後才能輪到另一個軍事強國德國。蔣介石正打算去德國繼續他的軍事學習時，孫逸仙為推翻袁世凱而發動了“二次革命”。蔣介石立即趕往上海投奔陳其美，擔任了陳的參謀長。
1913年7月23日，按照事先的計劃，陳其美宣布上海獨立，但這次也和以前一樣，革命者舉事迅速，失敗也迅速。他們攻打的製造局防守嚴密，戰鬥中蔣介石還被一名哨兵抓獲，但他設法逃了出來。
蔣介石失敗了，但並沒因此而失寵，在孫逸仙眼裏，他甚至變得更堅強了。要說孫中山是個成功的革命領袖，似乎不太恰當，但蔣介石對他身處逆境所表現出的勇氣倍加欽佩。
禦用的傳記作者因此而認為他倆的親密友誼即始於此時。